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 一位基督徒的人文省思
對於余杰先生的第一印象，來自他所撰述的《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這本書。他以訪問學人身分，將他兩次訪德經驗與德國近代史加以連結，並投射到當代中國的民主困境；另外一本書則是他編輯的《大國沉淪》，在劉曉波先生被捕以後，余杰先生勇於為「劉曉波文集」承擔後續工作，令我心生感佩。我非常驚訝，雖然余杰先生沒有出國長期留學或工作，卻對歐美文明與西方經典有如此深刻的掌握，可見他吸收能力強，敏於觀察事務，從閱讀經典切入，得以理解西方公民人文主義精華，這在十三億中國人口之中是非常罕見，足見其心胸與見解之不凡。
拜讀余杰先生新書《生命書──聖經中的大智慧》以後，我再度驚訝於余杰先生對於聖經與基督教教義竟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與掌握。雖然他並不意圖建立一套神學論述，但字裡行間卻有神學家的解讀經典能力，尤其他具有「平信徒牧師」般的傳道口吻，如果他有機會受神學教育的深造，假以時日，無論成為神學教授或牧師，余杰先生都有極大潛能成為大家。
馬丁路德曾經說，神學教授的見解，有時還不如農村老農夫婦的信仰；其意義是說，懷著素樸、虔誠、謙卑之心，反而更接近真理。余杰先生在這本信仰省思的心得文集中，並沒有賣弄他透過廣泛閱讀所得到的知識，反而集中於探討「信、望、愛」核心價值，他尤其善於將他所閱讀或聆賞的書本、電影、戲劇、生活、廣告、新聞與基督教思想契合，而且解釋得「恰到好處」，若非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與靈敏的宗教信念無法克其功，即使在海外華人基督教作家之中，類似余杰先生的功力者也不多見；我們不要忘了，余杰先生今年才三十八歲，有如此才情與靈性者，實在是「中國基督教文學」的一大福氣。
從我們最熟悉的耶穌行誼典範，約伯的人生苦難與重生，約拿的哀嘆與使命，彼得的勇猛與軟弱，該隱的嫉(女石)與處罰，以賽亞的曠野呼聲，耶利米的亡國哀歌，乃至潘霍華的英勇犧牲，林語堂的「由懷疑到信仰」，甚至「三棵雪松」的比喻，余杰先生娓娓道來，既沒有硬梆梆的教條宣示，卻有著基督徒「馨香之氣」的仁者胸懷。余杰先生的信仰心得，令我想起奧古斯丁所說：「信仰就是相信那看不見的，但結果卻看得見。」正是來自余杰先生的純潔信仰，我們感受到基督教的救贖恩賜，也看到中國基督教發展的願景與希望。
拜讀余杰先生的基督徒人文省思心得以後，我尤其推崇「樹猶如此」、「真理讓人扎心」、「誰是畜類人」、「失去耐心，就失去天堂」「在苦難的爐中」、「最大的勇氣是不接受挑釁的勇氣」、「這是一個需要先知的時代」幾篇，正是來自聖靈的感動，才有如此智慧的作品出現。「不是我在說，是聖靈教導我說」，使徒不是如此感悟嗎？
懷著感恩之心，我受託為本書撰述序文，我願意用丹麥神學家齊克果的信仰心得與余杰先生及讀者互勉：「人可以擁有信仰中的存在。在信仰之中，人成為普遍存在，不再孤立，具有意義和絕對性質，因此，在信仰中才有真正的道德。信仰只有經由絕望、苦難，經由痛苦與不停的掙扎，才能獲得。」余杰先生所宣講的，不正與齊克果會通嗎？
胡忠信（作者為歷史學者、政治評論者）
推薦 回應時代需要的屬靈巨響
在電腦搜尋器上輸入「余杰」的名字，便會出現大量有關他的消息，或是他撰寫的文章，當然也有不少對他的評論，褒貶不一。他是中國大陸「六四後」崛起的新一代自由主義作家，筆鋒尖銳，深入批判當前社會及文化的種種問題，深受讀者歡迎。他又是積極介入政治社會事務的公共知識分子，毫不迴避敏感的維權議題，甚至自身也或多或少地捲入政治旋渦之中。在當前中國社會高舉「和譜」及「維穩」的主旋律下，余杰的聲音難免被當權者視為「異類」，因而無理被褫奪在國內出版著作的權利。
余杰是位敢言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也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雖然在很多時候，前者的形象往往較後者更為突出，但就筆者對他的認識及了解，「基督徒」這三個字，對他而言，不僅僅是其中一個身分，更是徹底改寫了他的人生，甚至可說是其思想言行的核心價值與信念。
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早於2002年6月為余杰的《拒絕謊言》一書撰寫序言時指出，他察覺到新一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如余杰、任不寐、摩羅、王怡等）與八十年代自由分子的明顯不同，在於他們表現出「對超越價值的尋求」，藉宗教尋找精神資源。對此，他表達出一定程度的理解：
既為自己的自由信念尋找超世俗的價值支撐，也為新制度的建立尋找文化的和倫理的依託。他們希望以宗教性的愛彌合仇恨造成的人性分裂，以寬恕改造唯我獨尊的霸道態度，以謙卑和敬畏矯正既無知狂妄又自卑自賤的傳統人格，以非暴力反抗來改造代代相承的暴力崇拜，以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來擯棄犬儒主義和冷漠麻木，以普世道義對抗愈演愈烈的狹隘而功利的民族主義。當灰暗的現實令人沮喪之時，個人面對神聖信仰的祈禱和自省，使其在內心深處保存著道義責任和樂觀希望。
但劉曉波又不期然流露出某種憂慮，擔心這種對基督教神聖價值的追求，「是否會變成真正的精神資源，而不淪為文化新貴的『精神白領』」。劉氏並非質疑作為超越價值的基督教，而是擔心其「淪為牟取名利的手段」，缺乏「踐行」的「道義力量」。「如果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也好，信仰也罷，既不是道義，更遑論力量！」。
劉曉波對有關現象的評論，可謂一矢中的。不過，如果我們對比一下2003年受洗後余杰的言行軌跡，當可發現基督教在余杰心目中，並不像劉氏所言，僅僅淪為一種言說的「精神資源」或「道義力量」，也更是其思想及生命中的核心價值與信念，跟他的實踐不可分割。
回想筆者首次與余杰見面，是在2005年12月的北京，後來多次在香港及北京跟他見面及交談，也曾獲邀到其所屬的「方舟教會」證道。他信主及洗禮後，熱心追求信仰，跟我們日常接觸到的基督徒沒有異樣。他關愛生命，曾為輔導婚姻危機的朋友，在深夜偕同太太到訪其家中懇談。他所屬的方舟教會人數很少，我造訪那次只有十多人聚會，但卻無損他對教會委身。
我仍記得有一次，跟他較深入地談論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的關係，我提及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欣賞與肯定，在於其能促進中國的民主與自由發展。接著我問他：「像您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信主前已積極爭取自由、民主及人權，那麼，現在成為基督徒後，對站在同樣的位置上的您，到底基督教信仰扮演甚麼角色？有何影響？」他沉思一會後，這樣回答我：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當他在爭取民主與自由的同時，更敏感到人的罪性。他坦言，在成為基督徒前，也有驕傲與自義的傾向；信主後再看，民主人權鬥士確實很容易把自我絕對化，這種自我中心，正是基督教信仰要處理的罪性。其二，是在爭取民主與人權的過程中，確實會面對很大的壓力，特別是巨大的國家機器的壓制。他舉例，指有一次被警察無理扣留，內心難免有恐懼的時候。這時，他在心裡默默禱告，求上主與他同在，賜他更大的勇氣與力量，去面對他無法面對的挑戰。 筆者聽罷，深表認同。
余杰不以福音為恥，信主初期在他的著述中毫不隱藏基督信仰對他的影響。後來，他更立志，要以基督信仰為根基（「以神為本」）來寫作，先後出版了《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2008）、《誰為神州理舊疆──中國的信仰重建與社會轉型》（2010）等論著。如今擺在讀者面前的《生命書──聖經中的大智慧》，跟過去從信仰立場批判中國政治、社會及文化議題不同，書中四十篇短篇，均以聖經故事為中心，在在展現出一位基督徒知識分子對信仰與人生的體會及反省。聖經的故事與智慧，原來可以這樣透切人心，並且與時代共鳴的。
余杰一直關心基督教信仰如何影響中國，他曾在許多場合慨嘆：「中國的C. S. 路易斯（魯益師）在哪裡？」他深信，中國教會需要像C. S. 路易斯那樣的屬靈偉人及文化巨匠來發聲，而他亦以其作為文學寫作與學術研究的榜樣。 本書是余杰在這方面的努力與嘗試，在此謹送上筆者最誠摯的祝禱，願余杰弟兄能在中國土地上，發出更多既具屬靈深度，又能觸動人心，回應時代需要的聲音。
願爾國降臨，爾旨在地成就。是為序。
邢福增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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