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夕何夕話楚辭

書系推薦序 智慧的見證
書系出版序 延伸生命的視野
代序　我讀楚辭
楚辭中的南方文化情調
楚辭中的方言文化
楚辭中的神話色彩
屈原的生平及寫作風格
屈原的人格特質
屈原與楚王
楚辭的其他作者
天問，人類亙古的疑問
楚辭以前的中國神話
離騷經（節錄）

關於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關於九章
●惜誦（節錄）
●涉江（節錄）
●哀郢（節錄）
●抽思（節錄）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節錄）
●橘頌
●悲回風
●遠遊（節錄）
●卜居
●漁父

主要參考書目

代序 我讀楚辭

　　直到現在，捧起《楚辭》，心中就浮現一片蓊蓊鬱鬱的相思林。初夏時節，相思樹上綻放著許多黃色的小花，一枚枚指尖大小的絮狀絨球，像是毛線帽頂端的絨球。

　　是的，《楚辭》在我心中首先勾起的聯想是相思林，不是秭歸山上的霧，不是沅、湘的江水，不是楚地南國的水澤花草，而是薄暈中的相思林。那一年，我大三，在台中東海大學讀中文系，選修《楚辭》。那是我第一次認真將《楚辭》讀了一遍，其中的哀悽實在不適合二十歲的年輕人，相較於我選的其他課，好比《詩經》、樂府詩、李白詩、杜甫詩，都要來得不適合。我和同學坐在相思林環繞的仿唐式建築課室裡，聽王建生老師在講台上講述〈招魂〉，眼光忍不住游移在窗外，那時候，屈原滿腔的憂思，完全不是二十歲的我所能理解。我記得那是第一、二節課，早上八點開始上，窗外相思樹篩落的陽光，依附在薄薄的晨霧上，有光暈的，那景象我至今依然清楚記得。即使後來我旅行三峽時，拜訪過屈原的故鄉秭歸，但是一讀《楚辭》，我心中的「脩路幽蔽，道遠忽兮」依然是藏在蓊鬱的相思林間。

　　當然，關於屈原的故事，是更早就聽說了的。孩提時代，因為端午節要吃粽子，要佩帶香包，電視上轉播龍舟賽，學齡前聽爸媽說，學齡後聽老師說，漫長悽楚的故事，在幼年的印象中，只留下屈原投江自盡的身影，投的是汨羅江，也牢牢記住。

　　中學時，課本裡選錄了〈國殤〉，這是要背誦的課文，雖然很短，但是描寫戰死沙場、身首異處的將士們，緊握兵器的手不肯放鬆，背上揹著的弓不曾遺落，一副隨時要躍起身再戰的模樣，讓我印象深刻，甚至背脊發涼。我們不是說：「至死方休」嗎？原來這世間有一種堅持，有一種執著，是至死依然不能罷休的，使青少年的我感到焦慮。

　　大學時，真正開始讀《楚辭》，是在修完《詩經》之後。那個年代許多中文系的學生都是如此，大二修《詩經》，大三修《楚辭》。在文學史的發展上也是如此。《詩經》輝煌一時，在西元前數百年，中國的詩歌已有如此傲人的成就，像是：「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都是動人的佳句。接著是百家爭鳴的戰國時期，儒家、道家、法家各種哲學思想發光發熱；然後是優美的《楚辭》，它的文學形式影響到之後的漢賦，而在我的心中，它也同時暗示了後世許多詩人的宿命。

　　要用一個簡單的成語形容屈原，很多人都會選擇「懷才不遇」，然而屈原文學上的成就所依賴的也正是他的「懷才不遇」。如果屈原遇賢君、逢明主，就會在政壇上嶄露頭角，雖然他還是會寫詩，但那時，寫詩對他而言只會是一種生活趣味，不是情感的寄託，也沒有深厚的愁思和滿懷的失望，就不會寫出如此深刻蒼涼的作品。為什麼我說這是中國詩人的宿命？屈原之後，許多著名的詩人都在仕途上不得志：好比杜甫，落魄住在草堂中，過著三餐不繼的日子；好比蘇東坡，被一貶再貶，大概是在飛機問世以前的中國文人足跡遍布最廣的，連海南島他都去過。如果，唐朝、宋朝這些詩人詞人都受到重用，在朝為官發表些經世致用的策論，或是酬酢文章，詩詞只是遊戲之作，中國的文學史將會失色不少吧。

　　原來，繁茂是因為荒蕪才有機會生長，繽紛是因為空白才得以渲染，深刻的作品是因為人生際遇不如意，所以順理成章得以激發。

　　許多書在不同年紀讀，會有不同的體會。初讀《楚辭》，不妨先熟悉其寫作形式；了解《楚辭》的形式之後，再欣賞優美的文辭，雋永的形容，精采的比喻，鋪陳的氣勢，蒼鬱的風格，深刻的意涵；最後才是作者的心情，這個部分沒有一點人生閱歷是很難體會的，那種身處亂世的無力感，幸福的人不知道，也許多用一點心思去讀，能更加珍惜目前擁有的快樂，更有智慧置身混濁亂世，更堅毅的面對挫折，更豁達的在紛擾中處之泰然。歷史不斷重演，人類的智慧會不會有突破的一天？古人留下來的教訓和啟發已經夠多了，如果我們願意用一點心去讀、去了解，我們的人生，甚至這個世界，將會有所不同。

◎楚辭中的南方文化情調

　　在兩漢以前（西元前）的中國，《詩經》和《楚辭》是最重要的文學作品，而我們可以將《詩經》視為周朝時期文學的代表，《楚辭》為戰國時期文學的代表。《詩經》產生之後約三百年，經歷過東周百家爭鳴，是理智思維發展的年代。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各家各派紛紛提出不同主張。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群雄並立、連年征戰，這些客觀環境中的趨勢，當然對文學創作會有不同的影響。

　　春秋後期及戰國年間，哲學思想的成就高於文學，包括孔孟老莊等論述（當然，思想家如莊子的作品，其文學價值亦很高），能承襲《詩經》而在中國文學史繼續發揚詩歌光華的，當屬寫作時間已距《詩經》數百年的《楚辭》。

　　春秋戰國時期南北文化交流，南方人到北方求學、北方人到南方遊歷的例子很多，而《詩經》更是知識分子必讀，就連談話論政都時常引用其中的句子。《左傳》在宣公十二年記載楚子引周頌〈時邁〉及〈武〉；成公二年子重引〈大雅?文王〉；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引〈大雅?文王〉。這樣引用《詩經》的紀錄相當多，屈原自然也是熟讀《詩經》。

　　但是，屈原寫作《楚辭》，並非單純沿襲《詩經》，他還納入南方文化，包括方言、神話和音樂，形成一種不同於《詩經》的情調。皮錫瑞《經學通論》中寫道：「而楚辭未嘗引經，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詩素餐之語，或據以為當時孔教未行於楚之證。按楚莊王之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在春秋時已引經，不應六國時猶未聞孔教。楚辭蓋偶未道及，而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不是憑空發生的，人類的文明智慧不論在哪一個領域都有傳承性，只是在傳承之中兼顧創新，納入更多元的文化，便是其可貴之處。所以我們可以說，屈原寫作《楚辭》受到《詩經》的影響，而又呈現出南方特有的文化色彩。

　　在本書以後的篇章中，將討論《楚辭》受南方方言和神話的影響，這些在《楚辭》的文字和意涵上都有清楚的表現。至於南方音樂則對《楚辭》的音律之美有所影響，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這種『南音』與北樂北歌自然是很不同的。它是一種富於幻想、變化曲折、悅耳動聽的樂歌，也就是後來所謂的『楚聲』。這樣的『南音』或『楚聲』，對於楚國的詩歌，無論在形式和情調上都是有影響的。九歌諸篇大部分是當時民間的歌曲，是楚國的巫風和南音的結晶，由屈原加工再造出來的。」

　　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朱熹在《楚辭集註》中也認為〈九歌〉是屈原將民歌改寫而成的，雖然是改寫，但是因為融入了他自己的情感和文學修為，所以依然展現出屬於屈原個人的藝術風格。

　　在屈原寫作《楚辭》以前，南方歌謠已經展現文學方面的成績，例如〈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悅）君兮君不知。」又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越國當時是楚國的鄰國，而〈孺子歌〉是楚人歌謠，其形式上和《楚辭》是相似的，只不過用字較簡樸。屈原寫作《楚辭》，雖受到當時楚國歌謠的影響，甚至借用民間歌謠為藍圖，但是因為屈原本身的才思豐富，情感湧動，所以不論在寫作形式的鋪陳上，或是遣詞用句上，都更加精緻講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