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者的孤寂

「現在，我是個老人了！」

魏書娥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首度發表德文版〈臨終者的孤寂〉（一九七九） 這篇文章時，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這位集社會學家、哲學家、詩人三種角色於一身的學者，已是高齡八十二歲的老人家。他於十九世紀最後三年降臨人世（一八九七），猶太後裔的身分讓他不幸遭遇二十世紀歐洲的人類浩劫，自德國法蘭克福出走，避難法國、英國，最後病逝荷蘭阿姆斯特丹，以九十三歲高齡在廿世紀最後十年離開人世（一九九○）。盛年（一九三五）出走，致使原先在學界漸露頭角的他被迫中斷申請大學教職的升等研究，這個人生被迫面臨的意外竟使他遲至六十五歲（一九六二）才正式重回學術圈，在非洲的迦納大學（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Accra）正式取得社會學教授身分。七十年代以降，其著作經由荷蘭廣為傳播，逐漸受到各國學術界的重視，甚至包括德國學術界也得以重新認識到因納粹迫害而被長期忽略的社會學巨擘。

　　〈臨終者的孤寂〉（一九八二）這篇文章再次修訂德文版問世時，愛里亞斯這位社會學家，已是高齡八十五歲的老人家。以〈衰老與臨終〉（一九八三）為題，在醫學會議上向醫生們演講時，這位高齡八十六歲的老社會學家強調，「衰老與臨終」是屬於先進工業國家在醫療社會學領域的重要議題。盛年出走四十年之後，他再次踏上德國領土穿梭多所德國大學訪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四年之間，連續六年停留在德國中北部工業城畢樂非爾德（Bielefeld）的大學（University of Bielefeld）附設科技整合研究中心（Zentrum fuer interdisziplinaere Forschung, ZiF）。1992年十月，愛里亞斯基金會依照愛里亞斯遺願，贈送愛里亞斯鑄像 給ZiF永久收藏，在紀念活動上，當時的社會學院院長（Dekan der Fakultaet fuer Soziologie）歐罕?藍戌特（Otthein Rammstedt）教授 在其典禮致詞的演講內文裡，開宗明義就強調「回顧愛里亞斯在德國，也就是回顧他在畢樂非爾德，當時他在ZiF生活與工作，幾乎快要把它當成故鄉了。」藍戌特教授也提及畢樂非爾德大學的學術同儕對他的評價，「愛里亞斯是時代的見證者，是受納粹迫害者，是享有盛譽的社會科學家，而且還同時是大學的準成員了。」然而，重新取得學術光環的愛里亞斯在德國畢樂非爾德大學呈現的社會意象少不了受到年齡的局限，藍戌特教授還生動地描述著「那位外表顯得有所保留、老態的、輕聲的、個頭矮小的、惹人愛的男人」。

　　愛里亞斯從八十一歲到八十六歲這六年的老年生活與學術生涯和德國畢樂非爾德大學的ZiF生活密不可分。當時他的生活空間主要集中在學人宿舍、ZiF的圖書館和大學游泳池，在大學的公開活動方式則是演講。在贈送鑄像的紀念活動上，當時ZiF的主任彼得?威葛（Peter Weingart）教授 在開幕致詞時，提及愛里亞斯在ZiF的生活世界可以說是既孤寂又自由，隨後藍戌特教授的演說主題也呼應了類似的觀察，他認為愛里亞斯在ZiF的生活風格可以說是齊美爾筆下的陌生人生活，面對德國社會的政治認同，愛里亞斯近鄉情怯而有所保留；面對歐洲文化的學術傳承，愛里亞斯身任時代見證人的精闢分析；在畢樂非爾德大學的ZiF的親身生活與受益等，交織成老年的愛里亞斯在ZiF的複雜身影。

　　愛里亞斯在ZiF的學術貢獻是豐富的，然而，他也未曾忘記自己邁入老年，單單是以德文發表的作品已不在少數，除了詩作以外，在畢樂非爾德的六年之間，他在早期延續下來的「文明化進程」研究主題上，先後間奏出「日常生活」、「時間」、「臨終者的孤寂」、「暴力與文明」，甚至「運動」等，現今已是重要的社會學子題。在畢樂非爾德的六年之間，愛里亞斯在生活上，在學術上都是具有自知之明的老人家。特別是在畢樂非爾德附近著名的療養小鎮 所舉辦的醫學會議上，以〈衰老與臨終〉這篇演說，他向專業醫師們直接說道：「現在，我是個老人了」。那是在他坦承自己年輕時也不免質疑老人家的生活經驗，待自己步入老年階段才得以同情地理解什麼叫作步履蹣跚與老態龍鍾，這個親身體驗讓他像每一個步入老年的人一樣，必須付出難以回復青春的代價，可是他藉著承認自己的老態，向每一個尚未步入老年的年輕人表達出他的體諒與理解。

　　雖然，在生活上只有透過親身體驗才能傳達老年人的心聲，可是在學術上，他藉由歐洲文明化進程的比較觀點，理性分析出先進工業化社會的文化路徑，因而閱讀〈臨終者的孤寂〉的讀者們可以發現，緊跟著「文明化進程」的理路，不難理解愛里亞斯要強調的重點。但是，關於歐洲文明化進程的評價，他顯然跟法國年鑑學派裡側重心態史（mentality）觀點的學者阿力耶思（Philippe Ari?s, 1914-1984）有所差異，單就「死亡」事件的觀察，阿力耶思提出歐洲中世紀社會原來保有「馴服的死亡」態度，隨著工業化發展逐漸演變成「禁忌的死亡」態度，並且在其名著《西方的死亡態度》（Wester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1974）論述的字裡行間，隱涵有崇尚「馴服的死亡」的價值立場。愛里亞斯就不認同前者，他認為從暴力壟斷國家化的文明化進程而言，中世紀並非絕對生活平靜的世界，而先進工業化社會借助醫療科技進步建立起的公衛體制，以及對軍事武力採取建制性壓抑的國際和平方式，相當程度地克服了死亡隨處可見的生活危機。面對迥異於中世紀的社會結構，先進工業社會經歷其特殊的死亡壓抑社會機制之餘，還是要面對它自己在人格結構方面形塑的死亡壓抑問題，面對這個現代社會的文明特徵不是單純地緬懷中世紀典範，就能找到貼近現階段高度個體化文明的理解關鍵。愛里亞斯理性地建議讀者，要從把握社會結構與人格結構的相互作用裡去凸顯死亡事件的社會學面向，循著死亡的除魅路徑，將死亡看作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封閉起來的個人』，自己是孤寂者的精神感覺就會很快消失。」當然，臨終者的孤寂也可能隨之迎刃而解了。

　　這篇導論出版社編輯囑咐我約在兩千字左右，礙於篇幅考量，不適合過度嚴肅地分析愛里亞斯關於臨終者孤寂的論述，所以，我把〈臨終者的孤寂〉和〈衰老與臨終〉兩篇文章放在他晚年在畢樂非爾德大學的ZiF時期，作為老年生活體驗與學術交流經驗的生活產物這個角度來觀察，跟讀者們分享我把這兩篇文章視作「死亡社會學」經典的入門作品的心得。也作為我過去在德國畢樂非爾德大學求學時期，授業於藍戌特教授門下研讀齊美爾社會學，並且不經意在大學游泳池畔認識愛里亞斯在畢樂非爾德的友人，聽聞到一些他詩人生活點滴的一種緬懷與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