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

自序　通過「娜拉」重探「五四」
導論　「娜拉」與五四現代文化想像

第一章　「娜拉」進入中國：跨語際的文化偶像
第一節　易卜生的被譯介
第二節　選擇易卜生：知識生產的文化邏輯
第三節　《玩偶之家》：翻譯的政治與接受的可能

第二章　闡釋「娜拉」：在五四啟蒙話語中
第一節　《新青年》輿論空間中的「女性解放」
第二節　「易卜生主義」：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的「接合」
第三節　現實中的「娜拉」事件與知識者的眾聲
第四節　「解放」如何表述：「娜拉型」話劇中的「出走」

第三章　「娜拉走後怎樣」：女性解放的繼續追問
第一節　從娜拉出走到中國改造：魯迅的思想光譜
第二節　「女人的發見」：周作人的倫理關切
第三節　「第四階級女子問題」的提出：《婦女雜誌》的變化
第四節　在啟蒙敘事之外：「娜拉」們的性別書寫

結語　後「五四」與作為「民族寓言」的「娜拉」
附錄　《玩偶之家》在中文世界的傳播表（1918-1948年）
參考文獻舉要
後記

自序

通過「娜拉」重探「五四」

　　作為五四啟蒙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而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及其筆下「娜拉」（Nora）形象的被譯介到中國，在五四前後發揮了特殊的推動作用。在中國新文學尤其是現代戲劇的創制中，也有重要價值。無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娜拉」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存在。本書從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視野去討論「娜拉」對於五四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想像的意義。

　　本書追蹤和重構「娜拉」跨語際進入中國，被傳播、被言說、被模仿的歷史與文化語境。在此基礎上，考察圍繞「娜拉」的女性解放和個人主義話語的展開過程，「娜拉」譜系在不同話語場域與文類形式中的嬗變情況及其社會文化內涵，分析它們如何受到現實環境、性別差異、對話機制的影響與制約，探討作為話語實踐的「娜拉」故事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內在關聯。

　　第一章，首先梳理易卜生在1910-20年代被翻譯到中國的情況。一系列紙面的知識生產和舞臺的話劇表演，逐漸建構了易卜生在現代中國的獨特位置。接著討論五四時期促使「易卜生熱」生發的歷史語境。從思想革命、戲劇改良、寫實主義等角度，揭示選擇易卜生的文化邏輯。易卜生能夠被五四知識者選擇作為文化資源，因為他正好契合了五四文化精英們的期待視野，提供了他們能引以為用的象徵資本。「易卜生熱」是五四的知識∕權力機制的具體體現。最後分析《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在跨語際過程中的翻譯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試圖回答「娜拉」成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啟蒙話語中，《玩偶之家》反思現代性的面相，被對於現代性的渴望與設計所遮蔽並且替代了。

　　第二章，討論五四啟蒙語境中的「娜拉」闡釋，並延伸至知識者關於女性解放的反應，藉此把握五四啟蒙話語的主導傾向及其內在縫隙。「娜拉」成為社會話題，與《新青年》所創造的輿論空間密不可分。第一節回到《新青年》現場，論述女性解放話語在《新青年》中的展開情況。女子問題與對家庭---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有著密切關係，這構成了中國女性解放話語興起的特殊背景。第二節聚焦於胡適（1891-1962）的〈易卜生主義〉，具體分析女性解放與個性解放是如何「接合」到一起的。「易卜生主義」是「逆女」與「逆子」結成同盟的標誌。女性解放話語被啟蒙的宏大敘事所整合並分享，事實上造成了某種「去性別化」的效果，遮蔽了女性自身的性別意識和自覺。第三節圍繞現實中的幾個「娜拉事件」，討論知識份子們在女性解放問題上的態度和觀點。知識份子們開創了一個言說和討論女性問題的公共空間，並且在話語實踐中，參與了理想性「新女性」的創造。在交響喧嘩的多重聲音中，知識群體的分歧和啟蒙的內在裂隙也日漸顯現出來。第四節關注「娜拉型」話劇。作為中國化的「娜拉」的文學再現，它們組成了中國的「娜拉」譜系。「出走」在「形式的意識形態」層面的意義，是解讀的重點。「田亞梅」們的「出走」，表徵出作為女性解放運動「引路人」的男性知識份子們的現代想像與性別焦慮。

　　第三章主要論述五四高潮過去以後的1920年代裡，知識份子和大眾媒體對於「娜拉」的進一步闡釋和女性解放的繼續追問。第一節關注魯迅（1881-1936）。魯迅提出「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顯示了他與主導的啟蒙話語之間的區別。借助於言說「娜拉」，魯迅反思了啟蒙思路在中國改造方式上的樂觀想像，而《傷逝》中的愛情滅亡之路也對於啟蒙理性構成了深刻拷問。正是意識到改造的極端困難，難以相信簡單的進化思路和群眾崇拜，魯迅才選擇「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第二節討論周作人（1885-1967）在女性解放問題上特殊的倫理關懷。周作人以一種曲折的方式，介入到「娜拉」道路的爭論中。從「女人的發見」到「為女的自覺」，周作人始終強調女性自身的主體地位和內在自覺。他為自己的定位是「火炬」的傳遞者而非「解放者」。第三節以《婦女雜誌》的變化為例，從「第四階級女子問題」的提出，透析女性解放話語本身的流變播遷，即逐漸從五四的個性解放話語體系中脫落和分離，開始和無產階級革命動員重新「接合」。第四節分析由闖入文學創作領域的「娜拉」們自己講述的「娜拉」故事。她們的性別書寫打破了男性作為敘述者的絕對主體性，發聲於五四女性解放話語之外。無論是周氏兄弟、眾多女性作家，還是《婦女雜誌》的作者們，他們關於女性解放的討論，都直接或間接地加入到了「中國如何現代」的文化想像之中。

　　結語部分簡述了「娜拉」故事在1920年代以後的一些「續集」。標誌個人覺醒的「娜拉」，被收編入整一的國族敘事，最終作為左翼革命動員的象徵，昭示走向工農大眾的道路。這種轉變看似激烈，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伏筆。作為「民族寓言」的「娜拉」故事，極為深刻地揭示了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主體詢喚機制，與此同時，也發出了質疑和批判之聲。可以說，「娜拉」問題所指向的正是「中國現代」的多重難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