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楚河漢界話中國
華夏文明的組織
黃河，自古以來便被公認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其實，嚴格來講，祇能算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
黃河的水，固然是人類生存和耕種不可或缺的，但「黃河之水天上來」，也指出黃河的特色是長年氾濫成災。為了治理這個嚴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邊的各個部族，不得不組成某種程度的「命運共同體」，這便是華夏文明的開端。
從傳說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農（炎帝王朝）、黃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時乃達到華夏文明發展的最高峰。
由於治理水患需要匯集人力，華夏文明講求組織，並由固定的領導者分層管理，最高的領導者便被稱為「共主」。依情勢及力量的陵替，「共主」在一段期間後，便由有力量者取得，從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徵著共主領導權的輪替。當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統的親疏及部族規模的大小，將很多「小領袖」安排在這個領導的「政治體系」中。隨著時間的發展，這個組織從鬆懈到逐漸緊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後，組織的完整和系統化已至相當令人驚訝的程度，社會秩序和組織力量的發揮也到達了最高潮。
這個組織講求階層管理，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或部族應謹守自己的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與和共主間的親疏關係，也區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種等級，以緊密的組織來發揮集體的力量。這種井然有序的結構和關係，便是日後孔子最為推崇的。其實，儒家的思想系統，便是在華夏文明體系中發展出來的。
自成體系的楚文明
傳統的史學觀，總把注目的焦點集中在這個華夏文明體系上，把他們活動的地區稱為「中原」，也祇把他們視為中華民族的代表。
其實，華夏文明蓬勃發展之際，在目前中國版圖的各個地區，更存在著數萬個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過去，很多的史學家，總把楚文明視為華夏文明內一個附屬的偏遠次級文明，並將其歸屬於周王朝的「諸侯」。即使連司馬遷的《史記》，也落入這個窠臼中，這多少是「大中華沙文主義」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學家所發現的新資料中，逐漸證明楚文明不但不同於華夏文明，並且很早便擁有自成一體的文化，相當的精緻並特殊，甚至比華夏文明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同於華夏文明的「火」及「鳥」類圖騰族，楚文明以「蛇」及「獸」類圖騰為主，分布地區幾乎遍及黃河南岸到長江南北岸。或許由於山嶽及沼澤太多，這個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獨立性高，作戰的機動能力很強。目前有不少史料顯示，伏羲氏及黃帝王朝可能也來自這個文明體系的較北方部族（詳見拙作《亂世經營術》）。也就是說，這個圖騰族很早便參與了中原華夏文明的「爭權奪利」。
不過，自從黃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堯，被原屬東方鳥圖騰族的帝舜篡位後，帝堯的殘餘智力被流放於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歷經夏、商、西周王朝連續將近一千年，除了少數幾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這個圖騰族幾乎退出了華夏文明的政局。
蛇獸圖騰族的特色是以遊獵為生，活動力強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間的組織鬆懈，大多採取平等的聯盟方式，不像華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階級組織。在中央組織上，楚文明也採用集體領導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領導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務上都必須諮詢各大部族的長老或領袖。加上其族群分散於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結的力量較弱，使楚國在整體作戰力上並不顯得特別強。不過，這個分權的聯盟組織，在人類文明的貢獻上，絕不亞於黃河流域的華夏體系。
南北對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時，楚國自身已有了相當完整的政治體系。領導者也自稱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諸侯是歸屬於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轄。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處於南北對峙的狀態。
日後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個「熊」字，應與獸圖騰族有關，也有史家認為可能與黃帝的「有熊氏」屬同一部族。《帝王世紀》書中便記載著帝堯被帝舜流放到長江流域的傳說，或許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後，「落葉歸根」的行動。相信在那個時候，黃帝王朝的重要長老也有不少人跟著南返，楚王室或許便是由這些部族發展出來的。
遊獵部族的規模通常不大，但活動力強，影響幅員也較大，其政治組織皆屬鬆散聯盟。「共主」沒有太大的權力，但名義上卻可領導頗富作戰力的龐大團體，因此他們的聲勢遠大於實力，楚國便是屬於這樣的組織。（在美國西部開拓時代的印第安人，也可看到這種聯盟部族的型態。）
春秋時代，楚國幾乎已整合了黃河南岸到長江流域的整個區域，統轄人口之多，也絕非中原各諸侯國所可比擬。而且楚國各部族皆好勇鬥狠，善戰又認真，沒有一個中原諸侯不對他們感到畏懼。幸好，楚國是分權組織，楚王真正能動員的兵力有限，否則即使中原大諸侯聯合對抗，可能也不是楚國的對手。
不過，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國有多強，中原的「共主」也絕不會給予平等待遇。因此當西周王朝建立時，楚「共主」曾基於禮貌向周武王表示慶賀，周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賜給他一個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當時的楚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麼意思，所以沒有產生爭執。
《史記》上便有如此記載，楚武王熊通曾對東周王室的使臣表示：「我們的祖先在周成王時，已經是周天子的好朋友了。」顯示楚王朝在西周早年力量就已很大，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楚王一向不在乎周天子給他們的封號，後來乾脆也自稱為王了。
諸侯國的稱霸與抗楚
春秋是這兩股文明南北大對抗的時代。這段期間，楚國繼黃帝王朝之後，趁中原亂局，再度積極地向中原擴充其勢力，所以楚國屬於攻擊者，華夏文明的歷任霸主則屬於守勢的一方。
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口號，成為中原第一個非周王室的「實質共主」，其攘夷的目標除北方少數異族外，最主要對象便是楚國。管仲以「八國聯軍」南征，卻雷聲大雨點小的以和談收局，主要便在於他沒把握憑藉實力擊敗楚國，因此巧妙地避開了即將展開的正式對決，以維持住齊國在中原的霸權，也暫時阻擋住楚成王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認是齊桓公中原霸權的繼任人，所以也盡畢生之力阻撓楚國勢力的北侵。泓水之戰，他明知必敗，仍奮力一擊，成了護衛中原的悲劇英雄。雖然此後中原霸權出現了短暫的斷層，但宋襄公的拚命，卻導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間的政策鬥爭，致使楚國整合無力，無法揮軍北上，否則楚國稱霸中原可能會提早數十年。
晉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諸侯有力量再度抵擋住楚成王的攻勢。晉文公重耳本人曾在楚國接受政治庇護，因此相當瞭解楚國的優勢與劣勢。就任晉國領袖後，他便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間的矛盾，在城濮之戰中，巧妙地擊敗了楚國，也把楚成王的爭霸雄心徹底澆熄了。
晉楚間的長期對抗，雖各有勝負，但卻導致兩國力量的趨於衰頹。春秋末年，楚成王之孫莊王雖稱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國霸主之位的美夢，但楚國長年耗損國力，終為東南方新興的吳國所敗。
吳越先後稱霸，象徵著長江流域的部落實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實力也穩穩地超越了北方。楚國最後雖再度滅亡越國，統合黃河以南到長江流域各地區，但楚國的文明在歷經動亂後也更形複雜了。
由於吳國早年曾接受晉國的經援及軍援，因此吳文明中有大量火圖騰族文化。此外，春秋末年齊魯地區有眾多移民進入吳越境內，使鳥圖騰文化也跟著入侵，再加上越國原有的水族圖騰，使得原本就頗複雜的楚文明，在併吞吳越後更形多樣化了。
戰國七雄的格局
筆者曾沿長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獸蛇圖騰外，鳥圖騰的痕跡也相當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難，因此進入戰國時代後，楚國的領域雖然更大了，但競爭上的表現反而不如春秋時期。
長期戰爭，使殺人的武器大為進步，鐵兵器代替銅兵器，殺傷力大增；戰爭的型態也由壓倒對方氣勢的英雄式勝利，逐漸轉成屠殺對方的毀滅性戰爭，大多數國家便在激烈競爭中遭到滅亡。經歷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時代，原本三千個諸侯國，最後祇剩下了韓、趙、魏、齊、楚、燕、秦的戰國七雄與零星的姬姓小國。
激烈的生存競爭，使諸侯領袖的關心重點，漸由天下爭霸轉為自己國家的安危。加上小諸侯紛紛消滅後，大諸侯間的緩衝區沒有了，競爭不再祇是為了爭面子，而是攸關生死之大事。
七強並立，誰也制服不了誰，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國領導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國在強大競爭下為求生存和發展，不得不趨向國家主義，而富國強兵也成了當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標。
原本最強大的楚國，在吳越稱霸期間，為了整合長江流域政治勢力的需要，也暫時退出了中原霸權的爭奪。因此使韓、趙、魏三國可以在較小的挑戰下，承襲了晉國的霸業，而在戰國初期的表現上較為優異。
但條件愈好，危機也愈大。韓、趙、魏地處中原要衝地帶，承受的競爭壓力最大，在歷經多次戰爭以後，國力劇烈消耗，反而成為了最早的輸家。
東方的齊國，一向以經濟掛帥，作戰力原本不強，因此面對強烈競爭，其表現遠不如以鬥智為主的春秋時代。除了在齊威王、宣王時有曇花一現的強勢外，齊國在鬥狠的角色上顯得手足無措。戰國中期後，在和北方新興軍事強權燕國的連年征戰下，更是兩敗俱傷，自顧不暇，無心參與中原的爭霸。
以幅員來講，楚國仍是雄視群倫，祇是分權聯盟造成其力量很難有效集結。其間在楚悼王時代，兵法家吳起雖曾以生命為代價，促成楚國的中央集權改革運動，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後，急於施展富國強兵之術的李斯所以會拋棄祖國，西入秦境尋求發展，也在於深感楚國集結國力困難，規模雖大，卻不適於激烈競爭的挑戰。
秦國的興起
最經得起挑戰的，卻是原本最為弱勢的秦國。秦國的祖先是商王朝時代鳥圖騰族的長老－－蜚廉和惡來的後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國之初，他們成了重級戰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運之悲慘有如猶太人亡國之情境。
殘存的部落領導人遠離了故居－－東方的黃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傳後代子孫，逃到山西一帶，靠養馬維生。不久便由於他們的專業技術，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養馬官員；周穆王在位期間，更以軍功被封於「趙」，成為了晉國的大夫，也就是日後戰國七雄中趙國的祖先。
蜚廉長子惡來的嫡傳後代則往西逃得更遠，他們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來，並和當地的戎人雜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約二百年以後，才以軍功受封於秦地，並恢復了嬴氏一族的稱號。（有關秦國這段艱辛的建國史，在拙作 秦公司興亡史 有詳細敘述。）
周平王東遷時，秦國的領導者由於近水樓台，護駕有功，獲得賜封周王室原有的鎬京精華區，因而國勢大振。傳至秦穆公時，更擊敗當代霸主晉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戰國初期，秦國的國勢曾一度衰退，而且國境多次被魏國的兵法家吳起攻破，喪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輕的秦孝公即位後，力求革新圖強，任用魏國出身的法學家商鞅，十二年間進行兩度革新變法，改部落為郡縣，力行中央集權，國力才隨之暴增。因此到了戰國中期，秦國已成為當代首席強權，在國際上被稱為虎狼之國。
諸子百家的平流競進
面對大自然的挑戰，華夏文明諸國一向講求組織以發揮集體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會組織結構的緊密到達了最高峰。當時施政的著眼點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組織階層分明－－王、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認同，後來儒家學說便以此為藍本而形成。
長江流域一帶，自然條件良好，生存競爭壓力不大，因而哲學思考上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為上天所賜，平等成了主要精神。於是以老莊為主的道學，便成為楚人「無政府」主義或「微政府」主義的基本人生觀。
但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強，國力的整合卻對楚國構成最大的挑戰。面對平等分權的各部族，楚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將他們共同統轄在楚王的指揮下。「法家」便在這種氣氛下發展而成，李斯及韓非都是楚國大儒荀子的學生，也就是說法家是以道家為本、儒家為用，乃南北哲學的綜合體。不過在無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國，法家的發展並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國，在沒有重大包袱的情況下全盤的接受了。
商鞅變法使秦國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戰力大增，聲勢暴漲，正好合乎全面競爭時代的需要，因而各諸侯國爭相效尤，國家主義急速抬頭。昔日重視社會階級倫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義，雖有孔孟等大師級人物的宣揚，仍漸趨沒落。數千年的華夏文明至此破滅，結合南北文化的嶄新文明即將誕生。
秦帝國的興衰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國擊潰了包括楚國在內的其他六大強國，中國再度恢復了統一的領導權，版圖則包括一直不屬華夏文明的楚地和吳越等地方。經由國家主義和中央集權的洗禮，統一六國後的秦王政，其權勢已非昔日天下共主或周天子所可比擬。為了給自己一個合乎身分和時代需求的稱號，秦王政於是自稱為「始皇帝」，中國的文明體系至此也跨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不過，秦帝國的政治發展並未成功地邁向嶄新的文明。過去的成功經驗，限制了她的創造力，反而成了失敗的關鍵。
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雖成功地促成秦國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統一六國。但將這種制度，硬是用在統一後的龐大版圖和複雜的文明體系中，卻導致了嚴重的帝國貧血症。軍事統一雖算成功，但緊接而來的行政和文化統一則全然失敗，統治效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藉著長期巡幸來宣揚皇權，最後竟累死在巡視的半途上。
統一六國的戰爭中，楚國由於是分權部落國家，因此並未遭到全面擊潰。最後主力的項燕軍團雖然失敗，主將也死於戰場，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擁有相當的獨立抗戰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時，便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隱言，楚地的游擊活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為重點，主要原因便在於此。
鬥智鬥力的楚漢相爭
始皇去世後，首先起義的陳勝、吳廣便以楚軍作號召，初期聲勢最大的反抗軍－－項梁軍團，更是以楚軍主帥項燕的後代自居。二世皇帝期間，六國幾乎全部恢復，但楚軍系統的反抗集團不但扮演主要角色，人員方面也佔了一半以上。
項羽和劉邦也都屬於楚人，項羽更是繼承項梁軍團的楚軍嫡系。劉邦的集團大多屬楚國的平民階級，原本是附屬項梁軍團的副帥，應算得上是楚軍的庶系。
中華民族自稱為漢族，主要是來自於劉邦所建立的大漢帝國，但劉邦的王朝之所以稱為「漢」，卻是個偶然的因素。
秦帝國崩潰後，項羽的楚軍掌控大權，項羽自封西楚霸王，並分封天下諸侯。由於劉邦集團首先入關，依約定應為關中王，但項羽擔心劉邦聲勢過大，危及本身領導地位，乃將劉邦分封於「漢」，這便是劉邦國號的由來。
「漢」是目前的漢中盆地，屬四川省的一部分，跟華夏文明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當時是個偏遠的低度開發區，對中原地區或原來秦國首府的關中盆地，交通都非常不方便，算得上是個相當不錯的「政治冷凍庫」。
日後劉邦在韓信的協助下，復出關中，進入中原，和項羽展開為期四年的楚漢相爭。
為了對抗力量日正當中的項羽西楚軍團，劉邦展開諸侯大聯盟，最後更以四面楚歌（表示楚軍也投入劉邦的漢集團），來瓦解項羽軍團的士氣。所以楚漢相爭，可以視為劉邦的楚庶系聯合中原諸侯，以對抗項羽的楚嫡系的一場戰爭。由於劉邦出身民間，沒有傳統的包袱，他成功以後，一個融合華夏文明及楚文明的新世紀，便很順利地誕生了－－這便是影響中華民族日後發展最為重要的大漢文明。
氣質獨特的劉邦
劉邦－－這位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王朝的開創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卻是意外的低。
如果說劉邦由於出身低，所以在專制的封建社會裡不被重視；但是即使在當今的民主社會中，劉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看不夠重」。
中國的史書，絕大多數是官方紀錄，祇要描寫到皇帝，難免都視之為天生「異種」的真命天子，特別是開國君王或盛世名君，幾乎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但被處了腐刑（割切生殖器）的司馬遷，對漢王朝政權的大老闆們，難免有股無法消除的心結。加上這位撰史的血性漢子，本身又有天不怕地不畏的傲骨，讓他大膽地在其作品《史記》中，對他的頂頭大老闆漢武帝以及漢王朝創辦人劉邦，作了相當坦誠的批判；不但和日後史書上的傳統「官方說法」有很大不同，也使我們對這位皇帝的人性面，有較多的認識與瞭解。
這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原本是相當珍貴的「原始資料」，祇是習慣於恭讀帝王史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反而被誤導了。因此有不少人，對這兩位中國史上少見的傑出領袖，有著相當不公平的低估。
特別是有關劉邦這部分，由於司馬遷對漢王朝的「國賊」項羽，不但給予正式地位的承認並編入「帝王本紀」中，對其能力和風範作相當平實的評價；更在比較中，顯露劉邦領導風範的不足。
後世的史學家，立刻根據這份「鐵證」，嚴厲批評劉邦的能力和風格，有人以狡猾、陰險的政客視之，有人以其成功祇是在善於用人及運氣好而已（其實這兩點在領袖的特質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以前的歷史地位和劉邦頗為雷同。基於對平民英雄豐臣秀吉的特別關愛，日本的史學家和小說家，也普遍較同情短命而悲劇的豐臣王朝，對推翻這個孤兒寡婦的政權，進而建立兩百六十餘年太平盛世的德川家康，反描寫成陰險、狡猾好欺詐的老狐狸。一直到山岡莊八的長篇歷史小說《德川家康》出版後，才以生動的筆調，詳細的刻劃出德川家康的政治個性和爭霸心程，也才使日本民眾對德川家康轉輕視為尊重，更掀起了長達數十年的研究「德川家康」熱潮。
本書倒沒有如此龐大的野心，為劉邦作徹底的翻案，祇是因為筆者本人對劉邦創業個性的一點好奇，希望能以一個嶄新觀點來對劉邦作一番研討，更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前輩先進和年輕學者專家，共同來關心這位大漢文明開創者的歷史命運。
劉邦的個性的確相當有趣，有時形同無賴、滿口粗話、善變又狡猾，但大多時候，他倒相當能壓抑自己的脾氣，待人寬容而有度量，作事不計較利害，如同頗有修養的長者。誠如西進關中前夕，楚國長老對他的評語：「沛公，長者也。」或許便是指他這種大而化之的性格。但有時候他不祇對他人寬容，對自己也的確放縱了些，進而顯得稍欠「大家風範」。
不過，他一向講情義，自認是俠義圈中的道上英雄。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便是戰國末年四公子之一的魏國貴族俠客信陵君，並常以此而自許。從早年的待人處世上，可以看出他刻意模倣信陵君的「影子」，因此也很得鄉里中下階層的好漢們敬重，儼然是黑道中較重俠義倫理的大哥級人物。
每到緊要關頭，劉邦倒立刻變得徹底的理性。為了團體目標，他常能忍受相當的痛苦及風險，甚至忍心犧牲部屬，絕不遲疑。彭城戰敗時，為了加速脫離險境，他連子女都能丟出車外。滎陽對峙中，項羽欲烹殺其父以要脅其投降時，劉邦竟瀟灑地要求分一杯羹，光是這種不怕人指責的勇氣，已有資格成為歷史上的大人物了。
在《史記》的<高祖本紀>中，劉邦從一出場，便是虛張聲勢、滿口狂言，且經常都是出自肺腑的「吹牛」，連蕭何都批評他：「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祇是這些令人討厭的假話由他講來，卻顯得特別的自然，並不覺得特別的可惡，這或許便是劉邦最有魅力的地方了。
當代名士呂公，在劉邦未成名時，便肯將掌中明珠送給他當妻子。謹慎又富謀略的蕭何，從年輕時便特別關照劉邦，最後更奉獻了終身的忠誠。自負極高的韓國貴族張良，便公開表示：「沛公殆天授也（意謂劉邦真是少見的天生奇才）。」常勝將軍韓信也是為他至死不悔。
從這些史籍記錄中，我們絕對可以確信，劉邦雖有點輕浮，但絕不是祇懂得騙人及耍小伎倆的普通小狐狸而已。
猛獅與狡狐
早年，筆者曾在日本閱讀到一代史學大師湯恩比的訪日談話記錄，其中有段說到劉邦的觀點，當時著實讓筆者大吃一驚。
這位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師竟然表示，人類史上最有遠見、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兩位政治人物，一位是開創羅馬帝國的凱撒，另一位便是創建大漢文明的漢高祖劉邦。
這兩位政治領袖的命運也頗多相似處。凱撒早年受制於龐培及克拉蘇，劉邦也被項羽打得團團跑；凱撒在帝國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劉邦也在即位不久，於征討英布的戰爭中身受重傷，沒多久便病逝於任上。他兩人都未能目睹帝國之建立、文明的興起，但由於他們的遠見和領導，人類的歷史展開了新的紀元。
凱撒在西洋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劉邦比起他來便遜色多了。由於司馬遷的公正記載，這位大漢帝國開創者的歷史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自稱漢民族的後代子孫完全的認同。
湯恩比的一番話，興起了筆者對劉邦的高度好奇，一直想好好找機會來探究一番；這位被自家人批評為老狐狸，卻為外國學者公認世界最出色大政治家的創業者，兩種截然不同觀點下的真面目，到底是什麼？
不少人讀到楚漢相爭的歷史，總覺得很納悶，劉邦幾乎常常吃敗仗，卻是「打斷手骨反更勇」，屢敗屢戰，終能鹹魚大翻身。項羽每戰必勝，垓下一場大敗，卻連生命都輸掉了。他們之間的差異，除了運氣好壞外，到底還有些什麼？
事實的真相和大家的印象，經常有相當距離。平心而論，項羽稱得上是古今中外難得一見的軍事奇才，但不論戰略或戰術，劉邦的確都高他一籌，這也就是劉邦跟項羽公然表示的「我鬥智而不鬥力」。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名政論家馬基維利，在其經典名著《霸術》中寫道：
「一位勝任的君王，必須擁有獅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詐……獅子般的凶猛，才不會被豺狼欺侮；狐狸般的狡詐，才不會掉入獵人的陷阱，但如果兩者不可得兼，則寧可擁有狐狸的特色較為有利些……。」
劉邦和項羽的創業個性和爭霸歷程，正好是馬基維利這段名言的最好詮釋。
後語
寫在編後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完了劉邦的傳記。
面對這個謎樣般的歷史人物，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在輸輸贏贏、成成敗敗的打擊中，度過失敗、邁向成功。
原先也一直以為，楚漢相爭時期劉邦是個大輸家，面對百戰百勝的項羽，劉邦幾乎屢戰屢敗，最後是在不可知的運氣中成功的。
這是千百年來史學家、小說家以及戲劇家所共同認定的，很多人都認為項羽是位英雄，劉邦的成功來自於其狡猾的天性與過人的運氣。
但寫完楚漢相爭時，我確定我的假設全錯了。在楚漢相爭的第二年，劉邦便已取得優勢。
以作戰能力和戰術運用而言，項羽的確是空前絕後的天才，一部非常高效率的戰爭機器，在這方面，劉邦是遠不如他的。
但劉邦的經營眼光和器識，卻比項羽高出很多。
項羽是戰爭英雄，但絕不算是優秀的經營家。相反地，劉邦是位卓越的經營英雄。
他的處境相當惡劣，但卻能在不斷隱忍的努力下，吸引優秀人才為其效命，而轉劣勢為優勢，一步一步堅實有力地邁向勝利。
劉邦的成功，沒有半點僥倖和運氣，是憑著祇有比人更多的努力和累積出來的實力，去擊敗項羽的。
第一次滎陽對峙時，劉邦採用張良的建議，成功地結合了彭越和英布的力量，便已在戰略上取得了擊敗項羽的優勢。
此後，劉邦統轄下的人口、軍隊、土地、糧食、物資日益龐大，項羽則日益縮小，勝敗之間早已決定。
楚漢長期對抗時，韓信成功地攻略下魏、代、趙、齊等地，彭越掌握了梁地，英布在淮南仍有豐沛人脈，加上蕭何統有的關中、漢中，劉邦陣營的實力已數十倍於項羽之上，項羽的敗亡，指日可待。
相反地，漢皇朝成立以後，劉邦順利剷除諸侯，史學家大多認為，這段期間的劉邦在經營上是成功的。
但如果以經營的眼光來看，作為皇帝的劉邦，遠不如漢王時代來得勝任。
祇要仔細觀察劉邦和諸侯間的互動，就可以看出劉邦作得並不成功。
最後甚至疲於奔命，在無奈中去世。
但這個失敗的後遺症，仍導致了呂氏作亂的悲劇，差點造成新成立皇朝的崩潰。
不過，劉邦在大漢皇朝政略的規劃上，仍作得相當成功，這是史無前例的創見，不同於封建的周王朝，也相異於中央集權的秦皇朝。
在蕭何的設計上，漢皇朝的制度，的確頗符合幅員廣大、文化性差異頗大的中國。所以史學大師湯恩比在比較東西方文明史後，將劉邦列為和羅馬的凱撒同屬對人類文明最有影響力的兩大歷史人物。
由於他們兩人的存在，東西兩方的文明史分別有了燦爛輝煌的發展。
不過劉邦出身低微，「邦」這個字可能還是成功後才取的名字，年輕時他甚至於連名字都沒有。
甚至，他的出生日期也不明，有的人認為他是在公元前二四七年－－也就是秦莊襄王三年時出生，但也有人認為應是公元前二五六年出生。
因此，劉邦到底活了幾歲，也眾說紛紜。
劉邦去世於公元前一九五年，如果以公元前二四七年為其生年，去世時應為五十三歲，如果以公元前二五六年為其生年，則為六十二歲。
也有人以鴻門宴前劉邦和張良對話中，曾比較張良和項伯年歲作為對項伯稱呼的參考，而認定劉邦和張良同歲，應屬公元前二五○年前後出生。如果真是這樣，則劉邦享年五十六歲。
或許連劉邦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幾歲。
這樣一個沒有名字、沒有生辰年月日、沒有身分的野漢，卻成了人類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這豈是祇靠運氣所能作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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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他的成功曾經讓當時許多人跌破眼鏡，他登上九五之尊之意義，也令後人討論不已。這位地方小混混，竟然在秦末大亂的天下中，與諸英雄豪傑爭強鬥勝。他打敗了有史以來最為強悍勇猛的對手項羽，逼得項羽因無顏再見江東父老而自刎烏江。一個每戰必敗、攻無有克的軟腳蝦，憑什麼打敗蛟龍稱王？處於弱勢的可憐蟲又是如何抬頭挺胸變成大丈夫？這些問題在在引起我們的好奇：他是怎麼變成「弱勢大贏家」的？
民國初年的一代奇人李宗吾，曾拈出「厚黑學」一詞，並鄭重介紹「厚黑學」代表人物「劉邦」。他認為劉邦的成功就在於他臉皮夠厚心夠黑，不只「厚黑」而且徹底，不像項羽似厚不厚要黑不黑，終究導致失敗。
「臉厚心黑」或許是許多成功人物的寫照，但卻總缺乏那麼點溫柔敦厚的感覺。
歷來批評家們總認為劉邦所以能夠獲得勝利，主要是因為劉邦知人善任，寬宏大量，寧願鬥智而不鬥力。這正是劉邦能夠從風起雲湧、詭譎多變的時代裡脫穎而出的原因。知人善任，所以擁有優秀的將領和一流的幕僚人才，鞏固了領導中心；寬宏大量，所以能夠散發領袖魅力，使屬下心悅誠服；寧願鬥智而不鬥力，所以能殘存喘息，絕地逢生，培養實力。這就是劉邦能夠變成「弱勢大贏家」的理由。由於居於弱勢，他樂於與眾人分享，終成強者。而成為當代無人能敵的強者之後，由弱勢轉強勢的劉邦卻開始走下坡。過去，他尚在草莽時，可以率性坦誠以待人，登上王位後畢竟「高處不勝寒」，又畏懼後代子孫遭受功臣壓迫，便開始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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