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樣的人,就寫什麼樣的詩──《八十後新詩集》小引∕郭楓
一
關於詩:說我在寫作的路上走了六十多年,說我寫出過成百上千首的詩,這種資歷數字和作品數字,有什麼意義呢?詩是藝術品,藝術品的評價,根本不是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如果作品沒有情思深度和藝術高度,那是什麼詩呢?
這一集詩,是我在二○一○年八十歲後,兩年間新作的一百餘首中,汰除三分之一,加上幾首近年懷念故友詩的修正定稿,輯組而成。這冊晚年作品,我不願自我浮誇,也不願妄自菲薄。可以說的是,這是生存在普通社會的普通人,在當代混亂現實中真感實受而得的一冊詩。
我的願望在將來,我願望將來的時代,有詩學家給予適當的論評。
二
在長久的文學創作生活中,我一貫的詩觀是,拒絕談禪說道的囈語和尋夢織幻的幽趣,張揚社會思想的創作和寫實主義的藝術。
我的詩觀,由於我沒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肓,少有機會得到師友導引。我的詩觀,大多來自我閱讀文學作品的揣摩領悟、少小時期飄泊無定複雜境遇的體驗、以及執拗性格不會順應時勢所塑造成的。
我幼年逢上抗日戰爭,故鄉徐州自古是戰爭重地,家遭兵燹,孤零無依,存活艱難至極,辛酸淚盡往肚裡吞,白天我在田間幹活,夜晚進塾堂誦讀古籍,儒家之道由此在心裡扎下深根。抗戰勝利後,我漂泊江淮河漢間,目睹國府接收大員驕橫貪腐的情景,逃亡人民飢餓困苦流離生死的情景,南京高官權貴奢侈淫靡的情景,內心悲憤,情思煩悶,幾乎憂鬱成疾,幸而文學閱讀解救了我。閱讀五四時代和抗戰時期作家的悲憫生民之作,讓我崇仰不已;十八九世紀俄法許多偉大的小說,更以廣闊的視野教育了我。
少年的我,便決定一生走文學之路。我祈望自己一生,能以文學評判人間是非,能以文學做出社會的真實寫照。
三
一九四九年隨學校來到台北。我,一個青澀少年,不分晝夜努力寫作,時常在報刊發表些詩文,意氣風發地步入台灣文壇,夢想展開自己的創作生涯。
不久,我發現,專制統治者嚴密控管報刊,報刊取稿的態度急遽改變。所有報刊要登的文稿,不是政治口號的東西,就是脫離現實的東西。我警覺到,我的詩觀是危險的種子,我的作品面對不可測的深淵。而我在現實生活中有著很多顧慮,沒法積極勇敢地對抗殘暴的政治,只能不寫稿子,停筆冬眠。
在白色嚴寒的時代,這邊打著自由旗號的和對岸打著人民旗號的兩位領袖,都成了新皇帝。他們為了鞏固江山,大興文字獄,純正的文學家和嚴肅的作品,便是他們迫害和剷除的對象。在當時的台灣,我看到不少有品格的作家,或被害死亡、或遭受刑獄、或退避到邊緣地帶;大陸作家的著作和大陸出版的書籍,遭到澈底清洗,很長的一個階段,台灣圖書館四壁皆空,書店裡架上無書,整個社會成了文化的荒野。
在白色嚴寒的時代,那些站在文壇中心乘政治旋風飛揚的作家,是什麼樣的作家?那些戲耍文學脫離現實的作品,是什麼樣的作品?那些頂著文學冠冕的名流,生命裡隱藏著多少醜惡不可言說?
四
到了七○年代之初,唐文標掀起了批判台灣現代詩的風暴,給混沌二十年的台灣詩壇吹進一陣新鮮空氣。各地新生代詩人趁勢集結,組詩社,辦詩刊,各種文學立場的宣言,各種詩藝形式的展示,猶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至八○年代後期,新興的詩刊詩社竟有八十餘家之多。但是,其興也勃,其滅也速,興滅之間,恍如春夢一場。
演變的情況是,原本由黨國扶植的幾家刊物,因應國內外政經形勢變化作出整合。一方面協調爭執步伐一致,結成彼此支援的聯合體;另一方面與崛起的企業財團建立官產學一家的結構。自九○年代以後,台灣社會由資本家控制了政經文教等領域,文學書刊大規模出版和發行體系也被掌握,個別的獨立出版社,奮鬥於風雨淒其的困境中。
台灣,脫離了獨裁家的政治集權統治,又陷入了資本家的經濟集權統治。重要的電子和平面媒體話語權,都被資本家壟斷。你可以在限制範圍內自由歌吟自由批評,像關在籠子裡的鳥可以自由鳴叫。否則,你要任意寫作或任意批評,可以,隨你的便,但是很少有地方讓你發表,你只能自說自話,喃喃給自己聽。
五
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世界由美國單極控制逐漸向諸強多元並存發展,處在東西交流風口的台灣快速發生改變。就台灣詩界來看,似乎是台灣社會的縮影。
台灣主流詩壇:固然有少數詩家堅守詩學風格,致力建設詩歌藝術;但商業潮流洶湧,追尋名利講求包裝的風氣流行。年輕輩,大多弄些瑣細情思,在蕪雜的語言草叢遊戲等等;資深詩人,有的眩暈往昔光圈中,有的翻曬陳舊圖像詩,有的拼貼詞字玩後現代主義等等。台灣本土詩團:意識形態佔據主導地位之外,有的色彩多變出入藍綠地帶,有的勉強推動母語詩等等。在兩大之間的異類:有悲憫生民困境的詩人,也有徜徉雲端生活的詩人等等。當下台灣詩壇,也進入多元並存的時代。
古今中外文學,為人生和為藝術的爭論,永遠是無解的爭論。詩人的寫作路線,由天性和環境決定。詩野廣闊,讓各種詩人各流派作品,自然發展自然生滅吧。
是什麼鳥,就唱什麼歌。是什麼樣的人,就寫什麼樣的詩。
二○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於新店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