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公共性與市場

表次
前言

通論
第一章 傳播：自由使用、平等分享、不論疆界
第二章 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
第三章 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
第四章 傳播、文化與勞動
第五章 建構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
第六章 反公共政策：科斯的傳媒論述
第七章 公共廣播電視的錢、人與問責

歐美篇
第八章 論歐洲聯盟的《電視無疆界指令》
第九章 公共性的詭譎：公共電視的產權爭議
第十章 公共廣電、市場競爭與效率：關於BBC前途的論述
第十一章 開或關，這是個問題：評介關電視機運動

中國篇
第十二章「市場社會主義」電視的經濟分析
第十三章 中國輿論監督的論說與實踐
第十四章 自由社會主義與媒介交叉補貼

台灣篇
第十五章 社區發展與地方媒體
第十六章 地方政府的隱身：台灣音像政策的特徵 
第十七章 失控的商品：台灣的電視新聞
第十八章 公共電視的建構與擴大：學院知識分子、社會遊說與政治威權
第十九章 公共傳媒的政治規劃、經濟安排與社會監督 

參考書目 
後記 

前言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對於徐志摩來說，「愛情」無法從「市場」購買。不但詩人不能，我們同樣無法。這就凸顯一個簡單，但在「市場化不足、自由化不足」的話語中，反而隱晦不明的事實：我們所需要的、珍視的價值（情懷、財貨、物件或產品），是有不能通過價格機制得到滿足的時候。

　　當然，稍經提醒，幾乎所有人都能同意，這是事實。未能解決的難題是，這樣的「時候」，還有多少？愛情不能買，最好是兩情相悅，也就是在分享中彼此趨向於完善。然而，還有哪些價值不能在市場上，經由價格的中介，及買賣的行為完成呢？很多。親情、友誼、人與人的溝通是明顯的例子，依照不同的理解，（有些）公平正義也不（完全）能夠通過市場，取得讓人滿意的「供需」水平；甚至，當事人只要知曉這些價值或行為，是從市場買來或透過金錢的交換而產生，登時就會致使這些價值變形，不再是價值，等而下之，還可能成為痛苦的來源。愛情、親情、友誼、人與人的溝通行為，以及公平正義等價值，若要運用市場機制的相關語彙描述，會出問題。不但如此，即便是在市場經濟制度之下，不同類型的商品，出於不同的原因，就其實務的運作來說，市場化的程度也有相當的差別。

　　「商品」可以粗分為三類，政府對其干預的力道，強勁微弱有別，效能高低不等。

　　干預最多的是「勞動力」商品，因此我們不能跨國，任意前往他國受聘，他國人民，亦同，無法盡興入台工作；很多國家對於工作時數、最低工資或工作環境，也是高度規範。相對之下，「資本」商品比較自由，不但多數國家原則上歡迎外來投資、買股票，資本也自己另找出路，通過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資本自由逃避海外，不讓本國課稅的資金，一年據說就有11.5 兆美元，世界各國為此短收的稅金是2,500 億美元（大約是台灣中央政府2012 年支出的三倍）。

　　「勞動力」與「資本」之外，我們可以將第三類商品，稱作是「一般」商品，雖然其構成仍很複雜。其中，對於維持生計的農產品，各國都不敢掉以輕心，不願意完全讓市場決定農產品價值，因此常有大額補助。比如，相對富裕的「經濟合作暨發展國家組織」（OECD）之34 個會員國，都是大量貼補農產品，2011 年的額度是2,520億美元，平均「只占」所有國家之農產總值的19%，但是，在人口較少或地狹人稠的挪威、瑞士、日本與南韓，這個比例是50-60% 。相對於口腹所需的農產品，人的「精神食糧」，也就是本書的主題，傳媒，各國對其規範，亦遠高於對製造業商品的管制。

　　「傳媒」的意思淺顯明白，假使繞開抽象的解釋，出以生活化的具體語言，逐次指涉，主要就是指書報雜誌、收音機、電視、電影，以及網際網路（互聯網）。手機與（平板）電腦是終端接收設備，是製造業所生產的商品，不是本書所說的傳媒。對於這些問世時程有別，社會效能不同的傳媒，各國政府介入規範的程度，又不相等。即便在號稱匯流、全球自由化的現在，無線廣電執照的所有權人在一般稱之為相當自由化的美國，還是受到嚴格的管制：外國人控股必須低於25% 。

　　這裡，就有一項值得研究的問題。何以美國政府聽任外國人購買其汽車廠、電影公司，但不容許外國人購買無線廣電公司，這是落伍的作法，早晚要調整嗎？美國作此規範，不是著眼於「硬體」，不是禁止外國人擁有收音機或電視機的製造公司，收音機或電視機傳載的「內容」，才真正是備受注意的規範對象。但假使廣電「內容」要受這個規範，除了國籍考量，再沒有其他因素嗎？甚至，國籍以外的因素，不能是同等或更重要的規範理由嗎？再者，同樣是傳媒所負載的「內容」，何以美國人對無線廣電的「內容」有更高的規範力度，報章雜誌與電影或有線及衛星頻道不也負載「內容」，何以美國及他國，對於後面這些傳媒的產權與內容，規範少些？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相關提問，就是本書各章所要探索。

　　總括這些探索並予以命名，就是本書題名的由來。如果「傳媒公共性」是指，值得社會大眾知道、攸關公共利益的現象、事情與議題，能夠全面充分與穩定持續地得到曝光的機會；那麼，「市場」機制與公共利益的關係，是些什麼？「誰」又有權，或雖然不應該有權，但事實上已經在決定「公共利益」的內涵？

　　這裡的「誰」，不處理「個人」。我們作為個別的人，有各種身分，是消費者、是生產者、是公民，但我們不一定是「股東」，再者，即便我們是持有特定公司股票的人、是偶爾或經常進出股市的人，大多數有錢購買這些股票的「我們」，對於公司的決策也沒有實質影響力，這樣的「我們」，最關注的事情，通常就是明日下週後月來年的股市行情，會不會高一點。

　　這裡的「誰」是「集體」，仍有多種可能身分。他也許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所創立的公司行號，可能是公民通過選舉或其他方式產生的政府及其文官體系，可能是政府依據公民授權而立法創設的公法行政法人、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也可能是這些身分的不同組合。

　　「市場」是什麼呢？比較複雜。這裡不談市場的結構，究竟是一家廠商的獨占，或是數家廠商的寡占，或是接近充分競爭的市場。這裡是要藉助英國學人岡恩（Nicholas Garnham）的提醒。

　　岡恩1960 年代在劍橋大學修習英格蘭文學，曾在BBC 工作十餘年，一度對BBC疾聲批評，亦對某些文化研究很有意見。大學期間，他廣泛閱讀政治經濟學文獻，其後，是英語世界重要的左翼文化政經學人。1970 年代末，岡恩創辦了標舉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刊物與學系，雙雙是舉世首創，但他提醒同志，自由派經濟學對市場的分析，如市場失靈及政府失靈等概念，仍然值得參考。1980 年代，法國米耶（Bernard Miege）的文化政治經濟學、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以及德國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觀，陸續進入英語傳播研究者的視野並漸得重視、終成顯學的過程，亦有岡恩與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引薦的貢獻。

　　1979 年保守黨取得英國中央政府的權位後，岡恩在1983 年為工黨執政的倫敦市政府綢繆，發表了〈文化諸概念：公共政策與文化工業〉。他說，左派人士不能因為反對資本主義就一起反對市場，二者不是同義詞，不是只有資本主義能夠運用市場。

　　有趣或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備受徵引的文章，雖對市場機制有所肯定，卻另提兩個但書，其中一之是，岡恩說，流行傳媒的市場運作，若無國家的宏觀調節，往往無法產生合適的結果，因此，政府應該「對廣告提出特別稅捐⋯⋯廣告⋯⋯將文化生產與發行納入其結構，卻不直接回應聽眾與觀眾的需求⋯⋯課徵⋯⋯特別捐⋯⋯藉此支持廣告不支持的文化。」

　　岡恩理解，因此主張運用市場，但不迷信而是責成政府宏觀介入，以求在合適範疇與水平，駕馭而不是為市場所役使，抽取廣告捐只是調節手段之一，從來不是全部，當時不是，現在與以後也不是。從文化與傳媒公共政策的角度考量，沒有社會不需要在領會世界通則後，因地制宜，進而轉化抽象的原則與概念，使成具體能夠操作的手段，務實但並不放棄以進步的願景圖謀未來。本書的各篇論文，無論是理論探討、歐美個案研究，或是以台灣或中國大陸作為焦點所做的跨國比較，盡皆在此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