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提基號海上飄流記

導讀

肉身冒險寫學術論文

　　大膽假設，搏命求證

　　「康提基號」（Kon-Tiki）既是一艘船的名字，也是一個理論假設。

　　要說「康提基號」是一艘船，倒不如說它是一隻可被海水浸透的木筏，是一種用南美洲盛產的輕木（Balsa，或譯西印度輕木或是白塞木）所做的簡易木筏；它沒有自己的動力，航海時依賴的是季節循環的洋流和簡易的風帆，一種道道地地的「漂流式」航行。

　　但為什麼要建造一隻這樣的木筏，並冒險用它來航行南太平洋呢？那是為了    一個理論，或者說，為了求證一個學術上大膽的假設。

　　挪威民族學者索爾．海爾達（Thor Heyerdahl, 1914-）相信，散居在大洋洲玻里尼西亞人的古代祖先極可能來自於南美洲，而在歐洲人還沒有到達南美洲以前，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只造有輕木筏，並沒有其他更進一步的航行工具，如果如此，白塞木筏一定有能力航行至玻里尼西亞諸島（海爾達甚至相信，能夠建造巨大金字塔的印加人不會不知道如何建造更好的船隻，而是輕木筏比任何船隻都適合這種大洋航行）。

　　為了證明這個假設，海爾達建造了一艘古代印加人的傳統輕木筏，並以印加人的古帝王為名，稱它為「康提基」（太陽之子）。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二歲的海爾達與其他五位從事研究的同伴，一起登上了這隻看似不禁風浪的「康提基號」輕木筏，從秘魯西海岸的卡瑤港（Callo）出發下水，靠著赤道之南向西流動的洪堡洋流（Humboldt Current，或稱秘魯洋流）的載浮推送，一百零一天之後，他們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或漂流）了八千公里（差不多是紐約到莫斯科的距離），竟然真的如海爾達所預期，「康提基號」安全抵達了大溪地（Tahiti）島嶼的海岸，完成了近乎瘋狂的壯舉，也證明了這個假設的可行性與可能性。這可說是一篇用肉身海上探險所寫成的奇特「學術論文」。

　　全世界的讀者與觀眾都被這個驚人的海上冒險場面所感動，也幾乎相信了（或聽聞了）海爾達獨排眾議的論證與主張；但後來更多的人種研究結果（包括新技術ＤＮＡ檢定）都傾向於相信，大洋洲諸民族的來源應該是亞洲而不是南美。海爾達離經叛道的學術論點大致上是被推翻否定了，他也許只證明了白塞木筏有著現代科學所不知的遠洋航行能力（有的學者更刻薄，說這只不過證明了挪威人是很好的水手）；但他這一趟出人意表、充滿想像力的「求證之旅」，獨特的學術追求性格加上浪漫的英勇冒險傳奇，卻成了歷史上不可磨滅的海上旅行經典行動；而他在一九四八年以挪威文、以及一九五○年以英文出版的《康提基號海上漂流記：乘木筏橫渡南海》（The Kon-Tiki Expedition: By Raft Across the South Seas），也同時成了時間無法動搖的旅行記述經典。

　　回歸自然，綠色安息

　　這種「探險式研究」（adventure-cum-research）或「研究式探險」，也就在海爾達「康提基號」石破天驚的創新之後開了端；從此之後，各式各樣試圖重建或再現古代航具與航線的行動簡直是不勝枚舉，海爾達自己，也繼續使用這種方法，來證明某些古老航行路線和方法的可能性。譬如他另一個著名的古船探險實驗，是他在一九六九年的「拉號探險」（The Ra Expedition）；這一次他重建了一艘古埃及人用紙草（papyrus）做成的草船，企圖證明古埃及人以這樣的船隻也能有相當的遠洋航行能力。一九七七年，海爾達再度重建了一艘史前船隻，那是仿蘇美人使用的蘆葦船，試圖利用傳統的季風航行，從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河流航出波斯灣，一路要航向非洲。

　　其他帶有同樣思想與能力的探險者，也試著把這種研究和探險混合的「再現之旅」推向另一種高峰，隨手可得的例子是英國一位當代探險家提姆．謝韋侖（Tim Severin, 1940- ）。謝韋侖「研究探險」的嘗試很多，包括以皮革船航入大西洋、以阿拉伯古代帆船從阿曼直達中國、以竹筏入太平洋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探險故事，而他記錄下來的作品，也有幾部是著名的旅行文學得獎作品。其中他仿製維多利亞時代生物學家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遊印尼諸島（當時稱為「馬來群島」）的印尼土船，並以之追隨華萊士的足蹤，寫成《香料群島之旅》（The Spice Islands Voyage: In Search of Wallace, 1997）一書，這本書已經由馬可孛羅出版中文版，讀者已可看見「探險式研究」的一脈相傳。

　　謝韋侖受海爾達的影響當然毋庸置疑，但他的行動也受蔭於海爾達。謝韋侖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他找皮革匠製造仿古船隻時，皮革匠對這個奇怪的製作要求無法了解，他只要說：「這是一種愛爾蘭式的康提基號。」（"It is sort of an Irish Kon-Tiki."）工匠們就全聽懂了。這也可以想見當年康提基號的轟動程度，幾乎是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

　　海爾達在二十世紀是個獨特而先知式的人物，遠在一九三七年，他就決心帶著新婚的妻子李芙（Liv）前往南太平洋的小島，過他所謂的回歸自然的實驗，他在後來的自傳《綠色安息日》（Green Was the Earth On the Seventh Day: Memories and Journeys of a Lifetime, 1997，中譯本馬可孛羅出版，1999）提到這個決定：「在那裡可以進行我們的實驗：回到森林裡，拋掉現代的一切，包括文化和文明，縱身跳進過去數千年的時空，用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過一種極為富裕卻極其簡單的生活。」

　　這個實驗比康提基號的航海更早十年，過程也是驚險萬狀；這種伊甸園式的實驗把他們帶到馬貴斯群島（Marquesas Islands）中的法圖希瓦島（Fatu-Hiva），距離後來康提基號漂洋著陸的地點僅在咫尺，真是彷若天意。事實上，他在島上聽到老人說先民從大陸乘船而來，加上聽洋流沖刷海岸的聲音，是啟發他展開康提基號探險的源頭；一件事導向另一件事，人生因緣如此，有時也令人驚嘆。

　　康提基號另有一個插曲，也值得提供笑談。在一九四六年，三十二歲的海爾達正在為康提基號探險奔走之際，他帶了「求證之旅」的計劃拜訪美國《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的總編輯，問他們是否願意提供一點小額的預付稿費，取得未來探險行動的刊載文字；但這位年輕的挪威人類學者的學術資歷實在太單薄了，輕木筏橫渡太平洋的計劃也太荒唐了，向來贊助探險活動不遺餘力的《國家地理雜誌》竟然無動於衷地拒絕了海爾達。結果，輕木筏越洋航行成了二十世紀最扣人心弦的冒險行動，它的記錄文字（也就是本書）被譯成超過六十種語言。這位拒絕海爾達的可憐總編輯，不管他一生做對多少事，直到退休以前，他都被稱為「那位拒絕康提基號的人」（The man who say no to Kon-Tiki）。

詹宏志

編輯前言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詹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