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寫藝人間-紙上談兵
我是二○○○年初離開公職的。回到台北,幾乎立刻到登琨豔為我準備的辦公室上班。小小的一個房間,一張乾淨的書桌,面對著大玻璃牆外的小院落,新植的荷花只有葉子浮在水面上。我坐著一張自大陸買來的高背古椅,心裡有些茫然。退休而尋找自己的新天地是我近來的夢想。然而真正退下來了,如何利用我所剩餘的生命,卻要費一番心思了。我曾經說要過得有情有味,可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
首先要先擺脫掉俗務。
第一件要擺脫的是漢光建築師事務所。我是建築出身,當然應該以建築創作為一生事業。誠然,在我擔任東海教職的時候,在授課之餘,我將大部分心力放在建築上。可是在我被邀去中興大學之後,由於十分不合理而且非常落伍的政府規定,教授不可以執業,我只好把事務所交由二弟負責。好在漢光已有堅強的班底,我以顧問身份指導,已可做出很像樣的作品。我的二弟,漢寅德,原是海洋學院的教授,犧牲了教職為我經營事務所。我自公職退休,他堅持把事務所的經營還我。我不願勉強他,但卻已對建築業務完全失掉興趣了。
照一般的看法,離開公職回到建築是很自然而且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觀察,我對建築實務已經失掉興趣。我是自兩點觀察建築的。
我學建築的時候,現代建築正在高峰。新建築雖然以現代科技為手段,但在現代大師們的內心深處都有一顆仁心。我們不妨說,不論他的理論如何,作品的外觀如何,其最終目的是為人類服務。所以人本的精神是建築的核心。我深深體會到,一個態度嚴肅的建築家與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在精神上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我甚至認為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的心情,可以也應該由現代建築師所完成。可是我看到,世界建築發展到二十世紀末,這種人文精神完全喪失了。建築家只在造型上譁眾取寵,贏得大師之名,甚至與真正的美感絕緣,其實與耍小丑沒有多少分別。我雖大聲倡導大乘建築,當然不會得到迴響,因此我覺得建築不再是令我感到驕傲的行業,不值得再為它傷神了。
另一種體驗,是覺得建築這種行業,要做點事,太靠機緣了。要有非常負責任,而且尊重專業的業主,否則,每一個計畫案都是精神上的災難。我很幸運在中年遇到幾位支持我的業主,可是到老年,可以接受我的人也退休了。即使還有少數在位的,由於政府制度改變,機關首長不再有權,挾自己的判斷決定建築委託,改用比圖的方式。抬頭看去,覺得已沒有我的發揮餘地。執此業務,如果沒有人來主動邀請,就要通過各種關係去巴結業主,這樣的建築即使取得設計權,也不可能發揮自己的理想。另一個辦法是參加比圖。這是自取其辱。靠幾位不知是何人的委員去判斷建築委託的取捨,而且多半有暗盤,正派的建築師誰願去淌這混水呢?
總之,我覺得這已經是年輕人的世界了。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也許並沒有了不起的成就,但卻沒有再與年輕人搶設計權的必要了。以超然的身份靜看他們的表演豈不是一樂?所以我略加思考就決定停止事務所的積極運作,把尚未完成的合約交給跟我工作多年的年輕人去完成,讓他們嘗嘗做老闆的甜酸苦辣。
第二件要擺脫的是博物館計畫案。我在南藝校長任內,開始以教授身份來接一些案子,在當時覺得是自己的責任。我離開科博館後,因為該館的成功,使有些後來的博物館規劃的主管用各種方式希望我伸出援手。我也自以為既然有些經驗,與大家分享是理所應當。我幫忙的方式就是接計畫。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同時我接計畫時,年紀較大,身份較高,也受到一定的尊重;我非常高興把我的建議寫成一本報告,供他們採行。有一段時間,我擔任博物館學會的理事長,也利用學會來接計畫案,覺得是貢獻社會的一條途徑。
可是我很快就感到當館長與做計畫之間的分別了。
在年輕的時候,對於孫中山先生勸我們「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覺得很欽佩。可是自計畫案中我體會到做官才能做事。我本以為以我的經驗與資歷,去接受任何博物館的委託,做展示的規劃或整體的發展計畫,應該會被主管放心。事實卻發現權力是一切計畫的根本要件。道理很簡單,做計畫的人只是在做事,心中只想把這件事做好。他是不是真做得好,那是看他的本領。可是有權力決定要不要實施你的計畫的人,卻不是規劃在那麼單純的動機。他有自己的觀點,個人的利益,上司的好惡,要伺候得樣樣俱到很不容易。
#生在現代的傳統文人
回想我在中年做了幾件事情,都是運氣,遇到幾位授我以權,對我信任的院長、部長,如今為人做嫁衣裳,人家愛穿不穿,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其實我對此情況亦有所感,所以政府官員看得起我,要我幫忙時,我總希望知道未來負責執行的人是誰,希望這個委託出自這位先生。可惜的是,新博物館的籌設方式,已經自比較合理的籌備主任制改為先期計劃制了。這,真是荒唐!自此而後,新博物館籌設就步步維艱了。這等於為人做嫁衣裳,不知新娘是何人是同樣的道理!在先期規畫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頭來,一旦設立機構,一切都要從頭來起,所做規劃幾乎都到字紙簍去了。人生是寶貴的,閒來無事,優遊歲月也未嘗不可,浪費生命在無益的規劃上何為?這是幾次痛苦的經驗告訴我的。
可是擺脫了這些俗務,能做點什麼愜意的事呢?
還是寫寫文章吧!
坦白說,我是靠文章起家的。在骨子裡我是一個傳統社會的文人,不幸降生在現代世界,所幸現代的國人仍然保留了一些對文人的尊重。我自做學生起就辦雜誌寫文章,日後到社會上工作,每到一處必辦雜誌,都是為提供表達意見的園地,即使籌設國立機構,完成時也開辦刊物。在科博館創辦了《博物館學季刊》,到南藝,創辦了《藝術觀點》。自民國六十一年起,我應邀在報紙寫專欄,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涯。我的一點社會知名度不是因為建築作品,而是報紙上發表的文字帶來的。
開始時,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以「也行」的筆名寫「門牆外話」。高信疆喜歡我的方塊文章,每周刊出兩篇以上。第一年就寫了上百篇,並出了專集。在那個時候,報紙副刊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我的讀者很多,只是不知我是誰而已。那時候,我偶爾也在人間副刊發表些與建築有關的散文,想為本業做點推廣,有些有地位的長輩對我擔任東海大學的建築系主任不覺得怎樣,在報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對我另眼相看。
寫了幾年,到民國六十八年,《中華日報》副刊的主編蔡文甫邀我為華副寫每周專欄,用的筆名是女兒的名字「可凡」。這時候為「人間」寫稿的量也減到每周一篇。這正是科博館籌備的初期,寫方塊已感到一些負擔,但仍於海外旅行回國時寫些遊記,發表在《聯合報》副刊。那是我勤寫作的歲月。在台中五權西街的小樓上,開始為雜誌寫專欄,先是為《明道文藝》寫建築的專欄,後來又為《天下雜誌》寫文化性的專欄,每月一篇,都持續了好幾年。
高信疆離開「人間」之後,新人新政,對我的專欄不太熱心。這時候,由於我在建築上為《聯合報》王董事長服務,他們就表示希望我不要為時報「寫得太多」,我就趁此機會停掉「門牆外話」專欄,使很多讀者吃了一驚。聯副的主編□弦也是老朋友,立刻就約我為聯副寫。我覺得不好。這樣似乎我與時報鬧翻,而事實並非如此。余紀忠先生也是很愛護我的,還曾邀我擔任主筆呢!所以我停筆一年多,才接受聯副的邀約,仍用「也行」的筆名寫「繩墨集」,一直寫到報紙停止方塊文章的世紀結束。
可是,這麼多年,我在報端寫方塊與專論,在雜誌寫專欄,究竟寫了些什麼呢?
我原是寫建築理論文字的,然而很快的發現,建築的實務是工程,其精神價值是人文現象,不了解文化,無法參透建築的本質。從事建築以來,感覺到文化的因素決定了一切,因此就養成對行為觀察的習慣。一旦提筆寫專欄,就自然以文化為主題了。
我是現代主義的信徒,相信國家與民族要進步,要與先進國家一樣的富強,成為一等的文明國家。我也是民族主義者,認為古老的文化是應該保存而且要發揚光大。與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都面對民族落後的現實與光輝文化的過去之間的矛盾,而不得其解。我自建築實務的體驗中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光輝燦爛的文化成果,與落後的民族行為文化是兩回事。我們要保存的是成果,改革的是行為。傳統建築之美使我陶醉,但在台灣每棟新建築都有漏水的問題,這不是建築業的問題,是今天的國人生命態度的問題。啊,問題可大了!
抱著這樣的心情寫文章,不免是批評的,是檢討的。我希望能提醒大家,我們的民族性有一些基本的文化問題已成為我們進步的障礙。日本接觸西洋文化較晚,卻能在短短數十年間變成現代工業化強國,是什麼原因?一個建築教授寫這樣文章能對國家社會發生什麼影響?只是吐鬱悶之氣而已。這一段時期,大約五六年間,以各種方式發表的謬論,蒙《天下》的朋友們不棄,先後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民國七十五年的小冊子《生活的觸擊》,一本是十幾年後出版的《不耐平凡》。後者基本上是在《天下》寫專欄的集子。自此而後,我就很少再寫有關社會文化的文章了。
#談美、寫美
眼看已站上二十一世紀的元年,再寫文章要寫些什麼呢?
寫點正面的文章吧!過去所寫的專欄,只有在《明道文藝》上寫的屬於建築的欣賞,目的是供中學生了解建築之美。寫了兩年後就停筆,出版了《為建築看相》。這本書銷路尚可,使我覺得我所關心的另一個大問題,國民美感素養欠缺的問題,可以用比較愉快的文字,尋找解決之道。
我一直覺得國民文化素養中,美感是很重要的一環。到美國留學,後去歐洲考察與旅遊多次,感覺到美感素養是國民精神力量的重要支柱。回國後,一直覺得從事建築工作不如推動美感素養對社會更有貢獻。可是有機會向教育部長進言,會被誤解為熱衷於藝術教育。這也因此使蔣彥士部長先後要我擔任國立藝專校長,及國立藝術學院的院長,不了解我為什麼會拒絕。到後來,他們堅持要我創辦台南藝大,也是基於此一理由。其實藝術教育,尤其是專業教育,與全民美育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可是我在過去一直沒有想到寫這類的文章。到我退休之後,才想到我也許可以為國民美育的推動做一點事。二○○○年五月,我首次以美感為題做了公開演講。
正在為此感到淡然的時候,《明道文藝》的主編陳憲仁兄,提到多年前寫建築專欄的事,問我有無興趣重新執筆。我略加思索,即慨然同意,並說定以談美為主題。回想起來,我要感謝他提供這個機會,使我可以陸續把我多年來思考的課題寫出來,供大家參考。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多年的宿願,因此也花了不少時間去整理我的思緒。我知道,對於美感的培育,大家是有興趣的,但是什麼是美,要怎麼去推動,卻沒有共識。特別是我以一個建築家的身份,越俎代庖,藝文界未必同意。所以我必須建立起一個小小的美感思想體系來進行說服工作。
我為明道寫讀美,每年十篇,到陳主編離職,共寫了五年之久,寫完兩年的時候,在聯副發表了一篇〈藝術教育救國論〉,引起一些迴響。我說的藝術教育,實際是美育,引起「聯經出版社」林載爵兄的注意,就把我兩年所寫,集為一冊,以《漢寶德談美》之名發行,似乎頗受歡迎。這個書名我並不喜歡,但因為《談美》是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大著的書名,為了避盜名之嫌,只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誰知後來各出版社出我的書,都要援例,實在不好意思。幾年後,「聯經」又把我後來寫的集為一冊,題為《談美感》,我的美感書寫總算告一段落。這一波的文字功夫,發生了一些影響,卻陷在政治現實的渦旋中,沒有得到什麼正面效果。讓我簡單說明如下。
我對美育的主張,首次得到教育部的正面反應,是黃榮村部長上任之後。當時高中課程總綱要修正,每一課綱都組成委員會負責研修,黃部長就聘我為「藝術生活科」的召集人。「藝術生活科」是郭為藩自文建會主委轉任教育部長時設立的,顯然是感到國民文化素養的需要,教育界未加注意,應予補正。可是設立以來,教育界無人知其所以然,學校也沒有教師可以執行,因此形同具文,空置了幾年。高中藝術教育中原有音樂科與美術科,都是教學生唱歌、彈琴、畫畫的,藝術生活是什麼?
學校無法教學生如何才是藝術的生活,所以我接召集人後,就徵得黃部長的同意,解釋為與生活相關的藝術。這樣就與生活美感的培育連在一起了。與生活相關的藝術是工藝。所以歐洲文明的現代化是自工藝的機械化開始。英國著名的莫里斯運動是新生活美學的起端。我國的美育雖有「勞作」,但把Crafts譯成「勞作」,意思被弄擰了,從而被教育界忽視,因此把現代化的精神空洞化了。我想借這個機會把工藝的觀念拉回到高中課程。
可是大家把生活藝術解釋得太廣泛了。召集幾位教授商討的結果,把音樂、美術之外的相關藝術如電影都視為生活藝術。妥協的方式是每種藝術都自成一分科時,讓學校自行選擇,但其條件是都要教學生如何提升生活美感。這樣也好,至少使建築、工藝之美感可以進入中學課程,做為美育的起步。作成結論後,我接受出版社的邀請,負責編寫建築篇,花了我很多精神。我從來沒有寫過教科書,很高興投入這個工作,可惜又是白忙一陣。
黃部長下台,杜正勝上台,不知何故,他對我表面上很尊重,內心可能有些疙瘩。也許是在他故宮院長任上,我說話太多了吧!何況他是以意識形態主政的部長,總之,我們所努力完成的九五課綱,就被新的九八課綱所取代,不用說,我努力完成的藝術生活課程完全瓦解,龍騰所印的教科書賣不了幾本就作廢了。我嘆一口氣,誰要我去淌這個渾水呢?
民國九十七年政黨輪替後,我重新被任為藝術教育委員會的委員。為了藝術教育改革,我被任為「一般藝術教育」小組的召集人。開了幾次會,發現我所期望的,使學校教育達成國民美育的任務,真是阻力重重。部長一無所知,公務員全按章程行事,我又性子急,不免希望他們趕快做點事。過了兩年,他們大概覺得我太找他們的麻煩了,就送我一張謝函,從此與教育部無涉了。
#從美感到文化
話說兩頭,我退休後的年初,政黨輪替,陳水扁上任為總統。到當年七月,在教育部長任上大力幫我籌設南藝的楊朝祥來我的小辦公室看我,談到國民黨於失去政權後,要成立一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繼續關心重大政策,協助國民黨監督政府。他邀我擔任教文組中文化部分的政策委員。我對政府的文化政策向來有很多意見,由於深知在野之人談政策無益,所以極少發表文化政策方面的文章。如今有這個機會,可以在文化的各方面表示自己的意見,寫出來供有政治影響力的人參考,雖未必實現,至少還可以幫些小忙。就未加深思,接受了他的邀請,開始每天到國政會的小辦公室上半天班了。我不是國民黨員,又是新政府公布的無給職國策顧問,卻是很認真的文化政策研究員。教文組中只有最年長的我按時上班。
我的工作,在先理清文化政策的問題。當時的國政會比較有錢,取得資料也方便,就從了解世界各國的文化政策開始,並與自己的看法相比對。對國政會的服務,一是為黨訂定文化政策綱領,一是檢討既有文化法規並提出建議。這是很有趣的工作,所以我很勤於寫作,卻不一定發表。不多久,我就寫了「文化白皮書」,以「全民文化」為題以上呈。這些當然沒有實用意義,可是我也沒有思考太多,因為這幾年正是我的父母進出醫院加護病房的歲月。衰老的父母無力對抗老病的摧殘,明知如此,我們兄弟姊妹六人除了不斷的送醫院,看他們受罪之外,實在莫可奈何。他們的痛苦,我們感同身受,但幫不上忙,心情非常低落。所以我利用閒暇寫這些無用的文化政策的文字,可以發揮一點排遣的作用。第二年,又以「建立藝文社會」為由寫了文化白皮書。我的助理劉新國非常能幹,與我配合得很好,我們偶爾與黨籍的立法委員座談。
這時候,很積極的推動文化法令的修改,對於政府所提文化機構行政法人化進行研討,並希望仿照韓國,推出文化藝術振興法,由於二○○四年大選來臨,我還要整理資料,向連戰與宋楚瑜兩位主席報告文化政策。文化對選舉並無幫助,何況除了族群之爭與大中華文化承繼的問題之外,文化是兩黨共同的主張,只是用人不同而已。國民黨莫名其妙的敗選,我們所寫的文化白皮書當然都成廢紙了。我唯一的收穫是出了一本書,題為《漢寶德談文化》。
#文化是門大學問
民進黨政府連任,社區總體營造的提倡者陳其南為文建會主委,一方面提出文化創意產業,一方面推動公民美學與文化公民權,是政府在文化上非常用心的時期。只是所用的方法不成熟,難收實效。我一方面接受陳主委的邀約,參與一些會議,另方面仍在國政會依需要做些研究,寫些評論文字。各報紙的副刊專欄消失了,但都闢了民意論壇版,成為我不時發表文化論評的園地。同時我對尚不十分熟悉的行銷文化、創意產業進行了解。
經過這一切,我建立了自己對文化政策架構的理解。我把國家的文化政策看成一個三層的架構。
第一個層面是基本面,就是要提升國民的文化素養。這是政府設立文化單位的目的,在文建會的組織條例上寫得很清楚。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都與國民欠缺文化素養有關。這實在是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礎。我所倡導的美感素養是其中的一部份。
在發展中國家力求上進的過程中,文化素養的提升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可是我們在教育工作上太重視智育;幾十年來重視學位而忽視人品的結果,學校失去了文化育成的能力,而積重難返。到今天要設立文化單位去糾正,實在是不得已的。文化單位要怎麼完成這個任務,實在是最重要的考驗。
第二個層面是執行面,就是把一般人視為文化的工作做好。在威權政治體系下的文宣部門,轉變為文化,指的就是藝術與文學。輔助藝、文界自由蓬勃的發展,成為各國文化政策的主要內容及成敗判斷的依據。這是文化外顯的部分,因此免不了有民族主義的成份。法國的文化部就是為此而設的。即使沒有文化單位的美國,也設立了基金會,用公款來補助文學與藝術的發展。
在同一個層面上,文化部門的重頭工作是文化機構的設置與管理。藝文的成就要表現出來,需要藝術的殿堂,富麗堂皇的文化建築,作為國家文化成就的象徵,並由國民所分享。美國華盛頓國會大廈前的林蔭大道上,設置了一系列的國家博物館,就是這個目的。當然,在我看來,文化機構的重要任務是把藝文成就廣被民間的重要手段。我國在七○年代推動的文化建設,也只是以硬體建設為目標,曾受到文化界不重視軟體的指責。但文化界所指的軟體,常常是藝文本身,卻沒有考慮到民眾的需要。
另一個重要的文化實務是文化資產的保存,特別是古建築的維護與保存。在七○年代,我推動古蹟保存的時候曾遇到相當的阻力,後來政府開始注意及此,文建會也因而設立。通過媒體的支持,國內古蹟保存的氣氛成熟,漸為民間所接受,在法律上也解決了一些困難,如容積率轉移等。但是這些年來,政府在古蹟政策上,特別是審定制度上,出現很多漏失。古蹟保存的標準的訂定,審議的制度,修護者的專業等等,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在這個層面上出現的問題,政府文化部門究竟還要管些什麼?比如社區營造,真的要管嗎?電影、電視等傳統文化產業要管嗎?流行的音樂與藝術要管嗎?節慶時放煙火也要管嗎?在過去,政府各部門管轄的業務中都有些與文化有關的事務,是否要全部集中到文化單位呢?把文化解釋為生活方式,實在是無所不包!
第三個層面是包裝。最顯著的是文化的國際交流,與各地的文化節慶,那些各種各樣的博覽會與文化「祭」。這些都是藝術與文化的表層,其目的與國民的素養無關,是文化在政治、外交上的利用。有時候也是為了歡娛民眾,在平淡無奇的現代生活中加些興奮劑。
#重返教育現場
搞了一陣子的文化政策研究,原本一無用處,沒想到在二○○五年的秋天,我在南藝創辦時期的伙伴,楊樹煌教授代表師範大學的美術系,請我去兼課。楊教授兼有畫家與學者的身份,我離開南藝,他就應邀來台北師大教書。他是一個有開創性的人,所以到了師大,就幫忙美術系建立了博士班與藝術行政在職班。美術系本身的教授都是一些著名的畫家,對藝術行政未必在行,所以就看上我的博物館長與藝術學院校長的經驗,請我於週末為他們教一門課。無巧不巧,他們要我教的,雖然課名換了幾次,其實大體上是環繞文化政策的。我本無意教書,但這個機會使我可以輕鬆的把我在文化政策上的思考與年輕人分享,沒有白浪費心力,卻是很幸運的。
這是我教書生涯中的最後一段,也是最愉快的一段。在職班的學生都是在社會上有職業的,希望利用晚上或周末上課取得碩士學位。他們來自與文化相關的各種行業,也有些來自政府文教單位。他們比起一般大學生要成熟很多,因此對課程內容也較能領會,與我溝通良好。我借此機會把思考與研究所得,整理為講義綱要。
他們似乎很喜歡上我的課。每週上課時,總有幾位同學為我準備了茶與咖啡等領料,有時還有點心。有一陣子,我把到師大上課當成愉快的赴約。學生中總有人會開車來接我,並送我回家。
在師大上課這三年,我所希望學生們能學到的,其實是思考與分析問題的方法,文化政策不過是討論問題而已。對於這些在職場上已略有所成的學生們,學習文化政策有什麼意義?國家的文化大計多少年來都缺少明確的方向,可知政府當局,及所用的文化操盤者,對文化發展的需求都不能掌握,只是做官,逢場做戲而已。做文化官的人都用不上的東西,在職場上忙碌的學生又有何用呢?我確實相信,真正有用的只有系統性思考而已。
這又回到我三十幾年前在東海大學教建築設計方法的課堂上了。在當時我深感建築系的教學法沿襲西洋的學院派,過份於藝術傾向,全靠學生的造型天才,加上固定的形式風格。建築在今天已經不是階級裝點的藝術了,美感固然重要,但它是解決人類生活空間需要的機器。所以我先教學生們如何做系統性思考,整理出問題所在,再有系統的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使用目標的觀念對藝術行政班的學生上課,是因為覺得從事行政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問題的發現與解決。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是需要經過學習,變成思考習慣後才會在實務上發生作用。對於學生們有沒有學習到我的方法,我並不清楚,這只是我的願望而已。但是我每堂上課,必定用這種方式讓學生了解文化的問題,然後用系統性的分析,表列出思考的步驟,最後寫出結論。所以為加深他們的印象,我上課一定會畫表。我知道至少有一個學生,後來在文建會當科長的劉永逸,很認真的了解我的思考方式。
二○○八年秋,師大告訴我學校的新規定,我的年齡超過,不能再兼課了。也好,我的教書生涯正式告一段落,可以減少師大藝術行政在職班教授排課的問題。剩下來的時間還可以整理一下近年來思考的藝術教育問題。
#藝術教育救國論
藝術教育與美育相關,一直是我關心的課題,也一直是我在國政會政策委員工作的研究範圍。我向來認為我國的正式教育中藝術教育不受重視,形成現代化過程的偏差,所以很想知道西方今天的藝教狀況,因此在國政會的支持下,我做了兩項歐美藝教考察。這時候我也是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的委員,與前文所說的高中藝術生活科召集人。二○○三年發表了〈藝術教育救國論〉。
二○○二年年底,我去美國考察,主要是為藝術教育。我先做了一點準備,知道在加州與紐約有幾所學校特別重視藝術教育,值得一看,就請教育部的駐外學校代為聯絡,決定深度的了解他們的做法。
經過二○○二年美國考察後,又於二○○四年去歐洲英、荷、德、瑞士等國考察,回國後都寫了報告。簡單的說,自思索與考察中,得到兩個重要的看法,先後都用文章的方式寫出來。這兩個看法大體說來是這樣的。
第一,我認為學校的藝術教育應該統整,涵蓋各種藝術,而且向下延伸。以視覺藝術為例,可以有兩個統整的課程,一為美術課在繪畫外,統合雕塑、建築、設計與工藝;二為在創作外,統合審美、理論與藝術史。兩者的效果相乘,藝術教育的領域就無限了。這種統合課程,即使先以美術與音樂為範圍,已經很豐富了。這實際就是「藝術與人文」學科的原意。可是課程改革時沒有把統整的意義充份掌握,在教師的培訓與教學的方法上沒有充份的準備,才會淪落到虛無所有的今天。
第二,我認為美育與智育應加以結合。通過知性的了解去完成或促進美感的經驗,是藝術教育的重要任務。藝術工作要學習表達的技巧,創造美的形式,但需要了解其所以然,才能從事深度的欣賞,或為美所感動。我認為只有手腦並用,才能使眼力加深,從作品中看到更多的人文價值。所以我認為工藝與設計在中小學的藝術教學中,可能是更有效的藝術形式。
我研究與思索藝術教育至此,已深知在國內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可是我樂此不疲的寫了些東西,期望有一天會有有心人看到我所用的心力。我實在覺得藝術教育,涉及到創造力的培養與審美素養,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非常同意一些美國學者的看法,中、小學的教育應該架構在藝術教育之上。我所想的統整的藝教,就是以藝術為中心的人文教育。為什麼我們既然已改稱為「藝術與人文」,卻沒有人大聲疾呼,進行真正的改革呢?只要把學校中的人文課,如歷史、詩文、甚至科學等,併到藝術課裡,以藝術為中心來施教,就接近理想了。我在談統整的一篇文章中,舉了畫松樹的例子,來說明統整教學的方法。
當然這一切都是白費氣力的。我那些年在藝術教育上花的功夫,由黃健敏選輯,由典藏出版了《談藝術教育》一書,至今書中的細節我已逐漸淡忘。這些對今天的我來說,只是一場春夢而已。
自序
二O一二增修版∕漢寶德
有一天,高希均兄笑著告訴我,「築人間」已經出版超過十年了,應該有個續編本了吧!我也笑笑,覺得是他說客氣話。沒想到天下文化的同仁真的就向我催稿了。
老實說,我真不覺得我的回憶錄有續編的價值。
在二OOO年自公職退休之前,因緣際會為國家做了幾件事,勉強值得寫下來供年輕的朋友們參考。可是退休之後,除了在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任上做了一點具體的事情外,其實乏善可陳,忽忽間就進入衰老之年,回顧這十年來的生命,真有增編的價值,值得勞動讀者的法眼去閱讀嗎?
當然了,這十幾年我確實沒有真閒著。我是閒不住的。一方面,我一直在為報章、雜誌寫文章。到了廿一世紀,報上的專欄停止了,但是在雜誌上與報紙副刊上仍然可以自由的發表一些短文。謝謝各位主編,使我仍然可以有機會發表一些感懷,或有系統的寫系列性的文章。同時我也很感激幾個出版社的朋友不嫌棄我,為我結集出了幾本書。尤其是以美感為主題的文章。
如果我把這十年來的生命下一定義,可以稱之為「談美」的歲月。我曾希望退休後過有情的生活,我所指的「情」就是美感吧!對於全民美育,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可以說是我的信仰,也可以說我以此消蝕我的生命。「談美」原是朱光潛的書名,我出書時借用,想起來實在太有趣了。「美」,是無法實踐的,因此大家都喜歡「談」,不談又覺得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社會。一切努力也只是談談而已。
我談美是不同於以詩文為背景的美學專家。
我體會到全民美育的重要性是自建築專業的服務觀念開始。一個以美為目的的專業卻為美盲的大眾服務,是一種浪費。自此我看到文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