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者達賴喇嘛推薦序
一九九八年，我在紐約講法時，得知西藏著名的袞本強巴林（塔爾寺的藏語發音，以下都寫「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流亡到了美國。回想起來，塔爾寺是我僧伽生活開始之地，自我離開西藏，已在流亡中追求自由近五十年，離開塔爾寺的時間就更長了。而此時，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最早寺院的住持。
塔爾寺是我歸宗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在初建的二百年間，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朝拜之處。十六世紀時，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將其改造成一所著名的僧侶大學。
這座寺院離我出生的地方不遠。二十世紀五○年代中期，我還在那裡度過了一些時光，那時的阿嘉仁波切還是稚童。我對塔爾寺的記憶是溫馨的，那隱蔽在青山中的建築宏偉、錦繡。自此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下，眾多寺院所發生的變化，塔爾寺的僧侶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周遭的藏人又是如何生存的？這些都是我很想從阿嘉仁波切這裡知道的。
我們進行了親切的長談。阿嘉仁波切和我都經歷了太多的變故，雖然有著迥異的人生經歷，但是我們始終牽繫著藏人的安寧與幸福。鑒於他與中國政府共事多年，曾見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我期望他或許能夠幫助促進與中國方面的對話。考慮到這點，我請他致函江澤民主席。
之後，阿嘉仁波切在加州的舊金山市郊建立了「西藏悲智中心」，他做得非常好。後來，我的長兄塔澤仁波切病倒，無法繼續管理他在布魯明頓建立的「西藏文化中心」，我想到了阿嘉仁波切，他在這方面經驗豐富，我相信他能夠恢復並管理這個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一如既往地，阿嘉仁波切接受了挑戰。說起來，我的長兄也曾是塔爾寺的住持，這是阿嘉仁波切成為布魯明頓合適人選的另一背景，所以該中心又被視為「西方塔爾寺」。另外，阿嘉仁波切來自於蒙古人的家庭，如果能夠將中心的關注範圍擴展到包括蒙古在內的佛教徒，無疑是非常喜樂的事情。這個中心由此改名「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不僅為旅美的藏人社區服務，也同時為蒙古人社區服務。
得益於重獲言論自由，著名僧侶大學——塔爾寺的前住持阿嘉仁波切將他的記憶彙集於這本自傳，坦陳他在西藏度過的短暫快樂和長期恐怖的歲月：如何在饑荒中倖存；如何與已故的班禪喇嘛一起工作；如何在中國的統治下，為服務於藏人而周旋於危機四伏的政界等等。
其他人也曾寫過在共產黨統治下被監禁、被處罰的可怕經歷。而阿嘉仁波切是進入中國控制的宗教界頂端的人士，他瞭解、熟悉中國政府是如何工作的。然而，當十世班禪喇嘛突然圓寂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備受爭議的對十一世班禪喇嘛的認定，威脅著他面臨被迫放棄自己持守的原則時，他選擇了流亡。
想要瞭解在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在恐懼和懷疑的狀態下，人民真實的生活情形，是需要依賴個人記錄的。阿嘉仁波切無掛慮地、很真實地，寫出了他在西藏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對於那段歷史來說，是一個寶貴的貢獻。
我相信，阿嘉仁波切所寫的將會滿足世人的濃厚興趣，因為他們都懷著慈悲心為生活在危境中的西藏人民、南蒙古人民、東突厥斯坦人民尋找共同的人道。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瞭解西藏這個古老民族正在為生存、為保護珍貴的宗教文化遺產而痛苦掙扎的真實歷史與現實，進而有助於西藏的和平變革。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自序
我的前世就喜歡寫作，雖然他在三十八歲的盛年圓寂，卻留下了四部佛法方面的著作。後來每當我寫作時，我的舅舅，也是我的上師嘉雅仁波切就感慨：「這都是前世的因緣哪。」
寫傳記的想法在我很早就產生了。隨著年齡增長，接觸的人、經歷的事越來越多，真相也越來越撲朔迷離。如「宗教改革」、「金瓶掣簽」、班禪大師的婚事和圓寂，以及中共諸多領導人的行為，都是促我寫作自傳的動力。別無原因，只是想還原歷史。
二○一○年三月，我的英文自傳由紐約RODALE出版社出版，幾個月後又發行了第二版。不久，自傳被譯成了蒙文在蒙古國出版。
然而總像是有什麼事情沒有結束似的，我常坐下來，拿起這部自傳的中文初稿，不由自主地修改著。其實我最想出版的還是中文，最初選擇用中文寫作，就有這個想法。畢竟在西藏、在塔爾寺所發生的這一切，與中國歷史及現實息息相關。另外，我也認為，各民族之間應該多溝通，像水，是需要流動的，這樣就可以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隔閡，使得冰雪消融。
書寫歷史並不是為了記仇，或者製造矛盾，相反是讓我們明鑒過去，告誡世人今後不犯同樣的錯誤。事實上，今天很多中國人都不再記得大饑荒、「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了，甚至連「六四」天安門的槍聲都變得遠不可聞了，這是很危險的。
而我，作為歷代阿嘉仁波切的轉世繼承者，親身經歷、見證這一切，實在不是小事。包括那些細節，有的在當時就已成了祕密，被精心地封存起來，不見天日。如果我不說出來，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也自然不會成為歷史的教訓，而同樣的悲劇很可能被重複。
很多學者和佛教徒都跟我談過，想把我的英文版自傳直接譯成中文，但我沒有同意，這是因為有很多內容需要充實，所以我還是在早先的中文初稿的基礎上，重新進行了寫作。
感謝魏立新女士，作為一名佛教徒，她誠摯地對這部書的中文初稿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並做了部分修改。遺憾的是，她因病過早去世。在此我要表達我的懷念，並為她祈禱。
感謝漢人作家朱瑞和藏人作家唯色，為這本書的最終定稿承擔編輯的工作。
感謝大塊文化出版此書，提供了我與中文讀者真誠交流的機會。
頂禮三寶，賜予此生之因緣際會，成就此書。
二○一二年二月完稿
二○一二年十二月定稿
編者的話
唯色
此刻想來，對於遠去異國十多年的阿嘉仁波切，我並沒有陌生感和時空造成的疏遠感，反而很是熟悉他的音容笑貌，這應該緣於在編輯他的自傳的時日中逐漸獲得的印象和感受。
在此之前，我只有幸見過阿嘉仁波切兩回。那都是在他尚未別離寺院與故鄉之前，屬於很偶然也很短暫的遇見。但仁波切並不記得見過那個年輕女子。即便我透過網路傳給他當時在他的喇讓（意即仁波切宅邸）前的合影，仁波切依然想不起，僅對復甦記憶的老屋及花朵發出了感歎。這是必然的。因為沒有比只是合個影這種見面更能忘懷的。
但對於我來說，包括與仁波切合影在內的那段時間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為此我將這張合影以及與其他仁波切、喇嘛的合影放在一本小相冊裡，並帶著小相冊從拉薩去往北京。與此同時寫下的一首長詩中，我含蓄地記錄了發生在內心這塊場域的衝擊：
一九九四，八節之間
最黑的光陰在轉變
繁星降下露珠
一百零八顆
那兩鬢髮黃的女子
穿著本族的衣裳
要走一條去安多的路……
實際上，在這首名為《前定的念珠》的詩中，我敘述了去塔爾寺（藏語稱袞本貢巴）的諸多細節：
在藏語為袞本的寺院
她目睹輕風拂過
一棵樹！舉世無雙
在一座珠寶鑲嵌的塔中變幻
啊！千萬尊佛像
或千萬個藏文字母
化為千萬片樹葉
彷彿落滿雙肩……
不過我慕名去見阿嘉仁波切的時候，並沒有穿本族的衣裳，而且也並不知道這位著名的仁波切、塔爾寺的寺主有著怎樣的傳承與個人史。其實當時的我更像是充滿好奇心的文學青年。聽說仁波切很忙，常常去北京參加各種會議，帶我去往仁波切喇讓的僧人說我們不一定能見到。不過，某個因緣可能在那時已經發生，穿絳紅鑲黃袈裟的阿嘉仁波切正站在門外，與一些僧人交談著。我就這麼容易地，見到了這位大仁波切。看上去他很平易，但也很忙。即便不忙也不可能多聊的，因為我不知從何說起，只能提出一個流俗的要求：可否合個影？
如今重看合影，我顯得稚嫩，也不太懂與仁波切合影時須恭敬有加的規矩，但有些緊張，以致靦腆地含笑。仁波切那時也較年輕，笑呵呵的，有著從容的氣質。像這樣要求與他合影的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一定很多。我的不同在於我從拉薩來，我的胸前戴著一枚尊者達賴喇嘛的像章，而阿嘉仁波切一定注意到，是不是因此爽快地面對鏡頭？這像章是我的一位遠親幾年前去印度朝佛後帶回的。在那段四處遊歷的時間，我常常醒目地別在胸前，只要有人問我他是誰，我就會語調緩慢地說：「他是我們的領袖。」那時不像今日，沒有幾個外人認得尊者，所以往往會因我的回答一頭霧水。
第二次見到阿嘉仁波切是第二年，應該是一九九五年的初冬。不是在袞本貢巴，而是在拉薩的哲蚌貢巴（漢語稱哲蚌寺），我朝拜了措勤大殿三樓上巨大、精美的嘉瓦強巴佛（漢語稱未來佛），走出佛殿時看見排隊朝佛的信眾都轉身望著樓梯。詢問得知將有數位大仁波切亦來朝拜。等了一會，果然見到拉薩的德珠仁波切、安多的阿嘉仁波切等諸多高僧緩步走來。信眾們都躬身合十，期待仁波切們的摩頂加持。但我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幾步。這些仁波切中我只見過阿嘉仁波切，可我的眼前是最近官方電視播出、為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舉行的「金瓶掣籤」儀式上，這些仁波切包括阿嘉仁波切親臨現場，認可中共安排的情景。
我並不知道其實仁波切們內心有多麼不情願參與這欺天瞞世的「金瓶掣籤」，直到多年後讀到阿嘉仁波切的自傳初稿，才窺見深掩在黑暗中、槍口下的真相。仁波切們雖然是信眾們頂禮再三的上師，卻是強盜手中任其擺佈的羔羊，已經有太多的事例佐證了這可怖的現實，原本依照藏傳佛教定制由尊者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喇嘛，才六歲的孩童，竟於一夜之間被失蹤，直到今天也無人知其生死。
我有所介意地看著阿嘉仁波切含笑走過，依次為虔誠的信眾們摩頂，其實錯過了與仁波切的親近。直到幾年後驚聞仁波切祕密出走的消息，才明瞭自以為是的我低估了仁波切的勇氣。袞本貢巴的一位僧人告訴我，當時阿嘉仁波切勸另一位大仁波切公開反對北京安排的十一世班禪喇嘛，慨然歎曰：「我們都是仁波切，死了還可以再來；可如果我們不說真話，就對不起把我們視為生命的人民。」阿嘉仁波切是否真的說過這擲地有聲的話，我從未向他求證過，但我初次聽到就沒忘過，是因為當即淚下……
讓我再回憶一遍阿嘉仁波切的這本珍貴的自傳吧。
對於藏人、蒙古人或者藏傳佛教信徒來說，阿嘉仁波切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他是被稱為猶如黃金一般珍貴的傳承上的重要一環。不能中斷，否則整個傳承都會招致中斷的危險。然而，閱讀了阿嘉仁波切的自傳就會看到，這滅頂之災事實上多次降臨。第一次是他八歲的時候，他身為寺主的著名寺院——塔爾寺，在中共發動的「宗教改革」這個政治運動席捲下，數百位高僧被逮捕、被死亡，數千名僧人被迫還俗。有著無數寶藏、培育佛學人才的塔爾寺不但被砸、被掠，還曾一度被改為生產大隊。
對於阿嘉仁波切來說，他遠在牧場上的父親與無數放牧牛羊的牧人，被拿槍的中共軍人從帳篷裡帶走，從此一去不歸，可能還不算是最慘重的打擊。令他至今心有餘悸的是十世班禪喇嘛留下懸疑的突然亡故，以及數年後因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認證，中共與尊者達賴喇嘛決裂，而中共在這個極其嚴肅的宗教事務上蠻橫插手、弄虛作假，終究使得阿嘉仁波切在五十歲時不得不放棄寺院，逃往自由世界，去安放修行的心靈與記錄的願力。
然而，阿嘉仁波切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自傳，讀來卻有一種安然、寬容甚至幽默的感覺，哪怕是在經歷令人心碎的遭際時。首先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心若不亂，再亂的世界又能奈我幾何？阿嘉仁波切包含了慈悲的智慧，總是將逆境及逆境中的戾氣化為烏有，這自然會吸引渴望不為形役的讀者沉浸其中。我雖為義務編輯，卻總是在反覆閱讀時得到超越文字本身的加持力。除了由他作為諸多歷史事件的見證人，在多少年以後披露的一個個祕辛令人震驚，比如與十世班禪喇嘛畢生相關的那些接踵而至的遭遇：作為持戒高僧的牢獄之災與媒妁之婚，作為民族靈魂的掙扎、力爭與奪命橫禍，作為菩薩再來卻人間蒸發、遺患無窮，等等，都揭示了那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無形之手」，遠比命運和業力更專制、更殖民。當阿嘉仁波切與如今擁有各種虛職的嘉木樣仁波切在飛過拉薩天空的專機上，聽到時任國務院宗教局局長的葉小文得意忘形地洩露「金瓶掣籤」選十一世班禪轉世靈童造假的祕密時，如晴天霹靂被驚嚇得甚至不敢互看一眼。共產黨對藏傳佛教的操控與淩辱莫過於此。
而我最難忘的書中片段，還是那個八歲的男孩，在參加了「揭開封建蓋子」的大會後，驀然發覺自己失去了一切：老師與同修，以及前世們累積的財產和傳下來的寺院。甚至，連身為一位高級喇嘛的僧舍或宅邸都被各懷企圖的革命者占據。他當時惶惑，孤單，但他看到被革命者從屋裡抬出去的小桌抽屜裡，他的玩具還沒被扔掉，立刻很專注地玩起了玩具……此刻，當我覆述時，仍有一種含淚微笑的感覺。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於拉薩
天天爆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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