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齡箋 (新版)

　　本書第一部分聚焦於後設小說裡性別與書寫的關係。作者平路選擇男性 (或具男性氣質)作為書寫者，筆下的女主角 (除了〈手稿〉外) 皆無名字，具有寓言的刻意簡約。平路玩味著男作者係上帝的地位，不斷加以顛轉、反諷，然而這些男性書寫者的心態各異，對女主角的投射與慾望方式亦不同，使得性別、愛慾與權力的糾葛更形複雜。女人的故事究竟可不可以被男作者說？在說的同時男作者與現實的關係是什麼？扮演上帝的男作者是否宰制了女主角？第二部分則帶入記憶主題，進一步探究性別、書寫、記憶的糾纏。性別如何影響了書寫位置以及記憶的方式？由於同一性別也有各種差異，此影響值得細膩剖析。此外，書寫究竟是彌合了記憶的傷痛，得到救贖？抑或使真相在記憶中更為模糊紊亂？

　　書中〈百齡箋〉試圖將樣板的、神格的人物去偶像化，不但尋找正史的縫隙，質疑、改寫正史，且重新審視舊有的意識形態；但批判的精神比較在於小說的取角，而非形式上的後設。以嘲諷夾同情的語調，描寫宋美齡藉書寫戰勝時間，贏得了她與蔣介石以及與蔣介石的眾多女人之間的角力，最終卻發現她仍依附丈夫，且未必戰勝時間。小說以她百歲生日前幾日仍忙於寫信開始，她自豪地扮演先知角色警告世人。她寫信係為了留下她對有關她個人及蔣介石歷史的版本。這包括他們政治聯姻之內涵，與他們參與的中國/台灣歷史之評價。但縱使她自詡能寫，屬於她的那段歷史及價值觀業已成為過去，對年輕人而言，她僅是和日本金銀婆婆一樣的人瑞。

－－劉亮雅（台大外文系教授）

　　夫人攤開信紙，介石夫君，生前沒有這樣稱呼過他，此刻聽起來格外婉轉
　　（什麼時候起？我會跟死人寫信了）
　　像我這樣的老人，這次的熱鬧過完了，下一次受重視的時候是死亡的來臨
　　（應付老年的方法，就是把自己關在寂靜裡面）
　　但是好不好笑，時光好像又走回頭了，人家告訴她，林肯中心還有盛大的生日慶祝會
　　（這件事弄到後來，要怎麼結束呢？）
　　介石夫君你還記得麼？那天螢光幕是「長生殿」，女伶水袖舞得像招魂的鬼魅，悠長清亮的唱腔道：
　　百年離別在須臾
　　一代紅顏為君盡
　　（不，恰恰是相反了，老夫人危顫顫笑著，臉上艷如桃花：哪有什麼離別？──她的百歲誕辰，正是歡慶與相聚的時日！）             

－－平路

作者簡介

平路

　　本名路平。台灣大學心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數理統計碩士。在美國工作多年後回國擔任報社主筆，從事專欄寫作，關心面向及於社會、文化、性別、人權等議題，並在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與台北藝術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任教。2003年初，就職香港光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

　　重要著作有長篇小說《行道天涯》、《何日君再來》、《椿哥》，短篇小說集《凝脂溫泉》、《百齡箋》、《玉米田之死》、《禁書啟示錄》、《五印封緘》、《紅塵五注》等，散文集《我凝視》、《巫婆�七味湯》、《讀心之書》，與評論集《女人權利》、《愛情女人》、《非沙文主義》、《浪漫不浪漫》等。

　　《行道天涯》已譯為日、英、法文出版，英文版書為名Love & Revolution--A Novel About Song Qingling and Sun Yat-Sen，由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於2006年出版。《何日君再來》已有日文譯本。

「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
梅家玲

放眼現今台灣文壇，平路無疑是女作家群中十分特殊的一位。她崛起於八○年代中期，在多數女性作家著力於微觀閨閣情事，張致兩性關係之際，卻以〈玉米田之死〉、〈台灣奇蹟〉等思辨家國政治的小說，迭獲大獎，別樹一幟於閨秀文學之外。她對人生萬象充滿好奇與存疑，對書寫本身更有著不能自己的執著迷戀，落實在小說創作上，於是形成了題材形式的不斷實驗翻新。無論是小小說還是中長篇，是寫實還是科幻後設，她就題材拓展、形式創新方面的種種努力，固然一直有目共睹，卻由於關懷面駁雜，不主一格，兼以書寫取向重思想、好議論，每使讀者忽略了她女性作家的身分，以及小說中（有別於一般「典型」）的女性特質。不過，近年裡，她不僅在文化評論方面屢就女性議題抒論，《行道天涯》、《百齡箋》、《巫婆■的七味湯》等作陸續問世，更凸顯了身為「女」作家的強勢創作姿態。其中，以民國史上傳奇女性──張亞若、宋慶齡、宋美齡──為題材的系列創作，由在彰顯其個人於女性議題方面的獨特觀照時，為「女性」、「歷史」、「書寫」間的互動糾葛，演義出多方面的思辨可能。正是如此，十餘年來，她由家國歷史而性別政治的書寫徑路，不僅見證並參與了台灣政經社會文學文化發展的曲折進程，也體現出本土女性書寫超越於一般理論之外的活力與潛力，值得重視。因此，以下論析將依循她創作的先後次第，就所關懷的三個不同面向，檢視其遞變之跡，以及彼此間的相互辯證。分別是：

一、女性與鄉土想像及性別化國家主體的糾葛；
二、創造、抑或被創造？書寫，抑或被書寫？
三、微觀歷史：從「她」的故事到「他」的故事。

其中，第一部份係由早先的鄉愁故事，討論她對傳統男性中心的鄉土想像及國家認同問題的反思；二、三部分則談討他如何經由男女兩性於創造／書寫問題上的頡頏交鋒，進而以「她」的故事（her-story）拆解並改寫（意圖定於一尊的）「他」的故事（HIS-story）1的思辨進程，及敘事策略。

一、女性與鄉土想像及性別化國家主體的糾葛

無可否認的，家國歷史，一直是平路小說的關懷重點。由於早年身在海外，心繫台灣，故土鄉愁，遂成為彼時小說中縈迴不去的主旋律。在《五印封緘》一書所收的專訪中，她曾坦言：

我的作品中由於都有一部分的自我，因此可能有相通的基調。人類與土地家國、歷史傳統的纏綿糾葛，是我從事創作的主要題材2。

饒是如此，她的鄉愁故事，怕不早已暗蘊了耐人尋味的女性主義層面？無獨有偶地，〈十二月八日槍響時〉、〈玉米田之死〉和〈在巨星的年代裡〉中的男性人物，一皆身在海外，心繫故園。他們家有的（西化的）悍妻，琴瑟不諧，兼以事業不盡如意，在追尋個人生存意義時，其處境與處於認同危機中的（男性）家國，原本若合符節。在此，女性一方面是現實生活中頻頻挫折為夫者男性雄風的妻，是代表了一國文化社會的壓力來源；但另一方面，其所蘊含的母性特質，卻又同時是故園鄉土的隱喻，是海外游子思之念之的愛欲對象。從男主角們（對女性與鄉土想像、性別化國家主體）或屈從、或頡抗的依違掙扎之中，正可見出國家意識、男性主體與男性雄風之間交互作用的關係：他們互為饋補，卻也互相耗損。這種政治與欲力的循環消耗，所見證的，正是性別化國家主體的命運：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個人認同追尋與家國意識，終不免於幻滅與死亡3。其間的辯證進程，正可由這三篇小說循序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