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

（下）
第十講　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年）（上）
發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繪製的藍圖
一、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造反運動與思潮
二、以五七體制受壓者為主體的造反派的造反運動與思潮
三、從「上海公社」的夭折到軍隊介入、全國大亂
四、造反派的分化
（一）青年毛澤東主義者和文革的國際影響
（二）十七年派
（三）文革新貴
（四）逍遙派與文革日常生活
五、腥風血雨：清查「五一六」、1968夏季大鎮壓、清理階級隊伍
六、新的覺醒：走出毛澤東

第十一講　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年）（下）
一、文革後期民間思考的兩大背景
二、文革後期民間思考的特點
（一）自發、自覺的思想運動
（二）面臨的矛盾與困境
（三）思想資源和不同走向
三、文革後期民間思潮的主要收穫
（一）對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制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思想啟蒙的呼籲與思考
（三）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農村體制的呼籲與思考
尾聲：毛澤東的「遺言」

第十二講　後毛澤東時代（1977-1989年）（上）
一、「毛澤東後」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
（一）上層論爭：鄧小平的決策
（二）社會民主運動（1978-1980）：改革與發展的另一種選擇與訴求
二、體制內的經濟改革與思想啟蒙運動
（一）農村體制改革與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
（二）民間學術文化運動
（三）我和安順朋友的選擇
三、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體制改革、天安門民主運動

第十三講　後毛澤東時代（1990-1999年）（中）
一、「尋找毛澤東」熱
二、我的「毛澤東研究」
三、1998年前後北大百周年校慶的民間紀念
四、「六四體制」：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結構和體制的變動
五、閃光一現：1998年「北京之春」

第十四講　後毛澤東時代（2000-2009年）（下）
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正、負面效應
二、維權運動、網民監督、非政府組織：三大民間運動的興起
三、知識分子的不同走向
四、中國共產黨的分化：黨內毛澤東派與民主派的出現
五、調整與堅持：執政者的回應和選擇

後記
參考書目
選用課文

前言（摘錄）

　　一、我和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大概這是一個歷史巧合；我於1939年1月出生在重慶；而毛澤東1939年春在延安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過去大家誤以為1935年的遵義會議就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近年來中共黨史專家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此順便介紹一本書：何方寫的《黨史筆記》，在香港出版。何方是張聞天的秘書，算是歷史的當事人，根據他很具說服力的研究，1935年的遵義會議，只是確定了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特別是軍事指揮層面，但總書記仍然是張聞天，而並非如後來的人所說是掛名的，至少在1939年以前，張聞天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是有實際領導權的，毛澤東只是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真正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是在1938年下半年，這年7月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對當時在莫斯科準備回國的王稼祥，代表共產國際下了口頭指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並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並樹立他們的權威。這表明，是共產國際任命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王稼祥在9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這個指示，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政治報告，按中共規矩，做政治報告的多為領袖人物，毛澤東既然做了政治報告，代表他當時已有領袖資格、地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強調「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可以說是第一次舉起了毛澤東自己的理論旗幟，以後，它不僅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主要是反對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的主要理論武器，而且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對毛澤東個人而言，則是為他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不僅是組織上的領袖，更是思想上的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1939年春，毛澤東已經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此，我們可以說，1939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始進入毛澤東時代，我恰好於此時出生。十年後，1949年，我十歲時，毛澤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毛澤東時代。

　　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我正是三十七歲。十歲至三十七歲，是一個人生命中的黃金歲月，由少年至青年至中年，都生活在毛澤東統治下，我的知識結構、理念、人生道路，都在毛澤東直接影響下形成和確立。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我成了一個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不止國際上，中國內部也有一批毛澤東主義者），這意味著我是主動參加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我與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之處。這反映我們生存時代的特點，我們是在革命年代成長，革命年代能把最普通、最邊緣的人物捲入歷史潮流，這在台灣大概很難體會。文革發生時我在貴州，在最邊緣的農村、最邊緣的山區，在那裡也有革命。我們這一代和歷史運動有著血肉的關係，這些歷史運動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身體、情感、心靈，我們的小我和歷史的大我糾纏在一起，這和我的學生輩以及在座諸位非常不同。我的學生後來讀了我的精神自傳，最大的感慨是，歷史對他們來說是身外的東西，是需要理解的對象，但對我們來說則不是，歷史就是自身。我們這代人和毛澤東所領導的歷史、革命，有非常糾纏的關係，每個人心裡都有著巨大的困惑，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困惑。革命最大的問題是會擠壓個人的自由空間，許多知識分子感受到此種擠壓，想從此束縛中擺脫出來而不得，就有了困惑。但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同，我是主動要求參加到革命中，而不是想擺脫，但我的苦惱是沒有參加革命的資格，像魯迅〈阿Q正傳〉說的那樣：不准革命，或者是只能按照別人指揮、設計的模式去革命，當自己有其他想法、有批判意識，則不被允許，於是就產生很大困惑。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未必和毛澤東一致，空有自己想法，但無法讓其成為現實，進而影響歷史進程。這些困惑，對在座諸位大概都是很陌生的。但正在這種受到排擠、鎮壓的情況下，還是堅持主動投入參加革命，使得自己和毛澤東的時代以及革命歷史，發生糾纏不清的關係。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我這樣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面臨了重新認識毛澤東的困惑，如何走出毛澤東，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我和毛澤東時代的複雜關係可分兩點來說。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紮、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當然我這樣的立場不容於後毛澤東時代，也不容於今天還迷戀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兩頭不討好。因此我讀魯迅的著作會產生強烈共鳴，魯迅〈影的告別〉裡說：「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沈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我覺得這正是我所處的地位和困境。魯迅當年也困惑於他和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複雜的糾葛。他既是這傳統文化最堅決徹底的批判者，又是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這種複雜關係引起我的共鳴。魯迅自稱是傳統中國最後的知識分子，說句大話，我也是毛澤東時代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我對毛澤東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是一種痛苦的自我清理和自我批判，同時也是自我救贖。我已將自己和魯迅的關係清理，如果能將毛澤東的關係清理，就可以無愧見上帝，交待自己一生。魯迅〈頹敗線的顫動〉裡寫到那位「老女人」：「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這也能表達我對毛澤東文化的複雜感情：既「咒詛」又「祝福」，既「決絕」又「眷念」，既「復仇」又「愛撫」。因此我對毛澤東的講述，不可能像許多人那樣快刀斬亂麻式的明快徹底，也不可能是冷靜客觀的批判，我的批判是帶著複雜感情的，這也許是種侷限，但同時也是特點。

　　同學們可能會注意到我前面的講述裡反覆用了兩個概念：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文化。毛澤東文化所指為何？這是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