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與思想

　　本書輯錄劉家和教授多年來所作「史學」與「思想」的相關文章，作者從世界歷史的宏觀視野，闡述歷史比較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並以儒家經典──《尚書》、《春秋》、《左傳》，以及史學經典──《史記》為實例，揭示出傳統史學在求真與致用、「變」與「常」等方面的特徵，進而在中國傳統史學與古希臘、古印度史學的異同探討中，確定中國古代理性結構中的「歷史理性」。

　　書中亦涉及中國古代思想研究，除了探討殷周關係研究中存在的「授命」、「純臣」等問題、天下一家和大一統思想、戰國時期性惡論的發展演變、《左傳》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公羊學」中的歷史哲學等諸多問題，其關注重心仍然是史學所體現的思想內涵。

作者簡介

劉家和

　　1928年生於江蘇六合，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歷史系和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長期從事世界古代史與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數度出國講學，對於制度史、學術思想史、中外古史比較研究及史學理論均有濃厚的研究興趣。除參加集體編寫與翻譯的著作以外，亦主編《世界上古史》、《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導論》、《世界史》（古代部分上冊）等世界古代史方面供大學本科生及研究生使用的教材數種。

　　代表著作為《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1995）、《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2010），並撰有學術論文數十篇。

附錄一　對歷史的敬意
——劉家和先生訪談錄

一個早春下午，我和吳懷祺同志訪問了北師大的劉家和教授，就歷史方面的一些問題向他請教。

郭：當前我國史學正處於陣發性的困窘狀態，個別學校的歷史系被撤消或為了生存而改頭換面，大多數院校的歷史系生源困難，第一志願報考歷史學的考生為數很少，系領導被創收搞得焦頭爛額，挖空心思尋找生財的門路，以穩定教師隊伍，改善教師生活。歷來被統治者和社會重視的歷史學現在受到了冷落，面臨著人們常說的危機。不知先生怎樣看待這種現象？

劉：這些問題我也感覺到了，並做了一些思考。我想藉著你們的來訪，談談應該對歷史保持敬意的問題，不知是否合適。還是先從我個人對這一點的初次認識談起。

我的少年時代是國難當頭的時代，東北已經淪亡，日本全面侵華在即，國際形勢於中國非常不利。那時的孩子差不多都知道中華民族正處於危亡關頭，都對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比如岳飛、文天祥有一種特殊的敬重。隨後就是「七七」事變，我的家鄉變為淪陷區，我耳聞目睹日本占領者的專橫與凶暴，對日本人與膏葯旗產生了一種本能的反應。當時的日本占領者喋喋不休地自我宣傳，無非是大日本如何偉大光榮，戰無不勝。但他們越宣傳我的反感越強烈，越感到中國歷史文化的可愛和重要。有次英文課，老師講的課文是《最後一課》（The Last Lesson），班上的同學都流下了眼淚。

高中畢業之後進入大學，先生們有分量的教誨有許多，最令我難以忘懷的就是要求我們應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持有敬意。這話是怎麼說的呢？是在一次中國古史課上講的。

郭：您還記得是誰講的嗎？

劉：是錢穆先生講的。當然對他的歷史觀可以見仁見智，但他講的有關對中國歷史持有敬意的看法我認為非常正確。他說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是把它們當做死文化來研究的，當作古董、化石來研究的，就像他們研究巴比倫和古埃及歷史文化一樣。在他們看來，現代的活文化還要數西方文化。他們對我們的文化沒有敬意。我們自己也有人對自己的文化缺乏敬意，宣傳西化太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自己對本國的歷史、本民族的文化毫無敬意，誰還能對我們的歷史及我們的現在會懷有敬意呢？對這些話我很容易接受。

大學畢業之後，我最初想搞中國史，結果卻陰差陽錯，入了外國史的殿堂。搞外國史後，起初是研究希臘史，研究來研究去就逐漸產生了新的認識，即感到對希臘史，對外國史也應懷有同等的敬意。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既然我們對中國的英雄懷有敬意，為什麼就不能對外國的英雄表示尊重呢？比如對希波戰爭中為國捐軀的英雄。敬意是可以越出國界的，不能太狹隘。這樣我就對歷史有了一種美好的感情。

這種感情在「文革」中發生了改變，或者確切地說，發生了質的飛躍。在「文革」中好壞善惡的標準都翻轉過來了。比如在《毛澤東選集》中分明寫著「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但「文革」中把這推翻了。孔夫子非說是孔老二、復辟狂不可。又如宋江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還是作為農民起義領袖被提及的 。可是到「文革」中宋江變成了叛徒。過去不可尊敬的變成可尊敬的了，過去可尊敬的變成了不可尊敬的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歷史上還有哪些東西是好的呢？我感到有一些迷惘，茫然若失。我疑問，對中國歷史還要不要抱有敬意？後來我認識到「四人幫」的這一套就是對歷史毫無敬意，而且他們對歷史的不敬和破壞是空前的。

郭：記得有人說過歷史是位殘酷的繼母，她報復起來是不顧一切的。四人幫不敬歷史，但歷史最終報復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