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淒涼調

　　人在陰影中待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時間和生命，是無法沖洗和帶走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章詒和
 
　　大江東去響寒潮，總是淒涼調。
 
　　這不只描繪了程硯秋唱腔之所以表達這分悲傷，也刻劃了章詒和數十個寒夜裡的驚悸；他們一個用那低迷委婉、延綿起伏的純粹聲腔，一個用那嘔心泣血、如椽之筆，訴說那個荒謬時代難以言喻的傷痛和扭曲。
 
　　人生向晚，處在動蕩的政治時局與瑣細生活之間的雙重夾擊下，更加重了章詒和內心的悲情與恨意。這本書裡因有告密、臥底而顯得沉重，而這些告密者、臥底人，都是她父母的朋友，甚至還聯繫著兩代人的情誼，所以她在下筆時常淚流不止，書寫期間章詒和三赴新疆，希望天山下的一草一木和浩淼的沙，讓蒙塵的心靈得以修復，還原人心固有的溫軟澄澈。
 
　　這些殘陽裡的人物，消散了紅塵，因為現世浮華和晚世尊榮都會隨風散去。

作者簡介

章詒和

　　章伯鈞的女兒。

　　一九四二年生於重慶，中國戲曲學院畢業，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著有：《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伶人往事》、《雲山幾盤江流幾灣》、《這樣事和誰細講》等書。

他那支筆是怎麼練的？──讀李長聲
一到東京，就認識了李長聲，那是二○○八年的春季。我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很快成為朋友，似乎是認識很久的朋友。你問日本的歷史，他能告訴你；你問日本的風習，他能回答你；你問日本的文學，他能說出個子午卯酉來；連點雞毛蒜皮的問題，也能給你個完滿答案。單這個本事，我就佩服得不行。用父輩的老話形容，叫「日本通」，今天則稱之為「知日派」。

去東京的淺草寺，離廟門尚遠，已然人流如織，熙熙攘攘。很敗興！看看旁邊的李長聲，走得精神抖擻，講話興致勃勃。我不禁問道：「你陪國內的朋友來過多少次了？」

他淡淡一句：「無數次。」

在販售紀念品的商店裡，我拿起一個銅製菊花工藝品擺弄。他雙手接過來自言自語道：「菊花，皇家紋章，十六瓣……」

聽了，頓生感動：他的自語，實則為我。既讓我知道這非同小可的日本菊，也意在保全「章大姐」的體面。

我們一起到日本現代美術館，參觀「紀念東山魁夷百年誕辰畫展」。觀後出來，早過了午餐時間，又渴又餓。路上，碰到一家紙店，我興致陡起，不管不顧地一頭鑽進去。東挑西撿，搞了半日。李長聲默默陪我，靜靜等我。出得商店，我突然想起：他有糖尿病，是需要及時進食的。

返京的日子到了，李長聲開著漂亮的「雷克薩斯」送我去機場。分手時真有些捨不得，希望他的話匣子老開著。由於帶的書太多，超重了！日本小姐二話不說，隨手在一張A4複印紙畫了幾筆，舉到我的眼前。一看：一萬七千 ！心想，這肯定是「罰金」了。回到北京，用「伊妹兒」告訴李長聲。他在郵件裡回覆道： 「不貴，大姐，一切都值得。」

以細節識人，大抵無誤。從此，「長聲兄！」我叫得爽爽的。

李長聲待人好，書也寫得好。筆下，頗有苦雨齋的派頭和味道。一副閒適沖淡的神態，寥寥幾筆卻言之有物，清爽簡約的文字是極其考究的。寫春色，如嫩竹；話秋色，似晨霜。舉個例子吧，那麼多的人描寫日本櫻花，說它如何之美麗，怎樣地清雅。不承想我們的長聲兄將它比做潑婦，「嘩地」開了，又「嘩地」落了，神了！

李長聲所寫，涉及範圍極廣。像個萬花筒，拿起輕輕一搖，就是一幅日本社會圖景。五色繽紛的，煞是好看。而他所寫，又無一不是日本現實中的人、事、物、景，結結實實的。筆觸始終落在「實」的社會生活的層面上，這使得他的文章有著非常執著和強悍的內容。不像某些東渡客，給我們送來洋洋灑灑的日本觀感和色彩極佳的圖片，看著總不免輕飄浮蕩。依我淺見：再宏偉的敘事、再華麗的文采，「文學」的大廈都需要一個「實」字碑做基石。李長聲的作品很實在，不易被時間和時尚淘洗，即使再短的小文，你也會有所得。是啊，文學比戰場更慘烈｜被剽竊，被查禁，被金錢收買，被政治打壓以及整體「邊緣化」。但是，並非所有的春花，惟有到了秋日，才能確認它的存在。

現實生活中的人事物景，牽引出李長聲的喜怒哀樂。這些具體又真摯的感情以一種灑脫的態度，將文思推入到「性靈」的層面。文壇上常說的「獨抒性靈」，簡單說來，不就是指作者能對「人」有所認識，且不斷深入嗎？換言之，也就是作家能以個體生命去體驗人類生存途中所共有的基本狀態，包括各種心緒、心理。李長聲善於思考，文筆上佳，許多人還記得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好文章。我想，堅持真實的、自由的「個性」筆墨，當是他成功的奧秘。

李長聲另一特點是在「實」的基礎上，融入自己的長期觀察與潛心思考，融入相關的｜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民俗的、心理的、地理的各種因素，彼此交叉、演化、滲透、合力推進，最終完成一個文學主題。日本藝伎是令人感興趣的話題，也多少與我的專業相關。對這個延綿數百年的事物，李長聲寫得縱橫馳騁，自與別人不同。從藝伎歷史淵源、名稱演變到職業規範，仔細道來，並澄清了國人的許多誤解。他在《風來坊閒話》一書裡，告訴我們：藝伎集中住地叫「花街」，又稱「花柳巷」。但花街不是娼妓館，藝伎賣藝不賣身，「以歌舞彈唱為能事。客人談事則默然斟酒，客人取樂就陪著談笑遊戲。」她們的服務「現在以兩小時算帳，而在江戶時代則以燃盡一根香計算時間」。李長聲又說，藝伎從少女時受訓，「像日本庭園一樣，看似自然，其實是極盡人工。」連她們穿怎樣的木屐、哪隻手提和服的下襬等瑣細之處，均有所交代。其專業化程度，不亞於戲曲服飾、穿戴制度研究。李長聲非但有很好的社會洞察力，且視線廣泛。他能從藝伎與政治家、文學家的往來關係方面，開掘出更深的文化內涵。前者有伊藤博文、田中角榮、小泉純一郎，後者如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渡邊淳一。政治家包養藝伎的傳統風習，使藝伎日後有了寫作的本錢；而文學家則用生花妙筆，將她們寫成了國色。難怪李長聲歎道：大和魂實質不是好戰，是好色。

筆走到此，準備「收官」，不想臺灣遠流出版社給我寄來他的新作《東京灣閒話》。翻開目錄，立即看到「搞笑藝伎」的篇目。花街女子是日本歷史的一抹餘暉，它既是人們樂此不疲的談資，也是作家反覆咀嚼的素材。但像李長聲寫得如此出色，畢竟不多。

李長聲寫飲酒，寫捕鯨，寫街景，寫書店，寫浮世繪，寫辭世歌，也是精彩、精致又精闢。敘事，娓娓動聽；狀物，不厭其煩；寫人，道地白描功夫。不明白了：他那支筆是怎麼練的？

平淡瑣細之中有真知灼見，酣暢淋漓之中見深厚質樸｜沒有歲月的洗禮，沒有生活的磨礪，這個文學境界是達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