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
在游擊戰頻傳的國家,載著木材的大型貨運火車前面,通常會有一台既輕巧又可消耗的手搖台車(handcar),如果鐵軌上被放置炸彈,手搖車就會先引爆炸彈。這本書就是這類「手搖台車」。當然,因為未來總是像「游擊戰頻傳的國家」,意想不到和顯然不重要的事情,讓目前龐大看似無法動搖的趨勢出軌了。或者,我改變一下比喻,這本書或許可被視為一種「預警系統」,把仍不為人知但正在改變經濟、政治和社會之結構與意義的不連續性報導出來。相對於那些明顯可見趨勢的龐大衝勁,這些不連續性反而比較可能形成並塑造我們的未來(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光景)。這些不連續性可算是我們「最近的未來」──是既成事實和即將到來的挑戰。
重要的不連續性存在於四大領域:
一、真正的新科技要靠我們。這些科技幾乎是肯定會創造出新的重要產業和全新的重要企業,同時也讓既有的重要產業和大企業變成落伍過時。過去半世紀的產業成長,源自於十九世紀中期與末期的科學新發現。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的產業成長,可能從二十世紀最初五十年到六十年的知識發現中產生,這些發現包括:量子物理學、對原子和分子結構的了解、生物化學、心理學、符號邏輯。未來幾十年在科技上,更可能像前一世紀最後幾十年一樣,卻跟過去五十年的技術和產業連續性較不雷同。也就是說,在未來幾十年內,每隔幾年就會有一個以新科技為主的重要產業出現。
二、我們在世界經濟上面臨重大改變。在經濟政策及理論方面,我們依舊像是生活在「國際」經濟中一樣採取著行動,把國家區分成單位,透過國際貿易來交易,而在本質上,各國在經濟、語言、法律或文化傳統上都不盡相同。不知不覺地,在共同資訊產生相同的經濟興趣、渴望和需求,在突破國界和語言並忽視政治意識形態之際,世界經濟油然而生。換句話說,世界已經變成「一個市場」,一個全球購物中心。不過,這個世界經濟幾乎完全缺乏經濟機構,唯一的例外則是極為重要的跨國企業。而且,針對世界經濟而言,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經濟政策和經濟理論。
世界經濟還不算是一個可實行的經濟。新興重要經濟實體加入「先進」和「已開發」國家行列的失敗,已經在富裕國家(以白種人居多)和貧窮國家(以黑種人居多)之間造成間隙,可能讓富國與窮國都蒙受其害。後續數十年必須要有激烈的改變。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重拾十九世紀那種以多重方法進行發展的能力──只不過發展的條件極為不同──否則,二十世紀將如同毛澤東和卡斯楚(Castro)所預期的階級戰爭預言,亦即一次大戰前的世代最引以為傲的成就。只不過現在是種族之間的戰爭,而非階級之間。
三、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的政治交集正迅速改變。當今的社會和政治是多元論的形態。目前各個單一社會任務的重要性,交由為永久存在而籌設的大型機構處理,這些機構則由管理者掌管運作。但是,支配我們預期及所見的假定,仍是十八世紀自由民主理論的個人主義社會的那些假定,而支配我們行為的現實,根本就是組織化,甚至是過度組織化的權力集中。
不過,我們在此趨勢中也正接近一個轉捩點。這些最大且最快速成長的機構,也就是現代政府,正迅速地令人醒悟,如同對於現代政府執行能力的批評聲浪四起一樣。我們也對其他有組織的機構加以批評,天主教教會和知名大學裡同樣出現反叛情形。事實上,各地的年輕人正用同樣的敵意,排拒所有的機構。
我們已經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政治現實,但是卻一點也不了解這項現實、甚至完全未對其加以深思。這個新的機構多元化社會,會在政治、哲學和精神上帶來挑戰,但這些挑戰遠超過本書(或作者能力)範圍所及。
四、然而在這些改變中,最重要的是最後一項。過去數十年內,知識已成為重要資本,成為中心資本(central capital),也是經濟的關鍵資源。這不但改變勞動人口和工作,改變教學與學習,也改變知識及其策略之意義。但是,卻也引發權力新貴,「知識份子」的責任問題。
不過,本書討論的主題既非經濟、也非科技,既不是政治結構、也不是知識與教育。本書的一貫主題是,即使對現實匆促一瞥也會透露的「不連續性」。這些不連續性或許跟預測所預期的截然不同,甚至比我們大多數人仍視為「今日」的更為不同。
本書所記錄的各項單一觀點,日後都將為人所熟知。不過,這些不連續性集結而成的社會景象,卻跟我們目前周遭所見一點也不相似。換一種比喻來說,身為演員的我們依舊相信,我們正在演出易卜生(Ibsen,十九世紀挪威劇作家)或蕭伯納(Bernard Shaw,十九世紀英國劇作家)的劇作,然而事實上,我們卻是在「荒謬劇場」(Theater of the Absurd)登台演出(而且是在電視中演出,不是在百老匯「現場」演出)。(譯註:荒謬劇場於一九四○、五○年代興起於巴黎,是舞台三面被觀眾席包圍的劇場。)
目前,預測「二○○○年」已經蔚為風潮。我們突然領悟到,自己比希特勒(Hitler)和老羅斯福(Roosevelt)在一九三三年掌權的重大年代,更接近這個劃時代的里程碑。然而,現在隨便一位中年人卻還把一九三三年的體驗當成「當前的事件」。
我很羨慕那些告訴我們二○○○年將是何等光景預言者的勇氣,但我一點也不想模仿他們。我記得很清楚,當初一九三三年時對未來有何預測。當時,沒有哪一位預測者能想像得到一九六八年的真實狀況。而且,在一九○○年以前的世代,也沒有任何人預期或預測到一九三三年的真實狀況。
我們所能預測的是,把以往趨勢延續到未來的連續性。我們所能預測及所能評量的事,唯有已經發生的事。但是,不管這些連續性趨勢有多重要,它們都只是未來的一個面向,只是現實的某一方面罷了。
最正確的量化預測,絕無法預測到這項真正重要的事:在未來不同的情境中,事實與數字的含意。
不到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五○年時,大家對未來相當樂觀,預測美國在這個世紀能把白人貧困家庭數目減少到十分之一以下,把貧窮黑人家庭比例減少到三分之一以下的「貧窮門檻」(poverty threshold)。但是,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才達成這項目標。即使在一九五九年,艾森豪(Eisenhower)政府的最後幾年,預測在未來十年內,貧困家庭數目將會減少一半,從八百多萬戶減少到五百萬戶以下,以此做為一九六○年代的具體成就,這種想法都被視為幾近空想。不過,在這段期間,我們已大幅提高界定「貧窮」的所得水準。
我們或許可以預測正確的數字。但是如今,只不過經過十年,主導美國意向並形塑美國政策之事項(更別提造成美國現實狀況的事),一直都是任何統計預測方法所無法預期的:我們對經驗的含意、特質和認知已經有所改變。一九五九年強調富裕,一九六九年則注重貧窮。
這本書試圖檢視這些其他的面向,性質與結構、認知、含意與價值觀、機會及優先順序。本書的主題對社會情勢討論有限,但卻以全面觀點,檢視經濟與政治、檢視社會問題、檢視科技及學習與知識的領域。不過,本書也附帶涉及個人經驗、藝術與人類精神生活那些重要領域。
本書並不是在預測趨勢,而是仔細研究不連續性;它並不是在預測未來,而是檢視目前狀況;它並沒有提問:「未來會是怎樣的光景?」而是詢問:「為了開創未來,我們現在必須解決什麼?」
彼得.杜拉克
一九六八年夏天於美國紐澤西州蒙特克萊(Montclair, New Jers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