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本書以漢代的貿易和擴張為中心，全面考察漢代中國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對外關係，在廣泛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審視了漢朝所面臨的經濟和軍事問題，對厘清諸多近年來的史學熱點問題頗有裨益，對了解中國歷史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如納貢體系，依據當時政治、經濟的現實背景對中國納貢體系在漢代的建立與成長，做了極其精彩的闡述。

作者簡介

余英時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

第五章
邊境貿易
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期一樣，貿易自然也是漢代中外經濟交往的主要方式。由於受到材料極端分散、零碎等特點的限制，考察的重點將放在貿易進行的各種方式上，而不是貿易中實際所涉及的貿易量，很遺憾這是無法重構的。漢代存在三種類型的對外貿易，即邊境貿易、與西方國家的陸路貿易、海上貿易。由於邊境上的胡族人經常充當漢代中國對外貿易的中間人，因此，自然首先從邊境貿易著手，之後再接著討論其他兩種類型的貿易。


一、邊境貿易與擴張
如同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漢朝時期的商人非常活躍。他們在邊境沿線的活動尤其引人注目，而且極大地促進了漢帝國的擴張 。在許多事例當中，追逐利潤的個體商人們為政府採取將更多的邊境地區兼併到郡縣行政體制下的方式來擴大中國版圖的做法鋪平了道路。例如，一位清代學者認為，一個名叫彭吳的中國商人在朝鮮的貿易活動最終使中國得以在那裡建立了一個郡 。無論如何，文獻資料和考古證據都傾向於表明：從戰國時期以來，貿易和擴張的相互作用逐漸把中國的東北邊境推進到了遠至北朝鮮的地方 。後來在漢武帝時期，中國的郡級行政管理機構在朝鮮確立之後，更多的商人從中國內地到達那裡，而且他們追求利益的欲望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沈湎於盜竊行為，由此逐漸破壞了那裡的社會風氣。

在漢帝國向西南擴張的過程中，中國商人起了相似的作用。四川的商人經常非法越過邊境去和夜郎進行貿易，他們的貿易行動最終使漢朝政府注意到夜郎地區的軍事、政治重要性。結果是，整個西南(今四川之一部以及雲南和貴州)重新向中國開放，好幾個蠻夷國家轉化成了中國的郡。

在北部和西北部邊境上，趙地和秦地的商人也非常活躍 。而且，由於這些地區與羌、戎、氐及匈奴的土地接壤，中國商人自然與這些邊境上的胡族人之間有著經常的、廣泛的商業往來，這使得前者獲取了大量的利潤。比如，早在秦朝統治時期，烏氏�就已經從其與戎人國王的貿易中獲取了鉅額財富。

不但中國內地的商人長途跋涉到邊境上去尋求新的致富之路，而且一個邊境地區與另一個邊境地區之間的貿易也非常發達。枸醬在廣東的出現就最能說明這種情形。

枸醬是四川的一種土特產，當地的商人將其大量出口到夜郎。但夜郎人又不能將其全部消費掉，而且發現把剩餘部分經牂柯江輸送到越人的市場是有利可圖的。由此，這兩個重要的邊境地區——後來分別稱作西南和南越，就通過水路在經濟上取得了聯繫。這種情形就使得南越王有可能通過經濟方式來控制夜郎地區。

中國商人在邊境沿線的探索活動經常引起漢帝國的政治、軍事擴張這一事實，已經被當時敏銳的觀察者司馬遷注意到，他在對西南夷的評論中這樣說道：「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除了商人之外，駐防的軍隊也促進了邊境貿易的發展。自戰國時期以來，在軍隊駐紮的地方尤其是邊境地區就已經有了「軍市」。例如，西元前3世紀，著名的趙國將軍李牧受命在雁門地區(今山西)防範匈奴入侵，他在軍營中設立了集市，來自集市的稅收全部用於保障士兵的給養 。偶爾可以看到，漢代的大部分時期仍然在使用類似的軍市。文帝統治時期，雲中(今綏遠)太守魏尚仿效李牧的做法，在邊境上建立了軍市 。武帝時期，一位軍事官員甚至走得更遠，他把京師的北軍軍營守衛處變成了一個與士兵們進行貿易的集市區 。後來軍市不但擴展到了內地，而且在漢代的軍事系統內趨於制度化。每個軍市通常任命一名軍事官員為「軍市令」，負責管理 。到三國時期，同樣的機構仍然非常活躍；為了方便駐防士兵，魏和吳都設立了軍市 。遺憾的是，由於缺乏詳細的資料，我們無法知道軍市這種機構有多麼正規，以及在那裡會賣些什麼樣的貨物。

不過，正是駐防在邊境地區的士兵在邊境貿易的發展中起了特別積極的作用。一般說來，我們可以把漢代駐防士兵參與邊境貿易的場所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是上面討論過的軍市。第二是邊境集市，稱為關市或互市，本章稍後會對此做進一步的討論。現在只需記住這一點就夠了，即當邊境和平的時候，駐防的中國士兵就像中國商人一樣，也在這類地方與胡族人進行貿易 。第三是各邊境城市中的普通集市。根據新近發現的漢簡資料可以再現當時邊境士兵商業活動的場景。在著名的居延漢簡中，我們經常會碰到「私市」或者「為家私市」一詞，這是因為許多士兵將其家庭成員一起帶到了邊塞。他們不僅到附近的居延地區的城市去，而且有時也跋涉到遠至張掖郡治所在的城市，或者到相鄰的邊郡九原郡治所在的城市。

這些漢簡資料也揭示出大量其他有關邊境上漢朝軍隊貿易活動的有趣事實。第一，儘管在這些漢簡中沒有關於軍市存在的明確的、直接的資料，但我們確實在這些漢簡中找到了好幾個關於士兵們自己相互之間進行貿易交換的例子。在一個例子中，一名障塞的士兵在集市上將一匹價值1,000錢的絲綢以600錢的價格賣給了一名烽燧長官 。在另一個例子中，一名烽燧的士兵把從政府那裡領到的一套衣服賣給了另一個烽燧的一名士兵。

為數甚多的材料表明，有時士兵們被捲入相互的債務中大多都是因為這種交易而引起的。

第二，邊境士兵與他們駐防地附近的普通老百姓之間也有著直接的商業關係。例如，一條簡文記載，戍卒和田卒都將他們從政府那裡領到的衣服及其他物品以高價賣給邊境地區的百姓以賺取利潤 。另一個例子中，一名士兵賣了3匹布給一位當地的居民得了1,000錢 。看來，跟內郡不同，政府允許邊郡的官員和士兵從事貿易活動 ，很可能是考慮到他們微薄的收入遠遠不夠養活他們的家人的緣故。因此，看到一名官員向其上級彙報他與市井之人的交易事務就不足為怪了。

第三，邊境上的駐防軍隊與胡族人之間的交往痕跡也清楚地體現在這些漢簡資料中。一枚殘斷的居延漢簡記載了一些來自小月氏的人 ，這與敦煌漢簡中的類似材料極其吻合 。可以看到，所謂的小月氏胡長期歸降漢朝並居住在中國版圖之內；而且，由於他們是優秀的戰士，許多人在「以夷伐夷」的政策下被組編進漢朝軍隊之中 。那麼，看來討論中的蠻夷人就很可能是一名這樣的士兵。另一條證據提到了三個奇怪的名字，其中兩個都有胡字，這有力地證明了他們是胡人。

這三個名字中，第一個似乎曾是一名騎兵，而第二個是名女性僕人 。一枚敦煌漢簡也記載了一名來自西域小國烏孫的歸降胡族婦女 。最有意義的信息是由一枚居延漢簡提供的，其重要性在於，這枚簡記載了關於邊境上漢朝軍隊和歸降蠻夷部隊之間的經濟關係。簡文稱在征和三年(前90)八月己未這一天，一名中國軍官送了43石2斗穀物給一個蠻夷屬國的兩名指揮官 。這個例子中的屬國可能就是前一章所論及的建立於西元前121年或者120年用來安置歸降匈奴的五屬國之一。儘管屬國蠻夷是否經常通過這種方式從漢朝政府那裡獲得他們的食物供應還不完全清楚，但體現在這則簡文中的交往看起來像是官方的，而不是私人的。

根據上文所討論的這些新發現的漢簡資料，看來至少邊境上的漢朝軍隊和蠻夷人之間有著一些總體上帶有經濟性質的交往。根據這一歷史背景，對《史記》 和《漢書》 中「外市」一詞作出不同的解釋也許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整個句子相當模糊地說到將吏們相疑而「外市」的後果。傳統的理解認為其意味著將吏們與外敵之間有交易，這當然也有道理 。不過，近來有人認為，這個例子中的「外市」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為是指漢朝邊境士兵將一些違禁物品尤其是鐵兵器賣給匈奴之事 。看來今人的這一解釋與我們前面的分析更為相符，我們的分析顯示，漢朝邊境士兵的確有機會與蠻夷人做買賣。

由此我們看到，邊境上的漢朝商人和駐防軍隊兩者的經濟活動都適於用來證明中國與胡族經濟交往中緊密交織的兩個方面，即貿易和擴張。一方面，正是商人通過貿易的方式推進了漢帝國的擴張，而另一方面，正是士兵們通過擴張拓展了貿易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