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傳播學年鑒：2020 (電子書)

版權信息

序

“以傳播為方法”和“以中國為方法”——《華夏傳播學年鑒》代序

第一部分 年度綜述

2019年華夏傳播學研究年度綜述 不忘初心：“中華文化立場，全球傳播視野”

2019年華夏傳播符號學的回溯、反思與建構

2019年華夏情感傳播研究綜述

2019年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研究綜述

2019年華夏傳播思想史研究綜述

2019年華夏鄉村傳播研究綜述

2019年華夏隱喻傳播研究評述

2019年華夏教育傳播研究綜述

2019年華夏組織傳播研究綜述

2019年漢語國際傳播研究綜述

2019年華夏地域文化傳播研究綜述

2019年孔子學院文化傳播研究綜述

2019年歷史文化類紀錄片綜述

2019年中國紀錄片綜述

2019年傳統文化題材電視劇研究

2019年文化類電視綜藝節目綜述

2019年電影里中國形象的接受與海外傳播策略

2019年漢服文化與華夏傳播研究專論

第二部分 年度佳作

中國上古時期的媒介革命：“巫史理性化”與文字功能的轉變及其影響

“史論監督”：一種中國特色的政治監督機制溯源

共生交往觀的闡揚——作為傳播觀念的“中國”

器以藏禮：中國玉器的傳播功能及其當代價值

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中國近代文人著述出版的觀念轉型

論“除目”及“除目流布”背後的政治傳播

再論視覺之勢：傳統、內涵及其合法性——基於中西比較的視野

“交通”天人：商周時期巫文化演進的傳播學考古研究

媒介與詩歌：宋代邸報詩的新聞傳播活動價值

文明傳播視野中的“中國模式”與“中國故事”

第三部分 2019年度華夏傳播研究會議概要

第三屆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大連論壇

“禮文化與華夏傳播研究”工作坊

華夏傳播研究會工作座談會

“賢文化與華夏傳播研究”工作坊

“人類命運共同體語境下的全球傳播”高峰論壇 暨2019年浙江省傳播學會年會

第二屆大夏傳播國際論壇暨批判傳播學年會

第十一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福建省傳播學會年會（2019）暨學術研討會

“身心天下”學術研討會議紀要

“一帶一路”倡議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

跨學科視域下傳統族群文化的現代傳承 與文化認同學術研討會

第四部分 華夏傳播研究博碩士論文摘要

中華元典與故事傳播研究

華夏地方文化傳播研究

儒釋道傳播交往觀念研究

媒介與中華文化傳播研究

文學與華夏傳播研究

第五部分 華夏傳播研究期刊論文摘要

華夏政治傳播研究

儒道傳播思想研究

華夏地方文化傳播研究

華夏出版史研究

華夏傳播理論探索

媒介與華夏傳播研究

文學與華夏傳播研究

華夏文明傳播研究

中華典籍傳播研究

華夏傳播研究心路歷程

華夏傳播研究書評

華夏傳播研究學術會議綜述

第六部分 華夏傳播研究著作摘要

第七部分 華夏傳播研究課題立項目錄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青年基金、自籌經費項目

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

2019年地方社科年度項目

後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華夏傳播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其自覺意識發端於1978年余也魯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座談會；歷經台灣地區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徐佳士等人的大力推動；大陸從1993年由廈門大學傳播研究所發起推動“中國傳”研究，可見，這一研究領域與傳播學中國化進程相伴隨，至今走過了40載的輝煌歷程。



當然，構建傳播學的“中華學派”，打造“華夏傳播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的道路任重而道遠。然而，“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走多了，也就成了路”。40多年來，許多學者本著增強中華文化自信，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初心，一方面積極譯介引進西方的傳播理論，另一方面也盡可能推動傳播學中國化研究，積極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活動與傳播現象進行挖掘、整理、研究與揚棄，努力提煉傳播觀念，演繹傳播理論，形成思想體系，形成了“風草論”“禮樂傳播論”“圈層傳播模式”“接受主體性”“共生交往觀”等一批理論胚胎。



20世紀90年代，廈門大學專門成立校級機構——“廈門大學傳播研究所”來推動華夏傳播研究，不僅舉辦了多次推動傳播學中國化為主旨的學術研討會，而且以課題招標的形式，促成了概論性著作——《華夏傳播論》（1997）和系列叢書——《華夏傳播研究叢書》（三卷）正式出版。進入21世紀後，廈門大學的黃星民教授發表了《華夏傳播研究芻議》《禮樂傳播初探》等一批有開創性的論文，從此華夏傳播研究逐漸成為中國傳播學中富有特色的研究領域。此後，2013年廈門大學傳播研究所創辦了《中華文化與傳播研究》，是海內外第一本以致力於研究中華文化傳播為特色的期刊；2018年在研究所成立25周年之際，又創辦了《華夏傳播研究》集刊，從而進一步彰顯了華夏傳播研究這一特色領域。尤其是2018年，以廈門大學傳播研究所為推動機構，發起成立了華夏傳播研究會，從此研究會以不斷舉辦研討會和工作坊，主編《華夏文明傳播研究文庫》《華夏傳播學文叢》《華夏傳播研究論叢》《經典與傳播研究叢書》等多套叢書，聯合編寫《華夏傳播範疇論》等形式，團結和帶動了一批同行，相互切磋，共同進步。為了進一步擴大“華夏傳播學”的學術影響，集中展示同仁們的研究成果，反映本領域的研究動態，研究會決定創辦《華夏傳播學年鑒》，力爭使之成為海內外同行認識和了解華夏傳播學的一扇窗戶，發揮年鑒的媒介功能，對內團結本領域的同仁，對外加強與其他領域學者的聯系，發揮年鑒“鑒往知來”的功能，立此存照，不斷記錄本領域的成就，展望本領域的未來。這就是我們創辦年鑒的初心與使命。



下面，簡要闡述我們對“華夏傳播學”的理解與期許。習近平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一思路其實也從根本上為我們建構“華夏傳播學”指明了方向。



一、“立足中國”，正是華夏傳播學的應有之義，即“中華文化立場”



建構華夏傳播學的理想目標正是黃星民等前輩學者所提出的“形成與傳播學歐洲學派、北美學派相媲美的傳播學‘中華學派’”。“立足中國”體現了華夏傳播學研究的價值指向，那就是要根植中華五千年的歷史與文化，審視中國社會的當下問題，展望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立足中國”意味著華夏傳播學的學科主體性，體現了學者的研究立場。傳播學無國界，傳播學者有祖國。作為當代的傳播學者，必須與祖國同呼呼，共命運，必須做精深的學問，回答新時代的問題。必須能夠向世界說明中國價值、中國主張、中國方案，也能向中國展示天下胸懷與世界擔當。



二、“借鑒國外”，是建構華夏傳播學的基本方法。傳播學是舶來品，因此國外學者的精深思考，必當是我們借鑒的“他者”



如果沒有西方，也就沒有東方，更沒有中國。“華夏傳播學”觀念的確立正是因為有了西方傳播學。我們讚同孫旭培教授的觀點，傳播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門，不能像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那樣沒有東西之別。換言之，傳播學不能不問西東。當然，確實不能把差異誇大到不合適的程度。但無論如何，傳播學應當發出中國聲音，表達出中國精神，分享中國思考，這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已經和必將對世界的貢獻。而我們作為學者正是順應這種時勢，為所當為。從這個意義上講，傳播學學科發展初期提出的“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的十六字方針什麽時候都不會過時。只不過，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重點在於“自主創造”。而前面十二個字正是“自主創造”的前提與基礎，且永遠也不會過時，因為西方的學術也處於不斷的演進中，學術史上不同時期的轉向說明了這一點。前文已言，華夏傳播學的興起意識在傳播學中國化開端之時便已提出，只不過，當時只是提出了問題，而當下則是側重解決問題，即總結四十年的成就，夯實建構華夏傳播學大廈的地基。以“四十不惑”的姿態向世界展示中國傳播學的魅力。



三、“挖掘歷史”是建構華夏傳播學的著力點。因為五千年文明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



歷史上的孔孟老莊等先賢的典籍中蘊藏著豐富的傳播思想；泱泱大國的治理，也探索出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之治”的政治傳播制度、政策與觀念；無論是古代的“四大發明”，還是當代的“新四大發明”，在媒介環境學派看來，都是影響社會的媒介，或者說，在當代媒介學的觀照下，對漢字、印刷術、造紙術、互聯網等的媒介社會研究，都應當納入華夏傳播媒介研究的範疇，等等。我們可以審思原生口語時代的中國禮樂文明與西方的宗教文明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分析表意的漢字和表音的西方文字對於各自文明形塑的影響，探討東西方文明的不同傳播偏向，以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我們還可以探討源於中國的印刷術、造紙術對東西文明產生或延續或突變的影響；此外，在新媒體時代，我們也可以深思東西方文明的生存樣態是趨同還是趨異的問題，或者說，當地球村來臨的時候，人們是更加相愛了，還是愈加沖突了？而思考這一系列的問題，都需要回到歷史。歷史不能選擇，未來卻可以把握。媒介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只有人以及人的聯合體的集體選擇才是歷史的方向。



四、“把握當代”是建構華夏傳播學的出發點



華夏傳播學的建構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中華民族偉大覆興的進程對傳播學這一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那就是，傳播學要如同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一樣首先要為中國找到闡釋中國五千年文明何來的學理表述，才能理直氣壯地向世界說明中國。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也是最公正的審判官，五千年中國文明對人類所做的貢獻，尤其是人類應當如何更好地交往這一根本問題，我們的思考不可或缺。而當代卻是個充滿挑戰與變數的時代，信息文明時代的到來，讓我們需要省思每一種文明的價值，因為我們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要有定力，中國要有“四個自信”，而這最根本的自信還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當代中國屹立於東方的基石。而我們的“華夏傳播學”無疑是體現這種自信的重要方向。或者說，華夏傳播學的底色正是要體現中國人五千年來在人類交流這一根本議題的行動與思考。中國人的思考正是中國何以能夠綿延五千明的奧秘所在，是我們行穩致遠的壓艙石。



五、“關懷人類”是華夏傳播學的學術特質。華夏文明從來不是小家子氣的文明，她關心的是國治與天下平



“平天下”始終是華夏文明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標。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中國好，世界也好；世界好，中國更好。華夏文明的自我擔當始終把“人類”放在心上，既用“和而不同”，又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的文化精神來構建中國和諧交往理論，一方面安定本國人民，另一方面也和諧世界人民。正因如此，陳國明先生稱中華文化是講究“和諧傳播”的文化。



六、“面向未來”是華夏傳播學的活力所在



一種學問如果不能面向未來，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失去了生命力。“返本開新”是我們的追求。不忘本來，立足當下，面向未來，是學術研究的基本旨趣。我們將力求以“中華文化立場、全球傳播視野”這一原則，以我為主，綜合創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而開展學術研究。以求為中華民族面對新時代的新挑戰而努力學術報國，讓學術研究書寫在中國的大地上，為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貢獻力量。總之，華夏傳播學追求觀照的是未來的覆興中國和未來的和諧世界。



綜上所言，華夏傳播學的建構是既回應中華民族崛起的時代關切，又為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進行順暢對話與交融提供理論支撐。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將中華優秀文化、馬克思主義思想和西方文明成果熔鑄於一爐，打造出作為能夠因應時代發展需要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華夏傳播學。



這樣的“華夏傳播學”，從廣義而言，其範圍類似於“中國傳播學”，只不過，她關注的視角不只是作為地域的“中國”，而是作為文明的“中國”。因此，這種傳播學是能體現中華優秀文化精神的傳播學。換言之，也就是能夠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傳播學。從狹義來說，她只是“中國傳播學”中的一個研究方向和領域，即“華夏傳播研究”。對此，黃星民老師對此有過定義：“華夏傳播研究是對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傳播活動和傳播觀念的發掘、整理、研究和揚棄。”而我們為了古今貫通和融通中外，將這個定義發展為：“華夏傳播學是在對中華五千年文化傳統中的傳播活動與傳播觀念進行發掘、整理、研究的揚棄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能夠闡釋和推進中華文明可持續發展的傳播機制、機理和思想方法的學說。她不僅站在中華文化立場上，著力歸納提煉中國人的傳播智慧，而且力爭統攝全球傳播視野，綜合創新，打造出體現民族性、時代性、先進性、全球性的傳播理論。”[1]



我們相信隨著一本本年鑒的出版，將記錄同仁們為建構“華夏傳播學”所付出的艱辛努力。我們也堅信以年鑒為媒，一定會有越來越多有助於中華文化傳播與研究的同仁走到一起，共同傳播中華文化，研究中華文化，尤其是提煉中華民族的傳播智慧，打造我們的傳播理論，形塑一個可溝通、善溝通的國人形象，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奉獻我們傳播學人的智慧與力量！



謝清果

2020年5月19日

於廈門淡然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