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一個人的家族旅程
1,光陰
關於光陰,我們總是一而再地驚訝,它竟是如此迅速的流動。
今年三月的某日,巴士駛離旅館就要前往機場,結束那五天的旅程,我再一次湧起這樣的驚訝。那時,忽然意識到:原來這趟聚會,竟是說了十八年才成行。
這次旅程是十分匆忙安排的。整個行程是如此突然,甚至到最後一週都還沒確定租到巴士否。
今年舊曆年春節前,大姊在電話裡告知,媽媽八十歲的壽誕將要到臨。原先,兄姊他們是想設宴,邀請親友,包括媽媽台中女中的昔日同窗等。當我們正在準備詢問餐廳和時間之際,家族裡的一位長輩說,像媽媽這樣的鰥寡者只能在八十一歲時作壽;如果作八十壽會折她的福壽。關於民俗的說法,我們是不太清楚。不過,就像大部分的人一樣,必然是寧信其有而不信其無。匆忙之間,我們也就改了計畫,轉為日本北九州的家族旅行。
家族十一人坐在租賃巴士上,從福岡機場出發,五天的行程安排了日田、由布院、黑川溫泉、阿蘇、柳川、太宰府等地,繞了北九州一圈,再回到福岡。原本是相當輕鬆走走的路程,一路上終究還是忍不住美景美食的誘惑,又多走了許多路,不知不覺中已經有些許疲憊。最後一晚回到福岡,入宿現代風格的五星飯店裡,幾乎是不想出門。於是旅遊手冊中關於福岡眾多的美麗,也只能從當晚在旅館旁的百貨公司的博多拉麵,在湯水的油光泛影中,彷若瞥見了。
最後一天就要離去,我忽然想起這還真的是長大以後,第一次家族旅行呢。
2,旅程
據說韓國人形容自己的民族性格是半島的,因為不得不的原因離開舊土踏上漂流之旅,卻又在陸地盡頭還是停佇了。那麼,來到台灣的漢人,不論先後,都是血液中有更多的亡命基因,才敢走進茫然大海,跨過黝黑的海溝。
我們家族的人,基本上,身體裡還是留有開基先祖的銘記,血液中確確實實還流動著旅人的符碼,只不過是有的人多一點,有人少一點罷了。
在我還小的時候,父親還是小學教員時,總是愛趁著學生畢業旅行,帶著母親和家裡一位學齡前的小孩,一起趁機去遊玩。於是,這個可以跟隨的幸運小孩,最先是姊姊,然後是哥哥,再來是我。尤其是我,在家族相簿裡的這類照片特多。也許是台灣那時開始有些許富裕了,環島旅行成為一種時尚,照片裡的我出現在南北各地的名勝古蹟中。而弟弟就沒這麼幸運了。在弟弟還蹣跚學步時,父親就拋下教鞭,改從商去了。
即便爸爸經營工廠以後,生活忙碌較不容易挪出假期,根據照相簿子的記憶,一家人還是一齊去了台南當時的名勝秋茂園,後來媽媽也帶我們又去了一趟日月潭。甚至家口工廠破產而搬上台北以後,即便那是一段全家都十分抑鬱的日子,父親還是興致勃勃地帶著大家去八斗子。
那一次的八斗子旅行,儘管情緒基本上是十分黑白的,卻是家族照片開始轉為彩色沖印的年代。當時是高中生的我,已經開始鬧彆扭,不喜歡和家人出去了。那一次旅程,與其說是爸爸帶領,不如說是被爸爸逼去的。然而,回想起來,我實在記不得當時為何會有這趟旅程的安排。那時承受經濟壓力,又遭逢生平第一次失業的父親,究竟是怎樣的心情,帶著我們搭上擁擠的巴士,跌跌撞撞到了這島嶼極北的海濱,如今都不得而知了。
那一趟旅遊是如何結束的,我已經不記得了。在同樣的那時間點以後,我們兄弟姊妹(還是只有我自己?)似乎都不約而同地,陸續有了各種名正言順的合法理由,也許是讀書,也許工作,離家越來越遠,也越來越久。
八斗子這一次,恐怕是最後一次父親同遊的家族旅行吧。
3,回家
所有的離開都有著盡頭,而最遙遠的旅程恐怕就是回家吧。
一九九四年,那時我已經從醫學院畢業,又完成了精神科醫師訓練,在花蓮擔任精神科主治醫師多年了。那一年年底,我搭楊明敏夫婦的便車,一起去同窗好友田雅各的故鄉信義鄉,過一個布農族的聖誕和新年。我們駛著車,從花蓮中橫再下合歡山支線到埔里和信義,也沿同樣的路程結束假期。
就在回程離開埔里,車子開始上山不久以後,我的BBCall開始急急呼叫,一而再地響起。平常很少緊急聯絡的姊姊,不知為何如此焦急地call我。在那個還沒有手機的時代,不可能有任何立刻的聯絡,只得著急地在車上胡亂猜想。終於,車抵霧社,我看見了公共電話。
原來,父親在墨爾本去世了。
父親和母親,還有幾位姨丈阿姨,一起參加了澳大利亞的旅行團。當時他們年歲稍大,將臨退休,開始經常相約出國。只是,在這一次旅程,連續幾天的奔波後,就在墨爾本驗護照要離境時,父親竟在出境官員面前忽倒下去,立刻啟動的急救也回天乏術。
除了來不及辦護照的弟弟,我兄弟姊妹三人一起在澳洲代辦處和航空公司的協助下,很快取得簽證和機位,趕到墨爾本,接替特意留在那裡陪我們母親的表妹。那四五天裡,媽媽和我們三人,一起去辦死亡證明,安排火葬墳場,選骨灰甕,然後靜靜地等待他鄉異地的火化。當父親的死亡還流動在一家人身影周遭時,我們只是一直聊天,喚起許多從沒機會談論的往事。
回家了。只是,不像《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記載,浪子弟弟敗盡一切而回到家時那樣,還有父親為他辯護說:「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而我,又如何可能歡喜快樂呢?
4,記憶
因為童年許多不堪,我原本以為自己早已失去情緒的抑揚頓挫了。不想,父親的離去,許多昔日影像開始湧上,我陌生許久的眼淚也隨著記憶的展開而開始落下。
許多往事的場景,我們,媽媽和姊兄我三人,都參與了。只是,也許各有各的潛意識的選擇,再加上當年每個人空間上和時間上所在的位置不同,對我們之間發生的同一件事的記憶,彼此的落差竟是大得不可思議。在墨爾本的那幾天,每個人除了喪事工作以外,幾乎都不想出門,任由自己癱瘓在悲傷的情緒裡,唯一的驚訝是所有記憶都存在著許多的差異。
這樣的對話回到台灣以後,先是因喪禮的忙碌,接著又回各自工作崗位,不再有一家人安靜坐下的機會,而不再容易出現。然而,雖然我自己的眼淚也逐漸蒸發在忙碌的空氣中而不再見到,但是,透過書寫,透過團體治療的分享,我的憂鬱可以坦蕩蕩地流向人們,不論是我熟悉的親友或是我陌生的單純讀者。
一九九八年,父親去世了三年又一半,我將這些化為文字的心情結集,出版了一本自己相當喜歡的小書,《憂鬱的醫生,想飛》。熟悉我的朋友有點驚訝,因為文字裡頭的自我告解,其澈底程度,遠遠超過他們對我的認識。許多文壇的朋友和前輩也表示喜歡,甚至還因此獲得二○○○年的吳魯芹散文獎。
十多年很快地過去,這本書也因為我自己要求而絕版許久。我一直想動筆將其中過於侷限於當時背景的片段稍加修改,現終於完成而再次出版。這時間也許有點長,其實比父親的離去又短了許多——儘管我一直感覺那還彷如是昨天發生的事。
當時,在墨爾本,我記得是我說了,但現在的記憶不太確定:「也許我們應該每年一起旅行一次,也不用走遠,也不用太大費周章,就是這樣地聊聊。」我不記得我只是在心裡說了,還是真的講出口?如果真的說出口了,是否又有人附和,同意這個家族之旅的建議?
沒想到,這樣的提議,在日本的北九州終於實現時,已經相隔十八年了。
而這一本書的大多數文章,其實是我自己版本的遣悲懷,喪父傷慟的自我療癒。只可惜,我甚至在第一次出版時都不曾瞭解,現在要將這本重新出版的書獻給父親,似乎又太遲了。
我只能將這一切寫下,假裝文字是挾帶在風中的信件,將會找到它的管道穿越時空,送抵我所期待的收件人,並且代為問候:這十八年的旅程,可好?
(本文為《憂鬱的醫生,想飛》二○一三年新版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