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是一九六六年進入台大醫科，正式開始和現代醫學沾上邊的，算起來竟然已經四十年了。而這本《生技魅影》是我四十年來的第一本中文出版，不知道要說：見笑見笑，還是要說：請恭喜在下老蚌生珠。
我的醫學生涯主要是「研究血液及骨髓細胞」，因此這本《生技魅影》可以說是「我的細胞人生」（My Cell Career），表現我對現代細胞生物技術介乎神鬼之間，又愛又怕的觀點。以近代醫學進展而言，八○年代可說是「器官移植成功年代」、九○年代是「基因治療摸索年代」、二○○○年代則是「（幹）細胞研究當紅年代」。這三種研究，均非以傳統藥物或個體手術來治療人類疾病，雖有成有敗，但都展現了醫學研究者野心勃勃、鬼斧神工，甚至要「奪天地造化」的雄心壯志，也因此產生了許多倫理哲學或人權方面的議題。特別是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已經到了「爭與上天比高低」的層次了。正好在昨天，南韓國家英雄胚胎幹細胞學者黃禹錫因違反醫學倫理及意圖掩蓋而下台，成為國際大新聞。生殖細胞的研究及生殖醫學的發展，依我的觀點，更有可能未來因而改變人類歷史，影響尤其深遠。因此，這本《生技魅影》，也是當今細胞生醫技術與生命價值觀的各種角度之討論，有「Cell Technology and Human Life」之意義在焉。
我的本行是內科血液學專科醫師。過去二十多年，自台灣第一次自體、異體及冰凍骨髓移植、催生台灣（慈濟）骨髓庫，到成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幹細胞中心及胎盤幹細胞的發現，我都有幸參與。但在我的專業生涯中，卻一再出現了所謂「生涯規劃」中意想不到的「異路功名」，曰：政治界、法醫界及文化界。先說政治，因自許為知識份子，希望在台灣民主改革的過程中不缺席，因此我在九六至○○年之間出任了不分區國大代表，也擴展了視野，讓我在政黨輪替完成後，雖然在政治圈中淡出，但仍在健康人權的議題上繼續努力。另外，我本來應該可以出任台大腫瘤醫學部主任，但在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我卻在九五年成了台大法醫學科主任，隨後又逢林滴娟案赴中國大陸，結果迄今一直在為建構台灣的法醫制度而努力（包括成立「台大法醫學研究所」及制定「法醫師法」）。近年來，我又跨足文化界，以一個財經外行的人士，在全國最權威的《財訊》雜誌上，寫起專欄評論，更是異數。這幾年，我的本業和這三種異路課業，相輔相成，已經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了。所以我常常告訴我的學生，人生並不是一條鐵軌，而比較像一條有支流的河川，充滿了機會與驚奇，讓你可以「多元化」或「跨領域」。而其實是基本上，既然自許為知識份子，希望對台灣除了行醫研究之外能盡一份社會責任。一九八一年，台灣大多數人在往外跑，我卻毅然自芝加哥打道回台北，也是這樣回報社會的信念，讓我做出回台灣的決定。
要感謝楊森和曾嬿卿兩位《財訊》的高幹，竟然沒有看過我的文字就請我寫專欄，而我竟然也答應下來，雙方都夠大膽。當初接下這個邀請的出發點，主要是憂心未來台灣命脈所繫的生醫產業在決策方面似乎有太多盲點、偏見或私心，因此有「偏見的學費實在很貴」、「根本是兩回事」、「每年進口二七○位大陸旅外科學家」、「別墅．細姨．質子治癌中心」、「國衛院的NIH夢」等文。現在回首看台灣生醫園區三年來的進展，顯然比當初政府所擬定的進度要慢得多，此其中包含決策機制、個人風格及專業眼光的問題。老實說，由於生醫產業的本質不同於電子資訊產業，雖然台灣也許不乏生醫科學人才，也充滿創意，但由於政策的偏差、整合的偏見及預算的偏頗，乃陷入一加一加一絕對小於三的窘境，因此我個人對台灣的生醫產業發展，並不敢太樂觀。
寫了幾期以後，雜誌社說讀者的反應不錯，我也陸續收到朋友的熱情鼓勵，也有初見面的財經業界人士告訴我，從這個專欄得到不少生醫資訊。我常開玩笑說，這些文章以台灣一般學術論文之評量係數Impact Factor（IF原意為影響係數）視之為「零」，但對台灣社會的Impact，絕對高於我IF還算不錯的醫學論文。結果竟然無心插柳柳成蔭，極少間斷，而可以成集，題材也愈寫愈廣。更感謝曾大總編輯對我的包容，文章的長度與型式都沒有給我太大的限制。像「她的故事」說不定是《財訊》上空前絕後的小說格式（雖然是真人真事），討論兒童人權與傳宗接代的問題，而一年後台灣正好也出現類似的情況——「連長未婚妻取精事件」，在電視Call In節目中此文也被來賓引用；「亞太醫療營運中心」的構想，政府最近似乎接受了這樣的構想，雖然在技術上有所修正。另外，我也試圖以「健康人權」的角度來作為健保的評價標準及決策原則，所以寫了「人權．醫療．健保」及「健保的人性枷鎖」等文，也頗受認同。
談高齡人口危機的「西方之死」，現在看來平凡無奇，但在當時是個新鮮論點，聽說國安會曾以此文為引做了一些人口政策的研議，也有坊間雜誌在隨後做了專題。我一直認為少子化的問題如果不趕快解決，老年人口問題不及早規劃，將是可預見的二十年後台灣最大的危機，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絕對不可以因目前並不嚴重而輕忽之，否則，就像坐視第一期癌症不處理，等到第四期根本回天乏術，所以寫了「楢山節考」和「少子化大臣」。
接獲最多朋友讚揚的文章可能是「外籍新娘．基因．諾貝爾獎」，此文可能改變了不少讀者對外籍新娘的觀感。這個「基因」系列的文字聽說女性菁英（包括單身及媽媽級）特別感興趣。
因為我以骨髓移植起家，也以幹細胞研究見知於社會，因為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希望能打破國人在這方面的某些迷思。這些科技發展的文章也多少和人權、倫理有關，特別是在這些新科技的臨床試驗方面。「To Be or Not To Be」是我花了最多時間去寫的文章，因為這其實是牽涉到較多的醫學專業討論，但當時正逢政府在推動所謂「臨床試驗產業」，也正是全球醫學界正在討論我研究領域的成體幹細胞，是否應該進行「修補醫學」之大規模臨床試驗而分成兩派時。我希望能以我當年的慘痛經驗來表達出我的理念，也就是醫療新科技一定要有充分的實驗室證明，大、小動物實驗成果，一步一腳印，才能運用於人體，才能符合醫療倫理，因為人命無價，所以不可因急功近利而驟然進行臨床試驗。生醫科學的研究是超國界的，所以標準特別嚴苛，捷足先登者不一定是勝利者，要做到近乎無懈可擊，才能無愧於心，才能通過國際檢驗，而為世人所認同及讚美，才是最後贏家。黃禹錫的故事是個很好的例子。不僅看結果，也看過程，這也是學術和政治很不一樣的地方。
因此，在最近，我愈加敬仰詹姆士．華生（James Dewey Watson）。華生在五十一年前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發現ＤＮＡ，一九六二年兩人同獲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華生那時才三十五歲。發現ＤＮ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說兩人是醫學界的牛頓也不為過，但現在看來，華生對世界的貢獻比克里克大。理由是，一九八八年至二○○二年間，華生銜命主持可說是百年來人類最重要的跨國研究「人類基因體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為人類基因解碼時，處處表現了尊重生命倫理與哲學的真知灼見與大師風範。在他力爭之下，終於明訂總經費的五％必須用於「ELSI: Ethical, Legal, Social Issues」，也就是因基因體計劃研究所產生的「倫理、法律及社會議題」，這是何等的恢宏氣魄及高瞻遠矚。這也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生物倫理研究計劃，「ELSI」這個字已成為一個經典名詞（後來也有人用Impact影響來代替Issues議題），從此全世界的新式生物醫學科技研究計劃均必須有三％至五％的預算編列在ELSI的研究。以一位最偉大的生物學家創立最具人文思想的典範規格，將來人類必會感念詹姆士．華生這位人類文明史（不只是醫學史）上的巨人。
內人秀英問我說：「你出這本書要獻給誰？」四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中的高三下學期，大約已薦定能保送台大，那時幾乎每個學生家長都希望兒女上醫學院，更何況家父是醫生，我是長子。但我那時因為唸了國文課本上蘇轍的「送石昌言北使引」，其中一句「大丈夫不為將，當為使，折衝虜奴之間足矣。」讓我熱血沸騰，因此在保送前夕寫信給我的父母親，請他們准許我改唸政大外交系。他們搬出我最崇拜的胡適之說：「胡適當了駐美大使，但並不是外交科班出身，而是在於要有學術成就。」就這樣說服了我，否則本文第一句話「我是一九六六年進入台大醫科」就不存在了。我現在很感激他們，我的個性根本不適合唸外交，要高三學生填志願定終身實在不合理。我真高興我唸了醫科，但仍保留在人文上的興趣，才能寫出這本書。因此，就將它獻給已故的家父陳永芳醫師以及八五高齡的家母陳林瑞嬌女士吧！是為序。
推薦序
錢復（前國民大會議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所長陳耀昌兄日前以他的新著《生技魅影——我的細胞人生》的原稿送來要我作序。
我和耀昌兄相交十年，最初是我們同時當選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巧的是我們都是由自己所屬的政黨提名為不分區代表。當時還有幾位醫界人士擔任不分區代表，如彭芳谷兄、林逸民兄。在我服務國民大會三年期間，經常就醫療問題、特別是全民健保，向他們請教。因為我在七十七年至七十九年於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工作期間受命開始規劃全民健保；以後由於工作更動，無法繼續規劃工作，我對此一重大政策的關切始終沒有稍戢。
耀昌兄每次和我談到醫療問題或健保問題時，總是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對問題觀察是極為客觀、深入，完全不受政治或意識型態的影響。也就是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者。
離開國民大會後，耀昌兄繼續在台大任教並擔任若干部門的主治醫師，其中最重要的是腫瘤科。每次我有朋友因為腫瘤病情住院，我前往探視時，經常看到耀昌兄在病房關心患者的病況，週末假日、清早、夜晚他總在病房內一間一間病房去探視。他為患者投入的心力，可反映在他的頭髮上；十年前他一頭黑髮，現在頭髮稀疏而大都變白。他的仁心仁術是患者一致敬重的。
除了教學診病外，近年來耀昌兄投入最多精神的是法醫教學。我在監察院工作時，他稍有空閒便來看我，談到法醫學在我國不受重視，他有很大的抱負，卻不能發揮。我總是勸他要寬心，假以時日，情況一定會有改進。果然，這次他來囑我寫序時，遲到了五十分鐘，原因是他在立法院守候「法醫師法」的審議進度，聽說情況令他頗感安慰。
三年前他開始為《財訊》月刊每期撰寫專欄。我是該刊的長久讀者，所以自耀昌兄第一篇「健保學日本」開始，我每期都拜讀他的大作，並且在他來看我時，提出贊同或不同的意見和他討論。作為一個忠實的讀者，我非常興奮他終於決定將三年來的作品蒐集成冊出書。這本書不但對於醫界同仁具有參考價值，所有關心民眾的從政者也應該認真閱讀，供決策時參酌採納。一般的民眾也可以由本書可以增進許多有關醫療、衛生、保健、家庭的新知。因此，我願意鄭重的向讀者大眾推薦本書。
黃達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當陳耀昌教授來電要我為他的新書寫序時，讓我回想我認識陳教授已經超過二十年了。我記得與他初次見面，就發現他博覽群書，才華洋溢，想像力豐富又充滿好奇心；這些特質在一個保守的國內學術環境中顯得非常突出，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為我們從事相同的專業，十六年前我剛回國設立癌症專科醫院時，他以在地人的身分，提供了我許多寶貴的資訊、建議與協助，讓我在台灣的工作能夠穩健起步。今天，我們醫院小有成就，陳教授之功不可忽視。
近幾年，他更進一步善盡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在《財訊》雜誌專欄執筆，對於國內社會的各種現象發表個人的見解。「生技魅影」∣我的細胞人生，收集了陳教授在專欄刊登的重要論述。它涵蓋的範圍廣泛，從幹細胞到人口問題、國家生技政策、健保政策、學術機構的未來、台大校長人選等，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反應國內當時的現實狀況與議題，而且都是經過嚴謹的問題分析、批判，再加上明智的建議。文中展現他的幽默感與令人驚嘆的獨到見解。他運用了「問題導向」的思維模式，使每一個問題都有多面向的探討，讓讀者的視野更加寬廣，引發讀者更深層的思考。
當今台灣的社會，不論在政治、經濟、科技或文化方面都還在現代化的胚胎期。不論在哪一個領域都極需要有優秀的領導人物來指出方向與改進的方法，進而付之實行。從陳教授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不斷提到人才培育的重要，在醫療生技產業方面有此急迫性，在政治、經濟方面也一樣的需要。我期許此書能被廣為閱讀，大大地發揮其影響力，讓台灣社會往正確的方向進展。
吳成文（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
耀昌要我為他的書《生技魅影－我的細胞人生》寫序，我自然非常樂意，而正逢我在國衛院院長任滿十年即將卸任之際，因此我的感慨也特別多。
我在離開台灣二十三年以後，又回到台灣，一晃十六年，先擔任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然後創辦了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確像我們同仁所說的「蓽路藍縷、十年有成」。
從生醫所到國衛院，最大的不同是，生醫所只是科技研究，而國衛院還有衛生政策的探討。「政策」自然很重要，而尤其是貴在「執行」。我在國衛院十年，政府換了七位行政院長及六任衛生署署長，在政策的一貫性及執行的連續性上未免受到影響，這是頗為可惜的。另外，台灣的學術界免不了各據「山頭」，然後在各種經費的分配上又要求「平頭」，結果力量就分散了。這種問題，也許全球皆然，但東方尤烈。舉個例說，有些國家型的研究計劃，政府的原意應該是為了要打破平頭，結果最後好像還是必須向山頭「低頭」。不過，我還是覺得政府在執行面上也許可以更細膩一些。
耀昌能在看病診療和學術研究之際，關心台灣的生醫產業政策、醫療健保政策、人口政策等，在《財訊》上寫「決策」專欄，真的是如他所言，充滿了智識份子的情懷。也是同樣的愛鄉情懷與使命感，讓我早早回到台灣，創立了生醫所與國衛院。我在回國不久即認識耀昌，那時他已是台大血液科的教授，在生醫所創辦的腫瘤專科醫師訓練中和我們合作愉快。
一九九八年左右，有一次他來到我的辦公室，談他對建構台灣法醫制度的理想及尋求我的支持。他也提到我與映雪是少數壯年就毅然回國定居，不復再於台灣與美國之間飛來飛去者；而我也能體會到這位年輕後輩的視野與衝勁。二○○二年，他又來向我建議國衛院應成立「幹細胞研究中心」，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想法，也邀請他來擔任第一任主任。他確實是個做事的人，沒說什麼條件就答應了。這幾年，他在幹細胞方面有不錯的研究成果，而在法醫方面的理想，包括成立「台大法醫學研究所」及推動「法醫師法」也都一一實現，實在難能可貴。二○○四年八月，他借調國衛院期滿，也正逢他推動的「法醫學研究所」成立，所以他又回台大擔任所長。他在進行幹細胞研究及推動法醫體系之餘，對國家的整體生物醫學技術及產業的發展如此用心，真是有心人。
陳教授的文章中，最讓我起共鳴的是有關生技園區與臨床試驗的那幾篇。在生技發展上，「人才培養」、「研究創新」、「生醫倫理」是最重要的幾點。台灣現況，一方面看似投入生醫科技的人很多，但高級人才不夠，特別是研究型醫師（physician scientist）應大幅增加。再則「轉譯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是生物醫學與電子資訊產業最不一樣的地方，政府最近已有大筆投資及改善，但仍有許多提升空間。而最近南韓黃禹錫的事件，也為全世界的生醫學者上了一課，就是做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所以一定要絕對誠實，不可以急功近利。台灣在地理上及背景上與南韓相近，更應有此警惕。像「To Be or Not To Be」的文章，就寫出了臨床研究者應有的良知與原則。
生物醫學的通俗文章，通常易流於說教、枯燥，但陳教授的文字涵養、邏輯分析，讓每篇文章都有主題，有資訊、有感情，是從事生物領域的研究人員讀了都會覺得有收穫的一本書。
沈富雄（前立法委員）
這是一本好書，一本好看的書，讀理、工、醫、農的人，看了會多一點人文素養，讀文、史、法、政的人，看了會多一點科學新知。
耀昌是台南一中及台大醫科低我八班的學弟，他本業專精，學識淵博，更難得的是那濃濃的社會關懷。在骨髓移植的領域裡，他的貢獻有目共睹，但是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卻是他幾年來一系列在《財訊》月刊上發表的文章，見解之獨到，文筆之流暢，在醫界中堪稱少見。
筆者閱讀書報雜誌奇多奇快，通常週刊周三下午上架，當晚看完；月刊如《財訊》者也在出刊後一天內看完，每期我最想一睹為快的就是陳耀昌和孫樸圓兩位好友的專欄，前者論科技人文，後者談兩岸經貿，都令我十分折服。最近，我想這樣的好文章不能只讓《財訊》的讀者獨享，應該結集成書，單獨發行以享更多國人，當我在電話中，向耀昌表達此意時，沒想到他說要出書了！
我聽了為之大喜，難得的後知後覺，高興之餘，竟然毛遂自薦，脫口而出：「我來替你寫序！」，耀昌老弟也只好答應了，我也無從在電話這端看到他的表情，因此，這篇序不是應邀而寫的，而是我主動出擊引為一樂的。
也許我之所以如此偏愛耀昌的文章，乃是因為他有許多見解與主張和我的想法幾乎完全雷同，從基因到健保，從少子化到人口老化，從生技園區到臍帶血公司，從娶進外籍新娘到引進大陸科學家……，我們有許多「英雄所見略同」的地方。尤其令我感到窩心的是前年英國《經濟學人》發表健康排行榜，台灣榮登全球第二，但成本奇低，我把這些數據略加統計學上的處理後，更加突顯台灣成就的難能可貴。我在立法院的衛生環境委員會三度提出這份圖表，耀昌得知後來電索取，最後出現在本書的第244頁，真讓我覺得一番功夫沒有白費。
最近幾年醫學院流行加上幾小時的通識課程，我也不斷受邀到陽明、高醫、北醫及長庚講我的醫政兩棲生涯，但是我心裡一直狐疑如此這般的灌輸是否真能奏效，前天再遇耀昌，我說：「醫教會的袞袞諸公應該派人研究你，如何造就一位科技人文兼修的醫學生。」他面帶靦腆，不置可否地告訴我，最近他帶了一小班十五位醫學生，結果發現只有五人聽說過黃禹錫（韓國幹細胞的造假學者），而每天有看報習慣的竟然只有區區三人！
病深矣！愛台灣也好，救國家也好，有心人就從讀這一本好書開始吧！
陳定信（台大醫學院院長）
我知道陳教授在《財訊》上寫專欄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一直到三個月前的一次婚宴中，我那位在財經界工作的兒子竟然和初見面的陳教授聊得頗為熱絡。後來兒子告訴我，他一直在看陳教授的專欄，因為在台灣很少看到這樣富於知性、不帶商業色彩、又輕鬆易懂的生技醫學文章，我才知道原來我家就有一位陳教授的忠實讀者。所以耀昌說他這些文章要結集出版，請我寫序，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說起來我可以算是看著耀昌成長的老大哥。一九七二年，我在台大醫院擔任內科總住院醫師，他是七年級的實習醫師，而最了解實習醫師的，就是總醫師。八○年左右，我在華府附近的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擔任訪問科學家，耀昌也在當完總醫師後，不到三十歲就在芝加哥的Rush大學血液科接受三年完整的fellowship之訓練，這樣的經歷當時是少有的。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後來他自芝加哥寫了一封信給我，大意是說，他面臨要繼續留在美國還是回台灣，而他覺得，與其留在美國，不如回去台灣看一些鄉下的阿公阿媽們比較愉快，然後他就真的回國了。回想起來，他那時就表現出對台灣的充滿使命感。
耀昌回到台灣不久，就在台大醫院成功完成台灣的骨髓移植，也在台大醫院舉辦捐髓運動，到越南去成立骨髓移植中心，相當活躍。九四年左右，他負責台大醫院腫瘤部的籌備工作，後來卻沒有當腫瘤部主任，反而成了法醫學科主任，而且成了民進黨不分區國大代表。雖然我也關心政治，但我對學者從政（特別是非文法經濟系統的學者）是不太以為然的，所以心裡有些嘀咕，因為我覺得耀昌有潛力去做更多的研究，發表更好的論文，而且他的個性溫文、誠實，其實是不適合從政的。不過這幾年，我看他又從政治圈回到學界，他一方面利用他在政治界的人脈為台灣法醫建立體制，在台大醫學院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法醫學研究所」，還進一步推動「法醫師法」，而且立法院在最近也通過了，這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他在三、四年前借調到國家衛生研究院擔任第一任幹細胞研究中心主任，幹細胞正是這幾年來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而耀昌也能在這方面發表了一些很不錯的論文，讓我這個擔任醫學院院長的老大哥頗感欣慰。遺憾的是，由於主觀及客觀條件的限制，我未能給耀昌一些支援，害我每次看到他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耀昌這本《生技魅影——我的細胞人生》，我覺得最好的地方有二：其一是題材涵蓋面甚廣，顯示作者的淵博學識；而且立論均有數據，顯示作者的科學訓練，其實耀昌的寫作真有些論文的味道。其二是能在科技文章中融入許多人文觀點，歷史典故，使文章更易平易近人，而又深入淺出。大家都知道，這幾年來大學很重視通識教育，唸醫學的，不能沒有人文素養；唸文法的，也要有一些生命科學的知識。耀昌能在這些生技醫學文章中加入人文、人權、社會、甚至產業的觀點與考量，是最大的特色。雖然他的論點我不是每一篇都同意，例如，台灣不要發展SARS疫苗，其實現代的科技可以製造出無感染力的類病毒顆粒來作為疫苗，這也是台大醫學院同仁目前正在發展的方向，不過這無傷本書的可讀性。我覺得這本書很適合各學院作為通識教育的讀物，故樂為序。
陳師孟（台大經濟系教授）
耀昌把他在《財訊》陸續發表的專欄文章集結成書，做為一個相識四十年的老同窗，並且也都是台灣政壇攜手過的老戰友，為他寫序，特別感到與有榮焉。書名「生技魅影」取得頗值玩味，似乎在提醒我們，即使絢爛如生醫科技，也有可欲與不可欲、可為與不可為，亂槍打鳥或人云亦云地下注在相關產業，不見得都能對台灣未來的發展加分。副題「我的細胞人生」則是全書人文氣息的源泉，耀昌的生涯行旅幾度跨足法政、文化、與人權，使他對醫學本業的觀照，屢屢流露出多元角度的圓融與智慧。試讀「她與他的故事」，逐漸分不清是一位醫生為病人與死神搏鬥的記錄，還是一位人本主義者面對人世間諸般無奈的沈重告白；「多細胞」的人生閱歷，到底不是個別「單細胞」的簡單加總而已。
這三十幾篇文章中，至少有半數涉及醫療、生技、人口、與其他方面的政策檢討與建議。我自己曾經在政府機關任職，親身體驗過一個重大公共決策對人民福祉的影響，因此深覺政治人物之所以成為百姓眼中的「官僚」，就是因為欠缺一份止於至善的責任感與知錯能改的勇氣。耀昌在「問診台灣」與「生醫中心」兩個單元裡的多篇評論，都攸關政府在重大決策上的偏頗與固執，讓人心有戚戚。有些決策是該推動卻未見積極的，譬如打造「亞太醫療營運中心」及資助「幹細胞研究」，有些是不該堅持卻執意要做的，譬如正進行中的「質子治癌中心」與地方諸多「園區」的興建。或以為這些都還有見仁見智的空間，但主管當局對一些空穴來風的八卦新聞反應靈敏，對這些言之有物的專業評論卻置若罔聞，連起碼的公聽會都不知舉辦，凸顯出不願窮究真相的馬虎心態。耀昌最令我欽佩的是，他不惜翻出舊帳，對十多年前的一些重大開發案與外資投資案的挫敗，要求政府追究責任。我想他的用意不是要個別失職官員受到遲來的懲處，而是期待鑑往知來、亡羊補牢，使執政者今後不再因「偏見」讓人民付出昂貴的代價。仔細想來，耀昌所針砭的許多案例，或者是既往政策的落空，或者是未來政策的幻景，其實都沒有實存的形體，可資見證這些已然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教訓；他能在政府端出的「半瓶酒」中看到「空的一半」，以一個醫生細膩的心靈眼光見人所未見，也應無愧於「上醫醫國」的期許了。
當然，政府的偏見不只會使產業或科技政策誤入歧途，往往更是政府本身組織再造的路障。譬如耀昌以其豐富的醫療實務與研究經驗，以及對先進國家科技組織架構的瞭解，主張中研院生醫所併入國家衛生研究院，再將後者改隸升級，就是一種善用資源的看法，最能為目前困境解套，但也最容易得罪人；再如他基於對台灣未來少子化與高齡化後果的憂心，主張將青輔會與退輔會調整為人口問題的對策機關，也是化「腐朽」為神奇的前瞻性見解，都值得主事者深思。
坦白說，身為一個經濟學教授，耀昌的文章多少引動了我的「地盤本能」（territorial instinct），所以在閱讀時總想找出一些不符經濟原理的論述來挑戰，但竟未能如願。尤其是在有關健保、人口、與生醫產業發展方向等議題上，字裡行間雖然找不到幾個經濟學唬人的專有名詞，卻把經濟邏輯輕描淡寫地傳達出來，甚至讓我有些嫉妒起來。難怪《財訊》這種財經專業期刊會繞過我們「一拖拉庫」的經濟學者，而向他邀稿，也難怪這個專欄迄今已三個年頭猶方興未艾。按照經濟原理來推斷，必是他的題材與論點都能滿足市場需求，已經打響了「自我品牌」，很難再與他競爭了。不過退一步想，我這個經濟學者的「不幸」是讀者們的「大幸」，勉強釋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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