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海域一千年(增訂新版)(2版1刷)

　　亞洲海域的周邊孕育著幾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藉諸大海的聯繫，千百年來，沿海的居民斷斷續續地進行著種種形式的交往。作者陳國棟的研究，在議題上側重於經濟與貿易；在時間軸上先以清代前期的十七、八世紀為重心，再往上、下延伸，涵蓋過往的一千年，嘗試在較長的時空架構下，尋找中國人參與海事活動的軌跡。

　　本書共收錄論文十五篇，內容依時間先後排序。有考證，有分析；在經濟、貿易之外，更擴及人員的互訪與文化的交流。針對舊的議題，如鄭和下西洋，作者提出新的看法，從追尋蘇木、胡椒與長頸鹿來探討船隊成行的動機；新開發的議題，如在討論中國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中，指出中文常見的「公司」一詞，早在十七世紀以後就已成為馬來文的字根……等，於嚴肅的學術意義之外，別具一般性的趣味。其他文章則涉及中國與東南亞、歐洲地區的交往，特別著重在廣州與廈門的對外貿易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對中國在近代初期亞洲的海洋貿易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深入的探討。

　　增訂新版將原本收錄於初版的三篇英文文章全數改寫為中文，其他各篇則作了些微的訂正。

作者簡介

陳國棟

　　臺灣省臺北縣人。出生在一個名叫「灰窯子」的鄉下地方。畢業於臺大歷史系和美國耶魯大學。曾經在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與荷蘭萊登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目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要的研究領域為經濟史與海洋史，更愛惜臺灣的傳統。

<雪爪留痕──十八世紀的訪歐華人>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涂，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蘇軾，〈和子由黽池懷舊〉

十五世紀末開始的歐洲人地理探險與所謂的「地理大發現」，目標在探尋歐洲與印度及中國之間的海上通道，藉以利用這條交通路線發展歐洲與亞洲之間的貿易。

最早出現在中國海域的是葡萄牙人，第一次出現大約在1514年左右。十六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在廣東到浙江的中國海域嘗試各種可能的貿易機會。1554年獲得允准，1557年起定居在澳門。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定居給中國人，特別是廣州附近一帶的中國人一個方便接觸歐洲人與歐洲文明的機會。差不多從那個時候起，就開始有華人利用歐洲船舶前往歐洲。

不過，東南亞亦早有華人流寓，葡萄牙人在1509年時就在馬六甲遭遇過華人。隨後荷蘭、西班牙和英國人也陸續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由於從事建設、商業與生產事業的必要，歐洲殖民者招徠了許多華人到東南亞居住。僑居海外的華人也有機會造訪歐洲。

到了十八世紀初，歐洲的貿易公司陸續在廣州開業，他們的船舶常川往來歐洲與中國。中國人若想前往歐洲，也就可以在澳門之外多了一些機會。有時候，迫於需要，歐洲船舶也僱用華人水手，這些人也可能隨船到了歐洲。

歐洲人到東方來，與東方人接觸，對東方的瞭解雖然不見得完整與深入，可是其中總不乏客觀、有系統的觀察記錄。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也比較豐富。

然而十六世紀之後到底有那些華人造訪過歐洲？他們對歐洲的印象如何？他們有沒有把自己的看法拿來與本國人分享？他們的出現在歐洲又給當地人帶來怎樣的衝擊？

很可惜的是造訪歐洲的華人，就中國士大夫的觀點而言，幾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這些人出國，未必用心觀察（當然也未必有能力觀察）他們客居的所在，回國之後也鮮少留下記錄。

由於先輩學者的努力，有關天主教人士在十八世紀造訪歐洲的史實，爬梳整理出來的比較多。特別是方豪教授曾寫一文，題為〈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提及一百多位訪歐華人，大都與天主教有關。其中極高比率的人都到義大利文華書院（聖家修院）就讀。

可是對於在其他情況下造訪歐洲的華人，除了自己也留下記錄的謝清高外，幾乎在中國文獻中都找不到任何的蛛絲馬跡。

前幾年由於業師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出版了一本小書《胡若望的疑問》，引起相當的注意。其實史景遷並不是第一個提起胡若望的人，但是他以生花妙筆，提醒了讀者，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因他有不尋常的經歷，還是有可能被重建出來一個有趣的故事。胡若望是個特殊的個案，而且是屬於與宗教有關的案例。他是耶穌會士傅聖澤（Jean-Fran?ois Foucquet）帶去歐洲的，原來的目的是幫忙傅聖澤抄寫中國文獻，協助解讀。後來的發展，大出雙方所料，結局是胡若望被關在巴黎沙榔東瘋人院，在那裡住了三年（1723-1725），最後才被救
出。

由於其他造訪歐洲的非宗教性華人本身不具重要性，他們自己又極難得留下任何記錄，因此他們得以從歷史陳跡中被挖掘出來，通常也是意外。筆者在研治中西貿易史的過程中，偶然接觸到零零星星的有關這類旅歐華人的撰述，加上一些也是意外的巧合，拾取到點點滴滴相關的資料，甚至於主人翁的畫像。現在利用這些材料，拼湊成篇，講述這些十八世紀訪歐華人的故事，目的不在建構任何偉大的知識，只是出於好奇，拿這些故事來和讀者分享而已。

本文的重點擺在十八世紀旅歐的非天主教人士。但為補充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識，也擬簡單敘述三位較早期的造訪者，其中兩位且為天主教徒，即樊守義與沈福宗。樊守義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曾經寫下了一篇可能為最早的華人的旅歐遊記〈身見錄〉。沈福宗則以造訪過牛津大學波德廉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而較為人知。

乾隆年間的造訪者（1736-1795）

1. 林利官
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初期，我們一時沒有找到天主教人士以外的旅歐華人的資訊。下一個出現的人物，管見所及，為林利官（Loum Riqua，譯音）。1757年4月倫敦出版了一張他的網線銅版畫（mezzotint）全身像。13 原出版者的說明如下：

該華人於1755年（乾隆二十年）到達里斯本（Lisbon），地震時人在該地，因天意而倖免於難。在遭遇許多艱苦與葡萄牙人的惡劣對待之後，他於1756年來到倫敦。在當地，他獲得不同的待遇，有幸被陛下、其他王室成員、大多數的王公貴人等接見，這些人都對他愛惜有加。他向尊貴的東印度公司申請搭載他回家，獲得仁慈的接待，並被慷慨地安置在他們的一艘船舶帶他回廣州，他的故鄉。

這是我們對他所知的一切。他的職業為何？為何到歐洲？都沒有資料進一步說明。不過， 他的到來可能給英國作家果德斯密（ O l i v e r Goldsmith, 1728-1774）帶來靈感。不出三、五年，後者就託名一位旅英華人，寫了一本叫作《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的書。（後文有進一步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