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片的燦爛時光：小野、王童、李安、李屏賓、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楊貴媚、蔡明亮、陳昭榮、廖慶松的電影事件簿

聽他們說國片的故事、最珍貴的紀錄

　　好電影的迷人，在於即使下片多年，那份餘韻繞樑的存在感依舊縈繞左右，《恐怖份子》、《戀戀風塵》、《稻草人》、《飲食男女》、《熱帶魚》、《愛情萬歲》、《徵婚啟事》；小野、李安、王童、楊德昌、侯孝賢、吳念真、李屏賓、陳玉勳、陳國富、廖慶松、楊貴媚、陳昭榮、辛樹芬、李康生……

　　7部片 × 16名影人

　　這些片名、人名，已成為與台北人、台灣人血脈相連的共同記憶。

　　本書是電影史(或說出版史)上，少數有機會涵納台灣電影界重量級人物口述老電影的作品，不但談電影、談電影人、談當年幕後最生動或最令人回味的花絮，也談令人懷念的城市回憶：

　　電影誕生過程中最珍貴的點滴紀錄，首度公開 ~

　　在《海角七號》之前，國片有好多故事可以說——

　　透過侯孝賢的《戀戀風塵》，你驚豔於九份的美麗，但你沒聽九份孩子吳念真談起過自己寫出劇本的緣由，或許也不清楚攝影大師李屏賓，能拍出本片如詩般雋永的結尾，是因為上天賜予的機緣；

　　不論有沒有看過《恐怖份子》，你一定知道大師楊德昌——

　　但他是怎麼用三個月時間拍出這部經典作品，又為什麼小野讚譽他為電影的建築師之餘，卻忍不住想寫信罵他有「小飛俠症」？

　　你當過學生、經歷過聯考的煎熬，但看了阿匹婆和文英阿姨主演的《熱帶魚》，才赫然發現，不論是小孩的升學考試，還是大人的人生壓力，都不過是一場喜劇……

　　在蔡明亮的《愛情萬歲》，我們從主角身上看見愛情的缺席，也看見台北大安森林公園剛落成時的孤寂，然而結尾那場極具張力的哭戲，卻是楊貴媚自覺莫名奇妙下「走」出來的……

　　每一部經典的誕生，背後都有人為的努力與美麗的巧合，記錄電影的光華，也傾聽城市的故事。

作者簡介

鄒欣寧

　　70年代末出生的桃園縣龜山鄉鄉民。18歲以後流徙於台北縣市。住過師大路、永和、關渡、八里、松山等地，現住就算午夜仍有很多人在街上遊逛的板橋市。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畢業。

　　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行政；《誠品好讀》、《誠品學》編輯，任內採訪過的電影人有：蔡明亮、陳懷恩、林強、張作驥等。

　　拿過的文學上路駕照：劇本《盒子裡的房間》獲第一屆丁台文學獎總首獎。《漫長的告別》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劇本類首獎。

　　作為書寫者的目標之一，是親臨各種現場─片場、劇場、展場、戰場─記錄我見識到的，邪惡與美好。

吳念真談《戀戀風塵》——
故事的緣起，就是故事

（吳念真／編劇，本文整理自中影訪談）

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和楊德昌的《恐怖分子》，是我眼中最好的兩部台灣電影。《童年往事》是他的自述，記得他要跟中影報這個拍攝題材時，故事亂寫一通，當時我在中影當企劃和編劇，幫他整理了一個電影大綱交上去。

片子出來後，我非常震撼，因為那部電影讓作為台灣人的我，頭一次知道外省人的悲哀。他在裡面提到爸爸買家具都不敢買太好的，因為以後還要回去故鄉，完全不曾料到日後自己會埋骨在南方的小島上……我從《童年往事》中看到那個族群的惆悵，那已經不是個人自述了，而是整個時代動盪的集體命運。

至於《戀戀風塵》，我們是從聊天開始，大家丟自己的生命經驗，講自己的故事。其實說的時候也沒想到會拿出來拍成電影，但我對民國五十幾年年輕人島內移民、到台北尋找機會的事一直覺得很有意思，也有太多經驗可說，包括工作的待遇、和同村朋友怎樣在城市中互相支持、安慰……我把這些都講給侯孝賢聽，當時還提了另一個改編洪醒夫小說《散戲》的題材，後來孝賢去找詹宏志聊天，把幾個想拍的點子都說給他聽，宏志就建議，拍《戀戀風塵》吧。

當時孝賢和朱天文和我一起工作，因為故事是我的，他們可以用比較客觀的角度看，於是一起討論出故事大綱後，我就把劇本完成。

在這之前我已經幫中影寫了很多劇本，以前每次寫都覺得過程很痛苦，但完成《戀戀風塵》的第一版時，我印象很深，是清晨四五點，那個當下頭一次感到「啊，只有這樣唷？」那種若有所失的感覺。

是電影，還是生命經驗？

侯孝賢剪完第一版後，在中影的地下室試片，看到一些我認為很有情感的部分被剪掉，我很可惜。比如說，阿遠當兵前和女友熬夜寫信封的段落就被刪掉，那一段就是我的親身經驗。那時我女友要我帶著一千多個信封去金門，連閏年多一天她都算進去了，每一個信封都已貼好郵票，當時一張郵票兩元，花了兩千多塊，而她的月薪才六百多塊。當晚，我們兩個熬夜寫信封的地址寫到睡著，因為隔天我就要回老家準備入伍了……

但電影也有些部分很深刻地留在我腦海中，像是辛樹芬和李天祿。我第一眼看到辛樹芬的時候嚇一跳，因為她真的跟當年那個女生很像。李天祿在九份拍阿公的戲分時，我有鄰居去現場看，看到哭著出去，因為好像看到我阿公復活。

總之，從我的角度看這部電影，情感上是複雜的，但看了幾次之後，我已經感覺，這是侯孝賢的電影，不能當成我的生命經驗去看待。不過，後來我遇到天文，她很好玩，跟我念說：「ㄏㄡ！越商業他（侯孝賢）就越要剪掉！」

回想起來，當年有這樣一群人湊在一起，真的是很開心的事。大家的想法都很單純，就是怎樣讓台灣電影站起來。當年我和小野在中影工作，但整個中影唯一支持我們搞新電影的，只有總經理明驥。他是我至今遇過唯一一個會跟屬下說「這個你們是專業，我不懂，交給你們弄，我來負責」的老闆，你想想看，一個老闆能說出這種話……

現在的電影環境當然不太一樣了。老實講，現在環境比從前可能更糟。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以過去的經驗給現在想做電影的人什麼影響，大概，就是保有一顆單純的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