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8）後解嚴台灣文學

　　本期《思想》邀請四位作者，針對「後解嚴的台灣文學」展開討論。我們所關心的，當然不是解嚴這個具體事件本身，而是這個社會一旦擺脫了威權政治所施加的束縛禁錮，前路操之在己，成敗得失要由自己負責了，其成果就格外值得理解和檢討。特別就思想、文化而言，瞭解解嚴前後的變化得失，更有助於彰顯台灣的思考主體，究竟具有多少思想資源與自我意識。

　　本期關於文學狀況的幾篇檢討，都明確指出，文學與解嚴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創作自由問題。解嚴以前，台灣的文學意識之澎湃，已經預告了新的多元主體正在浮現；解嚴之後，社會的多元自覺與運動，更為這種意識提供了莫大的動力。解嚴前後，張錦忠先生所謂的「後浪新潮」自西方湧到，與島內自發的身份認同潮流匯合，一時之間構成了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眾聲喧嘩。但是，喧嘩之後留下了甚麼樣的作品，幾位評論家的評價，似乎仍是期待多於肯定。

　　文學領域的經驗顯示，解嚴固然帶來了較為開放的氛圍，但即使加上外來觀念的刺激，還需要有社會的動能來支撐鼓動，才能共同構成文學的熱鬧局面。不過，即使局面已經成形，若是作家本身沒有能力善用局面，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還是有限。解嚴云云，對於文學的意義不會很大。

　　解嚴當然滿足了自由主義的長期期待，可是實情說來諷刺，在台灣，解嚴居然構成了自由主義的致命考驗：隨著解嚴，自由主義也就喪失了動力；而在中國大陸，雖然無所謂戒嚴解嚴，自由主義作為思潮也提前宣告式微。這個情況，本身便需要理解說明。「自由主義的處境與未來」筆談，在上一期發表四篇台灣與大陸學者的觀察分析之後，引起了海內外的矚目。本期繼續刊登同題另外五篇筆談文章，分別由大陸、香港及台灣學者執筆。有興趣的讀者，無妨將前期及本期的文章並觀，認識問題的全貌。中文自由主義的衰落，當然有外在肇因，不過其本身的體質羸弱、視野狹窄、與社會動態隔絕，也是必須承認的缺失。這個情況，是不是會隨著大家的相關討論增加而改善，只能拭目以待。無論如何，我們歡迎讀者加入這場筆談。

　　本期的精彩文章，還有「思想鉤沈」這個欄目裡面的四篇珠璣之作，各自把我們的視野向著意外的方向開展。台灣知識份子為甚麼不曉得許壽裳這個人物？台灣的咖啡豈是始自星巴克？自由主義者豈能不細讀嚴搏非先生所談的波蘭尼《大轉型》（即是唐諾先生筆下的博蘭尼《鉅變》）？而廖美小姐生動呈現的赫緒曼，為甚麼能夠出入於經濟發展、政治經濟學、政治思想、以及繪畫之間？（廖美提供赫緒曼的自畫像照片，把其人與其藝同時帶到讀者眼前。）這些話題與思路的出現，令《思想》所涵蓋的景觀超出了台灣的逼仄當下，眼界陡然寬敞、繁複、明亮了許多。

　　更有助於開闢新視野的作品，當推黃宗潔小姐對台灣動物書寫狀況的介紹。這個主題的重要性日增，可是相關的研究還很少。有此一篇在手，讀者可以掌握台灣動物寫作領域的狀況與得失，甚至於認識到所謂的「混和共同體」如何容納著各類人等與動物、植物乃至於生態系統。一如「思想」通常侷限於人類，文學對這個共同體的重現與理解，顯然還有著嚴重限制。

　　本期《思想》還有兩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文章，卻都不是直接談論當年那場事件，而是探討今天有關二二八的三種主要論述、以及針對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這本大有影響的二二八見聞錄的批評。吳乃德先生一本一貫的關懷，檢討族群衝突論、國家暴力論、以及冷戰結構論三種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詮釋。吳乃德文章的動人與懾人，正在於他為這個議題開拓了一個關鍵的道德面向。郭譽先先生的書評或許不能說服每一位讀者，不過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卻不能迴避。這兩篇文章性質迥異，卻都屬於一種「後設」性質的討論，即檢討我們如何理解與敘述二二八事件，是有其獨特的意義的。

　　感謝余英時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兩位在華人學術與藝文領域廣受敬重的人物，願意在本刊發表他們的新作。他們的賜稿，相信會鼓勵更多的作者與讀者參與本刊的努力，促進中文世界思想的蓬勃發展。

複數記憶的浮現：解嚴後的台灣文學趨向
陳芳明
釋放被壓抑的記憶
到達解嚴之前，台灣社會的思想活動已率先自我解放。這種解放不僅見證於黨外雜誌的滋生蔓延，也顯現在文學想像的蓬勃盛放。以暗潮洶湧來概括1980年代的文學風景，絕非誇張。在1987年解嚴前，至少已經看到黃凡《賴索》、《傷心城》的政治小說（1983），李昂《殺夫》與廖輝英《油麻菜籽》的女性小說（1983），以及白先勇《孽子》的同志小說（1984）。這些作品幾乎在同一時間問世，一方面宣告作家對苦悶政治環境的不耐，一方面似乎也呼應了當時社會的騷動現象。
從老兵返鄉運動、原住民復權運動，到農民北上遊行運動、勞工運動、女性運動、學生運動，反映了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求變聲音從島上各個角落發抒出來。潛藏在作家思考的爆發能量，也在1980年代初期釋放出來，適時參加了這場前所未有的歷史大合唱。

在宣佈戒嚴時期正式終結的1987年，頗具象徵意義的一個事件也同時發生，那就是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的付梓出版。這冊歷史作品，在於總結整個威權時期（包括日治殖民體制與戰後戒嚴體制）的文學流變，也在於預告一個全新的文學生產即將到來。葉石濤的《史綱》也許失之簡略，卻足夠讓後人窺見台灣文學曾經有過的壓抑與掙扎。不過，這冊專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拉出另一條歷史記憶。在中原取向的黨國教育之下，台灣歷史記憶曾經受到長期的遮蔽，或者只能依附於中國歷史的邊陲。遠在1965年，葉石濤便已發誓要寫出一部台灣文學史。必須經過20餘年之後，他才完成了誓願的實現。《史綱》的出版，意味著複數記憶的浮現。縱然這冊規模有限的史書還不能與龐大的政治論述相互比並，卻已釋出一個強烈的暗示；被壓抑的許多記憶，就將要在威權體制鬆動之際不斷湧現冒出。

經過1977年文學論戰的洗禮，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結盟似乎已形成鮮明的趨勢。鄉土文學論戰的硝煙瀰漫時，統獨兩條路線的思考也逐步在形塑之中。這場論戰，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並未提出具體的答案。不過，雙方陣營掀起的文學思考，已開始挑戰質疑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威權。台灣作家對於政治權力的干涉，都已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不耐。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爆發，使得鄉土文學論戰的後續發展被迫中止。但是，作家對國民黨體制的抗拒與批判並未熄滅。1982年至1983年再度爆發台灣意識論戰，正好可以證明所謂的文藝政策，已失去能力制約作家的思考。

對於統派而言，國民黨的思考立場不足以承擔「中國」的真正意義。對獨派來說，國民黨的中原取向也不能負載「台灣」的具體內容。因此，威權體制遭到民主運動挑戰時，它長期構築的政治大敘述很快就出現疲態。陳映真在1980年代所寫的政治小說〈山路〉、〈鈴鐺花〉，開始為50年代的白色恐怖記憶發出聲音。鍾肇政的歷史小說《怒濤》、李喬的長篇小說《埋冤一九四七》、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也開始揭開二二八事件的記憶。這些文學作品問世時，等於是宣告國民黨的立場既不夠「中國」，也不夠「台灣」。

富有濃厚意識型態的這些文學作品，在藝術成就上可能有其侷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完成其特殊的歷史任務，那就是在國民黨主導的歷史記憶之外，挖掘出被埋葬許久的民間記憶。歷史造像運動在解嚴前後幾乎臻於高峰，弔詭的是，當整個文壇走向開放之際，1970年代崛起的鄉土文學運動卻出現式微的跡象。

鄉土文學運動也許不能以沒落來概括，但是，它的力道已沒有1970年代的氣勢那樣旺盛。究其原因，當然可以從經濟結構的改變來解釋。全球化的風潮在解嚴前後逐步席捲脆弱渺小的海島，當台灣被整編到世界經濟體系時，鄉土的內容也不能不受到改造。不過，從文學創造的本身來看，鄉土文學的思考是以台灣意識為主要基礎。台灣意識萌芽時，就已具備民族主義論述的形式。這種素樸的民族主義，便是用來對抗國民黨所灌輸的中華民族主義。從語法使用到藝術技巧，鄉土文學的書寫策略無非是以台灣意識的大敘述來挑戰中原意識的大敘述。經過10年的對峙與挑戰，無可懷疑的，已形塑了相當堅強的本土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