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勃蘭兌斯(George Brandes),純粹以一個文藝批評家的業蹟,獲得到「丹麥文學之父」的榮譽,這不僅可為他的勞作的價值的保證,亦創造了文學史上的一個先例。他的流佈得最廣的代表作,是「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從這部著作裡,我們可以窺見著思想的全貌;除去觀察的銳利、解剖的微細、思想的深遂以外,它還有兩個特色:它把初斯的民主主義的精神輸進到文藝園地裏來,並以此為衡量文藝價值的標準;其次,它不把批評作成學究的說教,而造成為有機的活的藝術。在這個作者的眼光下,虛構的文學世界裏,其一切人物與一切行動,不僅實際存在,更有如較重要的歷史事件一般,對後世人類生活發生著重大的影響;在這個作者筆下,每一個偉大的作家與他們所創造的較重要的人物,都被揭去隱晦的面紗;露出爽朗的面貌,在若干場合,他們可以說得到了一次新生。
如今這本「拜倫評傳」,便是從「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第四卷中抽出來的,它所佔原書的篇幅,幾近二分之一。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冷靜的批抨家的勃蘭兌斯,對於拜倫是十足熱情的。他從跛腳孩子和母親打架,講到希臘自由鬥爭的戰士之死,他以從頑童的歪詩「怠惰的時間」,講到十九世紀中可以與「浮士德」比肩的傑作「堂.璜」。在「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論述的近百個作家中,沒有人得到他如此的偏愛,也沒有人耗費了他這麼多的精神。倘使我們承認作者所云這書如有十九世紀思想活動的一篇大戲曲,則論拜倫的這部份便是這戲曲中的一幕,最重要最動人的一幕。譯者敢同觀眾推薦,這千真萬確是值得看的一幕劇。它和全世界各時代的任何關於拜倫的研究相比,都無遜色。
本書的漢譯在抗戰時期(民國廿八年五月)曾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不過如今的譯文是和先前的,距離甚遠了。是否有什麼真正的改進,譯者還不敢擔保,但從校訂所費的時間來說,確實並不比新譯更為輕鬆。
譯者 一九四八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