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學思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以韋伯生平為經、學術作品為緯，交織出波瀾壯闊的學術人生

　　韋伯的學術生涯起步於法律史與經濟史研究，並曾組織農業狀況大調查，30歲即取得教授職位。但後來卻飽受憂鬱症的煎熬且因而失去大學教職，大半生都安於私學者的角色。然而，他在病發間歇期間仍同時著手數個研究計畫，最終交出令人眩目驚心的豐碩成果。此外，在籌組德國社會學學會、力挺國會改革、批判種族歧視、反對軍事擴張等行動中，都能看見他的實踐身影。56歲便英年早逝的他，充分體現了生命的掙扎與奮進。

　　Fritz Ringer作為社會史與思想史學者，教授韋伯著作超過四十年，他以極大的熱情為年輕學子提供汲取韋伯知識遺產的路徑。《韋伯學思路》不僅讓韋伯和作品回到其時其地的脈絡中，也讓韋伯和作品向此時此地的我們說話。這樣的呈現令我們相信，韋伯不只是德國的、歐洲的、西方的。這位二十世紀最具創造力和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思想啟發與精神鼓舞。他對於官僚制和資本主義的反省批判、對「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懇切倡議，將永遠迴盪在我們的閱讀中。

作者簡介

Fritz Ringer

　　1934年出生於德國，1947年移居美國，1961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印地安那大學、波士頓大學及匹茲堡大學。主要研究興趣為德國及歐洲的社會史與思想史，早年著有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Europe、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Fields of Knowledge等書。1990年代起，研究範圍集中於韋伯的生平與學說，相關作品包括Max Weber's Methodology，以及這部集其心血之作《韋伯學思路》（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譯者簡介

簡惠美

　　台灣大學歷史系、史研所畢業，碩士論文《韋伯論中國：〈中國的宗教〉初探》。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系研究，譯有韋伯著作多種。

導言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生於1864年。他的父親老韋伯（Max Weber Sr.）是個法律人出身的政治家，也是國家自由黨的一名活躍成員，該黨贊同俾斯麥的專制領導和德意志帝國的官僚君主體制。韋伯的母親海倫娜．法倫斯坦．韋伯（Helene Fallenstein Weber）是個信仰虔誠且道德嚴謹的婦人，與她習性保守的丈夫漸行漸遠。韋伯本身對宗教深感興趣，但從來不是個信徒。英才早發的他，從自行閱讀裡所學習到的，遠多於傳統人文中等學校教育的傳授。循著父親的腳步，他於1882年到海德堡大學註冊為法律系的學生，但同時也修習歷史、經濟與哲學的課程。這個時候的他，參加了鬥劍兄弟會，痛飲啤酒，隨俗享受著當時德國學生生活典型的社交模式。

1883-1884服完一年兵役後，韋伯到法院實習並繼續他的法律課程，主要是在柏林。法律史與經濟史交鋒並進的研修下，他終於在1889年出版了探討中世紀貿易公司史的博士論文。主題為羅馬農業史的第二本論文，讓他於1891年掙得了教授商業法、日耳曼法與羅馬法的資格。在柏林大學駐講一小段時期後，韋伯於1894年接受了弗萊堡大學經濟學全職正教授的席位，時年三十。二年後，他轉往海德堡大學，堂堂開展他輝煌的學術生涯。1890年代早期到中期，他組織起一輪農業勞動狀況的大調查，親自分析易北河東岸地區的收益報告。在這過程中，他變成普魯士地主的反對者，大力倡導德國的工業化。

1893年還在柏林執教時，韋伯與他遠房的表妹瑪利安妮．史尼特格（Marianne Schnitger）結了婚。韋伯與瑪利安妮兩心相許，但其婚姻幾乎可以肯定是有名無實。密茲曼（Arthur Mitzman）在其韋伯心理傳記裡有憑有據地說出了這點，並且還提到韋伯在1904年四十歲出頭時的一段婚外情。密茲曼的主要關切點是在韋伯的深度憂鬱症，這病症約在1898到1902超過三年的時間裡顯然麻痺僵住了韋伯，並迫使其餘生間歇性地承受這病痛的苦。這種先天易於精神抑鬱的毛病應該是遺傳性的，也發生在他的一些親戚身上。不過根據密茲曼有力的說法，韋伯的第一次發病也是時間最長的一次，是由於他在1897年與父親的一場衝突所產生的內疚使然。那場衝突的表面事由在於母親海倫娜是否可以撇開丈夫自行造訪韋伯與瑪利安妮。當時老韋伯干涉這樣的到訪，而自己反倒被兒子下了逐客令，不久便在難以分解下撒手人寰。

總之，韋伯在1898到1902年的重病，至少對他的工作造成了兩大實質性的後果。首先，他的思考方向在1902年後大大轉變。他的提問變得既廣又深。一方面，他從經濟史與法律史轉移到方法論問題上，另一方面，轉而研究基督新教的禁慾思想。1904年他加入宋巴特（Werner Sombart）與雅飛（Edgar Jaffe），成為《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的編輯，該刊物的公開議題涵蓋了他對於社會科學客觀性問題的知名論述。當年稍後，《基督新教倫理》的上半部便發表了。1898到1902年發病所造成的另一個重大結果，便是他從海德堡大學的教書職務上退了下來，而且一直到1918年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學的教職後才再度走上講堂。相對於他的弟弟阿爾弗列德（Alfred）享有傑出學院人的響亮聲譽，韋伯大半生安於他私學者的角色。時而再的焦慮不眠與精神耗竭讓他飽受煎熬，直到1920年因肺炎而英年早逝。

然而，就在這些憂鬱病發的間歇期間，韋伯卻有著異常暴發的工作狂熱勁頭。他通常同時進行著兩三個研究計畫。即使病前，致力於農業問題的當頭，他也進行股市交易的研究。1904年，推出《基督新教倫理》後，他到美國遊歷了三個月。1906年，他發表了關於1905年俄國革命的評論，之前還為此自學俄文。1908與1909年，他推動一項關於工廠勞工生產力精神生理學狀態的研究調查，而親自動手做出一份地方研究的範本。一次大戰爆發前幾年，他組織起德國社會學學會，協助其界定與推出會議主題及經驗研究。同時，他著手進行兩大研究計畫，其結果直到他死後才刊出最後的定版。其中的一部是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綱要指南，身後出版名為《經濟與社會》；另一部是關於世界各大宗教的經濟倫理的比較研究，可謂經典。一戰期間，他負責管理海德堡的一所軍醫院。他也為了力挺國會改革並力抗許多同事所執迷的兼併狂熱而書發血氣奔騰的論戰。威瑪共和開頭的幾年，他一直是政治上的活躍分子，並且具有影響力。以此，儘管生病，從1902到1920年他以五十六之齡溘然長逝，韋伯交出了一份令人眩目驚心的學術資產與現實反省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