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

　　《思想23》的專輯是「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

　　本期收錄了〈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為何不支持女權主義？〉、〈女性主義vs.多元文化論？－－反思兩者間的「緊張關係」〉、〈基進女性主義的強暴論〉、〈認識女性主義〉、〈女權運動與自由主義思潮的對話〉等文章。

　　訪談的專欄，則訪問了朱天心女士，談信念的必須承受之重，也訪問了周瑞金教授談權錢之間的改革。

　　其他還有〈委內瑞拉查維茲的激進民主傳奇〉、〈日本右翼思想的四個源流〉等精選文章。

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在某大學的一次演講）／錢理群

最近我編選了一本《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入門讀本》；今天就以此作為我的演講的題目。

熟悉我的朋友，很容易就注意到，我無論談什麼問題，都要從魯迅出發；因此，有人說：「錢理群走在魯迅陰影下」。這或許是我的一個弱點或局限吧。但這樣做，是有我的三個考慮的。

首先，這是應對我的一個矛盾的一種言說策略：我的專業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研究魯迅；但又對國際、國內的重大政治、思想、文化、社會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今天我就是來和諸位討論這些問題的。這樣的對非專業的問題的發言，是有很大的危險性的：魯迅早就警告過，專家要對他不熟悉的問題發言，很容易發謬論，是不足為信的。因此，我每次作這樣的發言，都要預先聲明：我不是以專家的身分，而是作為關心這些公共問題的普通公民來發表個人意見，姑妄言之，大家也就姑妄聽之。──今天，我也照例要先作這樣的交代，希望大家對我下面要說的話，當作是朋友間的聊天，隨意聽聽罷了。但另一方面，為了對聽眾負責，我也不能隨便亂說，總要有點依據。於是，就儘量利用專業方面的知識來支撐我的言說，這就是我不斷引述魯迅的論說的原因。

但這又會遭到一種質疑和責難：你這樣引述魯迅的話，是不是「過度闡釋」，違背了學術研究的科學性呢？坦白說，多年來，我的魯迅研究與言說，一直受到這樣的批評，我總是說，自己在學術界是一個有爭議的學者，指的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對這樣的批評、爭議，我的態度有二：一是吸取其合理部分，時刻警戒自己：不可遠離魯迅思想實際和實質，把他的言說當做一種自我言說的包裝，那是對魯迅的利用和褻瀆，是我自己對魯迅的感情也不允許的。但同時，我始終固執地堅持一點：創造性的學術研究對研究對象的思想，既要有闡釋，而且要有所發揮，有時候闡釋本身就是一種發揮。因此，我可以毫不掩飾地公開宣佈：我對自己的魯迅研究的要求是：「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如果有可能，還要「接著魯迅往下做」。這絕不是狂妄自大，而是一種學術責任和使命。事實上，學術研究就是一個對研究對象的創造不斷添加、引申、發揮，再創造的過程，絕不能否認研究者的主觀能動作用；最後的成果，當然是以原創者的原著為基礎，但已經包含研究者的創造。就以「儒學」為例，它以孔丘的《論語》為基礎，但已經積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者在注經過程中的創造、發揮，它就成了一個集體創造的產物。我想，「魯學」也是如此。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裡的發揮就很多，有的經不住考驗，被否定了；但有的就作為「魯學」的重要成果被積澱下來。——我在這裡也不妨作一個聲明：我今天的演講，是從魯迅的觀點出發的，但也有被當今中國和世界現實所激發的我的理解和發揮。這些理解與發揮，當然不一定準確、適當，是可以而且歡迎批評、討論的，但它也絕不是沒有意義的。

魯迅的觀點在今天所以有發揮的可能與餘地，是和魯迅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有關的。這就談到了今天演講的主題：魯迅活在當下的中國。我多次說過，魯迅的作品，特別是他的雜文，是有兩個層面的：一方面是對現實的直接回應，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他總是把現實的批判深入到歷史、文化的深處，人性、國民性的深處，因而具有普遍性和超前性。我經常說魯迅的思想絕不是「過去式」的，而是「正在進行式」的；有人曾嘗試把魯迅對1930年代文壇的批判文章重新發表，加上一個標題：「魯迅論當代中國文壇」，大家都覺得非常合適，彷彿魯迅就在對當下發言。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驗：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問題，都會去重新閱讀魯迅的有關論述，而且總能從他那裡得到啟發。我說魯迅的思想，不僅具有原創性，而且是源泉性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社會大危機、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空前活躍、也空前混亂的時代。每一個關心時事、喜歡思考的人，都充滿了焦慮、困惑和迷茫。如何認識當下中國社會，怎樣把握中國的未來發展，即「中國往何處去」，更重要的是，「我們怎麼辦？」這都成了迴避不了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限於空談，也不能一味發牢騷，在這個時候，就特別需要對歷史與現實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論資源。魯迅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要求下，顯示出它的特殊意義和價值。這些年我一直帶著這些現實問題，去重讀魯迅著作，突然發現魯迅的許多精彩論述，讓我眼睛一亮，茅塞頓開，引發了許多思考。下面就具體地談談我的學習心得，和諸位分享。大概有七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