重讀佛洛伊德 (電子書)

推薦序一  翻譯精神分析的當代性：繁／異  林耀盛
推薦序二  精神分析的譯（異）者  沈志中
重讀佛洛伊德：譯註者導論
翻譯說明
 
第一部分  重讀佛洛伊德
譯註者簡評
1-1.精神分析中的幾點基本教訓
1-2.防衛過程中，「我」的分裂
1-3.原初字詞中的正反兩義
1-4.不可思議之事
1-5.否定
1-6.分析中的建構
 
第二部分  技法篇
譯註者導言
附錄：精神分析教學討論的一個片段舉隅
2-1.釋夢在精神分析中的運用
2-2.傳移的動力
2-3.對執行精神分析治療者的一些建議
2-4.論分析治療的開始（對於精神分析技法的進一步建議Ⅰ）
2-5.回憶、重複與通透（對於精神分析技法的進一步建議Ⅱ）
2-6.對傳移情愛的觀察（對於精神分析技法的進一步建議Ⅲ）
 
中英譯名對照表
英中譯名對照表
 

推薦序一

翻譯精神分析的當代性：繁／異

林耀盛（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宋文里教授這本書《重讀佛洛伊德》，是一本嘔心瀝血琢磨功夫練就的不容易完成的譯註書籍。儘管本書涉及精神分析的兩個難題，佛洛伊德與翻譯，宋老師依舊展現回應難題的努力成果。

　　佛洛伊德的難題，在於精神分析的詮釋。對於佛洛伊德而言，基本上，只有一種應用精神分析，也就是精神分析的臨床治療。他曾經給予精神分析定義如下：（一）一種研究心靈過程之方法，除此之外，幾乎別無他法可以達到。（二）一種建立在此研究之上之神經症疾患的治療方法。（三）藉此途徑所獲得的一系列心理學觀點，而它們逐漸擴展為一門新興的科學學科。由此，精神分析是一種研究心靈過程的方法，而當我們在其他領域運用精神分析的概念與構想時，那並不是應用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原本就是一種「研究方法」。精神分析的「後設心理學」始終是一種依照臨床病理材料（症狀、夢、失誤行為等）而不斷地反省與演變的科學預設，而非可直接應用的教條理論，無論是應用在臨床治療或人文科學。也因為臨床的現場性，作為研究法與臨床實踐的精神分析，無可避免涉及如何轉化的在地文化語境問題。這也是宋文里教授在多年前的提問：「我們（作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研究社群）可以從心理病理學和心理治療實踐的根本之處談起。對於這個根本問題的敘述，不應是以回到傳統漢語來當作解決，而是先要從傳統漢語如何翻譯成現代漢語來著手，於是臨床／本土的問題（經過翻譯）就變成臨在／自身的問題。」

　　我們自身遭遇的翻譯難題，在於精神分析與漢語文化的不可共量性。孔恩（T. Kuhn）指出翻譯包含兩類異質的動態，一種是狹隘的、技術意義的翻譯動態；一種是解釋意義的狀態。前者如英文翻譯為中文的形式，後者如歷史學家或民族誌工作者解讀一種不為知識界所瞭解的文本。翻譯對即使嫻熟於雙語系統的人來說，也是困難重重。孔恩後來引入心理辭典（mental lexicon），說明在常態科學階段，說話社群中的概念系統的標準或有變化，但並不改變其心理辭典的結構。科學革命階段，心理辭典結構產生轉變。因此，在典範的狹義意義上，不可共量是在不同概念系統的心理辭典結構層次上，彼此以辭典結構上不可互相轉譯的陳述呈現。但是，不可共量既不是指不可對話，亦非指不可比較性，更不是指知識體系的全面差異。概念系統的差異是局部的、並非全然地不可對話和不可相互比較。就此而言，一個理想的精神分析翻譯，應該明顯不同於其他的翻譯。

　　這本宋老師的精心譯註之作，顯示宋老師在漢語基礎下的臨床功夫，嘗試向讀者說服重新閱讀佛洛伊德的翻譯文本，需要不同於其他翻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書精選的譯本，不僅是因為除一篇文章外，尚未有中文翻譯，重要的是呈現佛洛伊德構築思想的歷程，以捕捉其由短論註記發展成重要論著的耕耘思想的「延異痕跡」，呈現佛洛伊德全集本身「未完成式」的反覆思想鍛鍊過程。當然，佛洛伊德的論述終究是「未完成式」，本書的譯註分成兩大部分，可說屬於理念篇與技法篇，都是「正在進行式」。這本書並非研究大全或閱讀指南，或是佛洛伊德的臨床密技法，而是促發我們重新認識精神分析的觀點。若以完整論述的文本是理解佛洛伊德的大他者（A）比喻，短文註記則如小他者（a），是引動理解精神分析的重要動因。

　　但有時，終究有話語轉譯的難言之處。然而，本書選譯評注的文本，無非是展現另一種考古學的形式，這樣的考古學不是要回到歷史過往遺址的路向，而是要回到我們「當下處境」，看到過去佛洛伊德留下來的問題，我們當代如何回應的處境。進言之，既然這是未完成式，宋老師的精選翻譯，不僅是帶領我們閱讀佛洛伊德的文本經驗，更啟發佛洛伊德思想所遭遇的問題，我們當代可以如何回應的重大課題。甚至，透過佛洛伊德的翻譯評註，帶出未完成式中可能的「未思」意義。「未思」的部分往往是由側面標定它、揭露它，這是一種思想的體驗，如此的體驗來自於研究，比較適合的策略是探索它，而不是用範疇來探討。宋老師長年對於精神分析的研究教學所淬鍊出的翻譯功力，充分展現這本書出版的當代價值，無非也是指向一種精神分析未思體驗的探索，而非定論的範疇。

　　因此，對於「回應問題」的關注，不是太快認同於啟蒙之光而自我遮蔽於既有的認識牢籠，而是在時代光照中持續搜尋暗影的旅人。宋老師始終是這樣的旅人，不斷在暗影中考掘，促發當代人共同面對我們尚未回應的佛洛伊德留下來的問題。當然，回應佛洛伊德留下的問題，需「重讀」佛洛伊德。重讀，不僅是多重反覆閱讀，更是重要的經驗過程。如〈論分析治療的開始〉（參見本書譯註）一文所示，我們閱讀精神分析的讀本，或許如同精神分析的實際操作，佛洛伊德認為就像西洋棋譜一樣，往往只有開局與結局的呈現，其過程依個人的不同而變化萬千，許多方式是依個人的習慣而定，分析師也應依病人的特質與個人的理由作適當的調整。只是，佛洛伊德的個案，與其說可以被治癒，不如說，經由精神分析的運動，重新「認識」自我的多重性。本書的閱讀位置，當然不是去複製體驗或片段相信，而是尋找自我分析的位置。

　　精神分析是一種使命，也是一則主體寓言，在這座永恆之城堡裡，當代精神分析的守城人，已多所變形（各式各樣的新、後佛洛伊德主義者們），但都無法繞道佛洛伊德的遺產，以及他所留下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話語。宋老師透過這本書所精選論文的翻譯評註，是一種對佛洛伊德遺產的注視。它從那一個發光點的層次注視著我們，讓整個精神分析的風景變得不只是風景，而是展示凝視永遠是光與晦暗之間的運作，是那樣的一縷光的閃現，帶著所有的模糊性和變化性，參與、注視著我們閱讀視窗的風景，以及聆聽沿路景觀的話語。

　　莊子曾提到：「辯也者，有不辯也。」莊子不僅不斷「因言遣言」的「否定敘述」，同時他還對自己的「否定敘述」加以否定。他相信自己的話和別人的話一樣，都是可以自我磨滅，自我否定。由此文化資源來看，宋老師評註文本的空白處、提問處，是宋老師留白不語的部分，這是讀者閱讀此書時參與思考的起點，也是與宋老師翻譯對話的開端，打開追問佛洛伊德面對的問題，以及探索未思的地帶。如此的體驗過程或許更可以見證出精神分析在二十一世紀，仍會是辨識時代口音與容顏的一種方法，只要，願意積極傾聽，聽瘖啞。在語言結束的地方，沉默開始了。沉默緩和地為時間引路，這也許，就得進入自我分析的反覆旅程，才能瞭解佛洛伊德不在別處，而在我們的生活、文字、書寫和夢作之中。

　　閱讀本書，是以增補佛洛伊德文本的方式出場，以別種語言出場。語言總是不斷地換場，在換一個方式說出的過程中，就像是更換鏡頭。在「彼」語言中翻譯「此」語言，意義在轉譯的同時也是意義的新生。我們，透過本書鏡頭所指向的位址閱讀聆聽，始終，以不離焦點的方式靠近精神分析的場景。

推薦序二

精神分析的譯（異）者

沈志中（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基礎精神病理學暨精神分析學博士）

　　無論在精神分析理論或其治療情境中，翻譯始終是重要的課題。如佛洛伊德早期便認為造成症狀的「抑制」（Verdrängung）是因為記憶無法被「翻譯」（Übersetzung）為文字所致，甚至也以翻譯為模型提出著名的精神裝置假設，亦即記憶並非知覺所留下的永久痕跡，而是會以不同的符號（Zeichen）被多次「重新排序」（Umordung）、「重新書寫」（Umschrift），最後構成為「無意識、前意識與意識」等系統。如此，從一個系統到另一系統所涉及的意義的改變就有如翻譯一般。

　　顯然佛洛伊德對翻譯有著深刻的體悟，也因此能夠從自身豐富的翻譯經驗道出譯者的命運：「譯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那甚至是雙重的背叛，因為翻譯必然背叛原文，亦背叛譯者自己的母語。以致於如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所言，「好的翻譯」總是受到兩種南轅北轍的評價，像是「真無法相信這是翻譯」或「這簡直就是原作」。前者顯然是因為翻譯完全拋棄了原文，才能寫出不像翻譯的文筆；而後者則徹底抹煞了母語，才能讓翻譯等同於原作。翻譯便是如此矛盾的顛覆與自我否定。

　　然而，翻譯令人著迷之處又何嘗不是在於翻譯的不可能性。在外語的衝擊下，譯者被迫從語言的主宰者退位，不再確定什麼才是「忠實」的翻譯。但此種無權威的不確定性反而更讓他執著於不可能的「恰當」翻譯。譯者當然也知道，最好是不要翻譯，直接閱讀原文；而一旦翻譯，就只能無盡地追逐永不可及的「理想」。這正是翻譯的「異化」（aliénation）效應所產生的慾望辯證──就拉岡（Jacques Lacan）對該詞的定義而言。翻譯必然造成譯者的分裂與被欲求的新的空洞客體產生。翻譯必須捨棄原文才能將作品轉變成譯者的母語，但同時翻譯也必須背棄母語才能讓它「說」它所沒有之新事物。正如「叛徒」這個字，無論是德文的 Verräter，或法文的 traître，均帶有「背叛」與「洩密」的雙重意義。譯者既「背叛」又「洩密」。顯然除了背叛原作、背叛母語這種雙重原罪之外，譯者同時也揭露了某種不為人知或無意識的語言的秘密。

　　同樣地，在《譯者的職責》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也主張翻譯並非為了不懂原文的人而作，而是一種獨特的語言形式。翻譯的功能在於讓作品得以在另一個語言中延續其生命（Überleben, Fortleben）。讓不同的語言各自以不同的形式說著「純粹語言」（reine Sprache）或「原初語言」（Ursprache），就像從支離破碎的碎片拼湊出花瓶的原貌。如此，翻譯就如同精神分析的「詮釋」（Deutung），它並非以意義取代另一個意義，而是透過意符的流動，去逼近一個具決定性的核心欠缺。

　　就此而言，翻譯永遠都只是語言生命的一小片段或一場「文字旅遊」（le voyage des mots）。譯者的職責就在於盡量敞開其母語的門禁並悅納異己，讓被翻譯的作品能以令人感到陌異的「異者」面貌在另一個語言世界旅遊。當語言差異的碰撞並未導致「異者」的退避，而是引發更廣泛的議論時，或許旅遊中的「異者」也會考慮在另一個語言內定居。如此，翻譯的忠實並非忠於不可及的原文，而是忠於這種接納外語、呈現不可化約之語言差異的作業。宋老師的翻譯與評註工作，無疑是從譯者走向異者這一職責的體現。

　　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譯落後英、法等西方語言，甚至也落後日、韓等東方語言數十年之譜。但翻譯的落後未必是劣勢，因為從各種語言的翻譯經驗來看，中文精神分析學界將更有所警惕，不再心存提供一套既成、標準的佛洛伊德術語的幻想。雖然在英譯《標準版》（Standard Edition）的旗幟之下，這樣一套便利的術語確實對精神分析的傳播帶來一定的貢獻。然而晚近許多論者均一再挑戰《標準版》的權威，並質疑以這樣一套標準的術語來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所失去的難道不比所獲得的要多出許多？正如法文版《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全集》的譯者所言，佛洛伊德的翻譯不應有最終的版本，而應是不斷翻新的「重讀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的作品乃是一種朝向越來越差異化的概念發展運動。若翻譯只是去適應並試圖重建此一運動，這仍不足夠。所有真正的翻譯均不僅去體驗作品這個異者，相對地也讓作品去體驗翻譯這一異者經驗。唯有異者才能發現作品中隱伏的事物，也唯有過渡到一種外語才使作品的發展更為完備。〔……〕翻譯將成為作品生命中的一個契機。」

　　若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譯能引領讀者對佛洛伊德更深入、更全面性的討論，甚至引出更多的翻譯工作，那麼精神分析的中文譯（異）者或可減輕其背負之滔天大罪。

譯序    

重讀佛洛伊德

譯註者導論

　　知識作為一套同時發生的複雜事件之表達，我們無從說起，除非透過一一描述；也正因如此，我們所作的說明從一開始就恰恰由於單面的簡化而難免謬誤，故必須等到它們可以受到補充，而後可建之，亦可正之。－－佛洛伊德（Freud in S. E., 23: 205）

　　We have no way of conveying knowledge of a complicated set of simultaneous events except by describing them successively; and thus it happens that all our accounts are at fault to begin with owing to one-sided simplification and must wait till they can be supplemented, built on to, and so set right. (Freud in S. E., 23: 205)

　　佛洛伊德有幾篇「未完成」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首尾兩篇：一是精神分析事業的起點，〈科學心理學研究大綱〉（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1895）一文，擘劃出有如謎團的 φψω 系統大綱；另一是寫到半途絕筆的〈防衛過程中，「我」的分裂〉（Splitting of the Ego in the Process of Defense, 1938/1940）短文，把原已分裂拼裝的結構理論再加以核子分裂。二十四卷的《西格蒙．佛洛伊德心理學著作全集標準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簡稱《英文標準版》，縮寫為 S. E.）實際上顯現出一位令人驚異的思想家，如何以恆動過程（processive）的狀態來建立精神分析這門學問。因而這部卷帙浩繁的《全集》本身即是一部特大號的「未完成作品」――直到八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陷落在那個巨大未解的謎團之中，四面八方摸索著各種出路――超過七十種國際專業期刊，數以萬計的各種語文專書和論文，正在持續建立這門顯學的大業。

　　中文世界當然也陷在這個摸索的風潮之中，但只消知道：《全集》的中文譯本，至今只出現了全文的大約三分之一。當全世界知識界有很多地方以讀完《全集》來做為踏進精神分析學問的門檻，那麼，我們這個語文的知識界只能算是在門外徘徊的過路客。即令是在美國，佛洛伊德過世後將近三十年才掀起「重讀佛洛伊德」（Re-reading Freud）運動，為他們的學界在上一代的長期誤讀與亂解而進行全面的門戶整理。我們無法避免這種「重蹈覆轍」，問題是，如果我們真要進入這門學問，我們有沒有辦法先把翻覆的車給扶起來？

　　現代漢語（中文）本身，尤其是學術語言，從歷史的長河觀點來看，從其形成以來，可說是一直處在牙牙學語的狀態。從翻譯史來回顧尤其可知如此。在現代化的第一波中，即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我們曾使用大量的日本漢語借詞――就是借用了日本在翻譯西語時所鑄造的現代語詞（因為用的都是漢字，故不稱為「外來語」，而稱為「借詞」）。這裡不詳論借詞有多少，借用了多久，只要大家明白：日本使用的漢字，在很多地方表現了不同於漢語本身的語意，因此，借詞雖是個方便之計，卻同時造成了漢語本身在構詞法上的迷亂。「大學」、「哲學」、「心理學」、「物理學」、「生物學」、「經濟學」等等，如果一開始就由漢語使用者來自行造詞的話，到底會是何等光景？我們已經無法想像，但現在應該已有能力做正本清源的討論。其次，到了更近的時代，許多紛至沓來的新語詞，使用翻譯的漢語似乎都還不太能夠安定或區辨詞義，所以習慣上都還需用「後附原文（通常是英文）」的方式來現身，譬如：「自我（self）／自我（ego）」、「概念（concept）／概念（notion）」等等；或必須一直把新語詞加上引號，譬如：「……彼一时此一时，“语境”……变了，“意义效果”随之而变。但此“受取意义”有两个层面……」。像這樣的語言，一方面靠著翻譯造詞，但還脫離不了對於原文的依賴；另一方面則顯然是尚未發展出穩定的意義，故隨時還需扶著引號的柺杖。

　　回到心理學的問題。由於佛洛伊德是現代心理學的學問根本之一，但學院心理學受到美國學院主流的扭曲影響，把佛洛伊德和他創造的精神分析邊緣化，乃至避而不談，因此，我們要尋路走回佛洛伊德之時，必須以「重讀佛洛伊德」來展現一個不能省掉的功課――對於精神分析這門顯學的翻譯。我們雖看似有超過半世紀的翻譯史，但這過程中充滿誤讀與亂解，反省一下就知應該進行全面的整修。我們該作的功課是重新翻譯，尤其是那些不曾出現過中文譯本的重要著作，或先前有太多錯謬的翻譯，我們只能以重讀的方式來逐步進行翻修。

　　這個功課，在本書中分成兩部分來呈現。第一部分是以「最後的佛洛伊德」為主幹，即《全集》末卷（一九三七―三九）中的幾篇選文，同時以前後比對的方式，選出幾篇早期或中期的重要作品，看看我們在先前的點狀翻譯的狀態下，是否確實誤解（或不解）佛洛伊德的意義脈絡。其次，第二部分是佛洛伊德在一九一四―一五年間所寫的《技法篇》，這是拉岡認為佛洛伊德和自己最不一樣的幾篇寫作。這兩部分的翻譯加上評註，就是我所謂「重讀佛洛伊德」的先期功課。但在此之外，這功課還有一個潛在的考慮，就是本書所選的佛洛伊德著作，除了一篇以外，其他都未曾有過中文譯本。佛洛伊德有很多重要的作品，是以「短論」的形式寫成，而我們看到已有的中文譯本比較著重是成書的作品，其中偶爾會附有一兩篇短論，譬如〈論無意識〉（The Unconscious）、〈論自戀：導論〉（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從佛洛伊德的寫作方式來看，成書的作品固然更像是寫完一個主題，或處理完一套理論，但這並非實情。有些編成一本而出版的書，實際上是由幾篇短文收錄而成的（譬如《性學三論》），另外，幾本重要的理論則是篇幅短小的書（譬如《自我與伊底》）。如果我們忽視了這個寫作與出版的現象，就會使得很多短論被出版者遺漏。短論而非長篇大論，構成了二十四卷《全集》的大部分，一方面說明了佛洛伊德的寫作，其中不斷構想的「精神分析」這套學問，較多時候是邊想邊寫，而不是構想完整才下筆的大計劃――因此我們可以再說一遍：《全集》本身即是一部特大號的「未完成作品」。關於佛洛伊德理論未完成的問題，我留到《技法篇》的導論部分再來多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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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這本《精選集》的翻譯，還需交代的一個問題是：為何從英文《標準版》中選譯，而非譯自佛洛伊德的德文原著？很現實的回答是：就目前的語文環境來說，我們還很難逕自閱讀佛洛伊德的原文（德文）作品――以心理學這個學圈最現實的條件來說：（就我所知）從現代化開始至今，超過一世紀了，還沒有一位有影響力的心理學者曾經留學德國或其他德語國家，這就是我們所需面對的「語文環境」。而我們所需的也不僅是「語文環境」的問題――我們若要建立「漢傳的精神分析學」，就要有一個能以漢語來討論精神分析，同時又能和國際精神分析接軌的學術社群。這是目前整個中文世界的學術環境所共同面對的學術挑戰。在我們的大學裡，不是多半讀著外文（英文）的教科書，卻用漢語來講課和討論嗎？但我們畢竟不是生活在雙語或多語的世界中。大多數人口，在漢語之外把英語當作「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來學習，且常遲到中學之後才開始。這種外語的學習環境，使我們平均的外語程度都還不足以像使用母語那般順利，譬如大多數大學生閱讀英文的速度（根據語言學家的調查發現），大約都要比閱讀中文多出四到五倍的時間。簡言之，這就無法構成「雙語」的環境。我們所謂的「雙語學校」，其數量和「中文學校」是根本不成比例的。漢語是我們大多數人最精通的語言，並且所謂的「漢傳」，在文化史上，這不是第一遭，但這個任務的艱鉅程度，已遠遠超過漢傳佛教那個時代的挑戰。精神分析的學問，其實只不過是這個艱鉅挑戰的一片剪影──怕只怕的是這個「漢傳」的傳人，連影子都沒看見。

　　但對於我們所面臨的佛洛伊德研究來說，英文版至少提供了一個可窺全豹的機會。英文「標準版」是目前國際精神分析學界共用的文本，我們在此用英譯本來開始，這情形正如佛經之透過梵文，而不是以釋迦使用的原文，來建立漢傳佛學系統一樣。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要把精神分析的漢傳文本一步一步堆建起來――像佛洛伊德所說的「可補，故可建之，可正之」（can be supplemented, built on to, and so set right）――而不是要立刻完成一部用來典藏的《大藏經》。現代的佛學研究已經進入各種譯本相互比較的階段：巴利文、梵文、漢文、藏文等等，在所難免。但我們不能一直等待水到渠成，不能等到德語心理學研究人才都已到位的時刻。尤其對我自己來說，記得很深刻的詩句，出自王陽明：「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我的「歸隱」是指從教職退休，總算可以不待完名，毅然全心投入譯經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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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也應談談我進入這種「佛洛伊德研究」的機緣：如何把「佛洛伊德研究」作為專業「精神分析研究」的必要基礎。

　　大學時代開始接觸「新潮文庫」中的許多精神分析文獻譯本，其中包括了佛洛伊德本人的一些著作，這可以先略去不提，畢竟這波新潮也沒持續太久。我在讀研究所碩士班期間，曾經興致勃勃地去德國文化中心修了半年德文，可惜畢業離開台北就跟這種學習斷線了。我曾經和一群朋友一起申請過國科會（科技部前身）的「經典譯註計畫」，試圖翻譯《佛洛伊德全集》，沒通過審查。若干年後，我自己申請到兩次同類的精神分析譯註計畫，都已經完工出版。這兩本書一是以宗教研究為主題，另一則接近於美學或藝術學的研究，但兩位作者的共通之處是：在精神分析理論之外，他們都是臨床工作者。至於我自己的寫作，早在一九九二年就刊登在《國科會研究彙刊》上的文章，是我發表過的著作中最早期的作品之一，而該文的主題就屬於佛洛伊德研究。

　　在此之前，美國留學期間（一九八〇―一九八五），我主修諮商心理學（counseling psychology），不過我從未以「成為專業人員」來當作我攻讀博士學位的目標。對於這門學問，我覺得當時比較通行的一種名稱，「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比較具有學問的整體性。在美國從事心理治療工作的專業人員一般稱為「心理治療師」（psychotherapist），他們的學院訓練分別成兩種出身――「臨床心理學」和「諮商心理學」――但最終的法定名稱則一律叫做「有證照的心理師」（licensed psychologist）。不過，我當時所在的一所屬於 Big Ten（中西部十大）的大學，在其中竟找不到一門精神分析的課。在心理治療的理論課程中，會把佛洛伊德以及第二代的精神分析簡略帶過――不然就改談「紐精神分析」（Neo-Psychoanalysis）或「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這些都是美國特有的品牌，在學院裡也一樣無法生根。而在心理治療的訓練課程中則採用綜合各派所形成的一套「有督導的實作方式」。督導實作會分階段進行，但既然擔任督導的教授都不是精神分析取向，所以精神分析只能以背景的方式，依稀存在於訓練的氛圍中――這氛圍裡一直可嗅出「深度詮釋」的必要，但就是不太願意提起佛洛伊德的名號。很奇特的對比在圖書館裡出現：心理治療類的藏書中，精神分析的著作滿坑滿谷陳列在書架上，從十九世紀末一直到當代，將近百年的文獻幾乎全部蒐羅在內。我在留學的第一年就發現這樣的學術氛圍，所以，即便上課時難得討論精神分析，我卻可以自行飽覽圖書館裡浩瀚的藏書。在這樣的學習經驗中，我就可以說自己已經開始走上 “psychoanalytically informed”（接受精神分析知識）的研究狀態。

　　一九八五年回國之後，開始擔任大學教職，第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弄來一套英文《標準版全集》，安置在研究室的書架上。其他很多重要的相關著作，則都是從圖書館借出來，自己動手影印全書，交由笨拙的美式裝訂做成書的樣子，也陳列在我的書架上。順便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擔任我的心理治療訓練課程那位督導教授，在一九八八年受邀來台演講，我擔任她整場的口譯。演講後她告訴我：回美國後要寄一本《科胡特講座》（The Kohut Seminars）給我當謝禮。因為有關心理治療的課程，在近幾年來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們現在都去芝加哥聽科胡特的講座。」看看就想起我自己在圖書館裡苦讀精神分析時，那些教授卻要等到五、六年後才終於醒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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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博士後研究就此以自行研發的方式繼續航行。上文提到那篇「早期作品」正是這種自行研發的佛洛伊德研究小成果之一。但像這樣出版的期刊論文，在台灣的心理學界卻是罕見的一篇，因為專業分工所產生的排斥性效應之故──精神分析是不是心理學？至少我們沒有一種心理學的專業期刊敢認這個帳。

　　研修幾年後，我開始有信心開課了。清華大學一九八九―九〇年的「弗洛依德與社會」，一九九一年「愛與性的精神分析」，間隔幾年到一九九七―二〇〇一年開「文化的精神分析」，都開在研究所；二〇〇二年起為大學部開了幾年「精神分析導論」，但在同年起又為兼任的中央大學及輔仁大學先後開設研究所的「藝術心理學」、「瘋狂與現代性」，都是採用精神分析取向。二〇〇六年轉任到輔仁大學心理系後，在研究所課程中大致年年都會開設「精神分析經典選讀」或「精神分析專題」。較晚近開的課集中於新興的「關係論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這些開課經驗中，選讀的佛洛伊德包括成書的作品以及一些短論。在研究所的指定讀物中，凡是佛洛伊德作品，都選自《英文標準版全集》，其中就包括這本文選中的所有文章。「沒有中譯本」的現象會逼使選課學生無法「偷看」中譯本。我們師生一起接受英譯本的挑戰。二〇一五年退休後這兩年，在「心靈工坊成長學苑」講堂講系列的佛洛伊德課程，我仍選擇那些「沒有中譯本」的文章來當讀本。因為講堂的學員在知識背景上分布很廣，這種非學院的教學也不可能要求讀外文，這反而逼使我自己要作出翻譯。只不過，挑出的文章雖顯現了大多數人沒讀過的一面，我卻仍要強調「重讀」的意思，因為和可能讀過的佛洛伊德相較，這些新譯本不會是以前的出版品中完全沒提過的題材。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講堂就會一直出現「溫故知新」（或「知新溫故」）的效應――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我甚至還實驗作跨文化比較，把佛洛伊德視為儒釋道傳統之外的另類經典傳統，這中間的「可比較性」也許非常令人費解，譬如用余英時那種思想史的態度來看；但反過來也許很耐人尋味。這要直接閱讀佛洛伊德作品，加上我所作的「提示與評註」才可能理解比較的用意。

　　在這篇導論中無法詳談的是如何在教學中展開「佛洛伊德研究」，亦即如何奠定精神分析研究的基礎。但在講堂的實際經驗上，我利用佛洛伊德著作中所畫的幾張理論圖示（diagrams），即可提綱挈領地用兩小時而得以確切說明精神分析原始理論的大要。但這工作萬萬不可用一般教科書的淺論來替代。以佛洛伊德本人在他和友人的通信中的兩例，試看看他如何以特殊的圖示來表陳他的理論構想：

　　例一：佛洛伊德與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通信中所畫的 Draft M，（摘文略圖）在〈釋夢在精神分析中的運用〉一文的評註中曾用以說明治療工作如何由所見的症狀層層深入，是以名為「分析」。

　　例二：佛洛伊德與格歐・葛羅岱克（Georg Groddeck）的通信中所畫的「伊底與自我」示意圖（摘文略圖）。此圖後來演化為《自我與伊底》（The Ego and the Id, 1923）書中的主要的理論圖示（摘文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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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修與授課過程中，發現中文翻譯本有非常多問題，而英文翻譯本其實也有很難避免的問題。雖然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曾經稱讚史柴契（Strachey）主導的這套《英文標準版全集》在內容和編輯上都勝過《德文版全集》，而安娜．佛洛伊德則稱史柴契的譯文堪與原文媲美，但出版後的半世紀中，由於學潮丕變，一直有人在檢討史柴契的譯法。啟動這問題感的首先是布魯諾．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出版於一九八二年的一本小書《佛洛伊德與人的靈魂》（Freud and Man’s Soul）；到了一九九二年，有一本書蒐集了九篇更進一步的討論，書名就叫《翻譯佛洛伊德》（Translating Freud），對於史柴契的譯法褒貶不一，但知這些都是用英文寫成的長篇大論，因為到了九〇年代，國際精神分析的學術環境大部分都已成了英文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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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翻譯舛亂的問題，本篇導論主要集中於強調一些關鍵詞的譯法：德文到英文，再到中文。雖然只是浮光掠影，但應足以說明這些翻譯中可能的誤讀或亂解，也提醒讀者對所有這些翻譯文字要抱持「騎驢找馬」的試探心態――不然就得靠廣泛、多量的閱讀，以掌握全集文脈的方式，來稍微鞏固許多幽微意義的詮釋。

　　為了讓這樣的呈現方式能儘量簡潔地達成教學效果，我先以貝特罕的批評為例，製作了一份英德翻譯問題舉隅的對照表，如下：

　　（摘文略表）

　　貝特罕的商榷很值得參考，但其結果則見仁見智。我們更該談的是中文翻譯至今所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我為此再製了一份對照表，來對中文翻譯最常見的誤讀與亂解現象作些商榷：

　　（摘文略表）

　　以上每一個翻譯上的商榷，凡出現在選譯的文章中，都會以評註的方式再加說明。誤譯與亂解其實就是整個學術界的病徵。早年在中國只有零零星星的翻譯時，關鍵譯詞都還在斟酌拿捏中，未曾定案；後來台灣的一股「新潮」出現許多譯名，但學界也未曾有過任何評論商榷，譬如《夢的解析》和《釋夢》兩種譯法，哪一種比較妥當？若參看貝特罕的評論，前者對於原書名 “Die Traumdeutung” 是過度翻譯；但後者是根據英譯本的譯名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而來，無可厚非。直到最近幾年，上文所列出各種必須商榷的誤譯，其實仍然慣見於所有關於精神分析的翻譯作品中。有些譯者開始有些審慎的斟酌，譬如沈志中、王文基、陳傳興合譯的《精神分析辭彙》（台北：行人，二〇〇〇）；但也有些作者、譯者對於誤譯的問題還難以自覺，譬如上文對照表中所引的「潛意識／前意識」淆亂之例；或甚至為了他們的「慣性」（也叫「惰性」），無法接受批評，譬如上文提到《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1941-1945》一書的翻譯社群，雖然早都聽過上表中的商榷訊息，卻藉詞推託，至今未改。

　　我在面對這樣一個學術與專業社群時，把翻譯的問題視為整個社群是否能夠演進的風向球，也是我在研發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難題。我不把那些淆亂視為障礙，而是知識社群竟然知識未開的徵候。由此觀之，只能說，有志者必須繼續自行前進。因為佛洛伊德只是精神分析挑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