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荒謬年代中的北大歷史系牛棚
「爸爸是『黑幫』，在北大拔草！」
──郝斌的四歲女兒聽到托兒所老師的對話，回家告訴媽媽
「我有罪！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請罪！」
──北大學生喝令歷史系名教授向達下跪毛像並複誦罪己詞
「中國大學自五○年代初期起，緊追蘇聯，院系調整，改造大學，又以思想為萬事之先，以致大雅無作，正聲微茫。及至『文革』，校園皆成戰場，師生半為寇讎，荼毒心靈，奪人性命，一至斯文塗炭，為華夏千年所罕見。」
──趙越勝：〈我的老師周輔成先生〉（《老照片》第七十七輯，二○一一年六月）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親自出征北京大學，在東操場向上萬師生員工痛批北大歷史系教師郝斌迫害李訥。李訥何許人也？她就是江青（李雲鶴）和毛澤東於一九四○年在延安所生的女兒。郝斌說：「一九六四年秋天，農村裡有過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正名叫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俗名叫『四清』，遍及全國各地。……在北大，還派出了四、五年級的學生，說是讓他們去『接觸實際』……歷史系的教師，走了多半，我也在其中，我就是在這場『四清』中，與當時歷史系五年級的學生李訥同在一個工作隊，因工作中常有分歧，也有爭論，才惹來一個『迫害李訥』的罪名。」
文革期間權傾紅朝的江青，在北大的講話，是她在政治角鬥場上的首次出擊，砲火四射。除了郝斌中彈之外，北大校長陸平、「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等人也都遭殃，甚至連毛澤東的兒媳、毛岸青的妻子、中文系學生邵華，亦被點名。江青第一次出席萬人大會發表火藥味十足的政治演說，表現不行。郝斌指出：「只能算是見習水平，分數不能打得太高，她在火候分寸上，還欠缺拿捏的功夫。在點到我們幾個人名字的時候，她竟然語帶嗚咽，情緒激動，甚至當眾服藥，弄得感情色彩重於路線鬥爭，讓人看了覺得像是一個婆婆媽在嘮叨，說的全是家務事。」郝斌又說，江青「說到傷心之處，她掏出手帕擦抹淚水，全然不像一個政治家在演講，舞台效果因此大打折扣，以至事後『傷身分』、『水平太低；影響不好』的負面議論多處出現。」
中共「第一夫人」江青公開指控北大歷史系教師郝斌迫害「第一女兒」李訥，在舉國瘋狂、全民撒野的年代，等於「反對偉大領袖毛澤東」，其罪可誅！「郝斌迫害李訥」馬上變成一樁政治事件。郝斌說：「當晚十時左右，經她一說，不需要什麼法律手續，我的『罪名』就算鐵板釘釘，定下來了。而在一般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一方，他們對偉大領袖的熱愛，頓時化為對我的仇恨。」郝斌從此被鬥、被打、被踹、罰跪，各種身心上的凌辱，接踵而至。接替他講授〈中國通史〉現代部分的一個大學弟，已和郝斌在教研室同事七年。這個大學弟說他第一次講這門課，恐怕準備不及，希望郝斌把講稿留給他用。三年多以後，這位大學弟在批判會上竟然指控說：「黑幫分子郝斌反對毛主席不是偶然的，我手裡有他的新罪證！」只見他手上一抖，說道：「這是郝斌上課的講稿！全是他的白紙黑字！我念一段給大家聽。」原來是郝斌在二十幾萬字的講稿中，有關引述《毛澤東選集》的話，用「毛說」，而不是寫「毛澤東同志指示」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大學弟向在場聽眾說：「革命群眾聽聽，他居然把偉大領袖像美帝、蘇修一樣，稱作「毛」！他是多麼的反動！」此時，在場的「革命群眾」個個摩拳擦掌，準備痛「扁」郝斌。低頭彎腰的郝斌，專心防範前面有人打過來，身高接近一米九的大學弟，竟從後面猛擊郝斌的後脖頸，郝斌頓時倒在地上！批鬥會結束後，郝斌被押出會場，「沒想到有人從下面踢來一腳，踢到我的陰囊睪丸，我疼得站不住，立時倒了下去。」
中共在抗戰勝利後未久即能夠快速奪得政權，知識分子幫了大忙，從學術菁英到各大學校園，大家都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失望透頂。陳寅恪、馮友蘭、竺可楨、梁思成、湯用彤、俞大紱、饒毓泰、姜立夫、嚴濟慈、葉企孫和陳垣等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都寧可留在神州，靜觀時變，等待「新中國」的來臨而不願到台灣或乘桴浮於海。在「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怒吼下，成千成萬的大學生熱切希望國民黨政權崩潰，焦急地迎接共產黨的勝利。
歷史的事實是諷刺的、殘酷的！中共建國後，最倒楣的就是知識分子，最可憐亦最可悲的也是知識分子！北大哲學系教授周輔成八○年代末曾說：「四十年前，共產黨掌權，當時的我在武大（武漢大學）任教。看到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熱情，心想中國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腦，誠心誠意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罵得一錢不值。」周氏又說：「四十年了，中國讀書人吃盡苦頭，前三十年是唾面自乾，自我羞辱……。」專研倫理學的周輔成（一九一一︱二○○九）在五○年代初全國教育大改革和院系調整（主要是「以俄為師」，模倣蘇聯老大哥的教育制度）中，從武大轉到北大。他說：「在一九五六年，大鳴大放後期，空氣變了。」他在〈我所親歷的二十世紀〉回憶文章中舉出幾個例子，一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給我啟蒙的舅父，在家鄉一所中學任教，與黨支部書記意見不合，後被歸畫為右派，以至連子女也不敢接近，孤獨至死。」二是：「在一九五七年，一個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上，臨到午餐休會時候，一位延安時期的著名理論家何思敬忽然起立說：『目前階級敵人、地主、資產階級已消滅，是否可以少提階級鬥爭或不提階級鬥爭？』事隔不幾天，『反右』運動展開，何思敬因此便成為他的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的全校『大右派』。隔了兩三年，我在路上見到他時，語無倫次，幾乎疑心他是精神失常了。」三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位頗受人尊重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在四川大學被列為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把他留的鬍子一根一根地拔掉。冬天，還要他下河水中去摸魚，然後發動四周群眾高叫『蒙文通渾水摸魚！』我想，在這情形下，不僅是年老的蒙文通，就是意志堅強的青年人，也免不掉要回家落淚尋死了。」四是：「在我身邊的同事馮定，他是從蘇聯斯大林時代返回中國的理論家，後來被康生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全國性批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群眾圍集如山，要他出來交代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一個接一個地問，從晨八點鐘直到晚飯前，站在門口，動也不能動，一天接一天，他受不了，曾兩次服安眠藥自殺，被救。後來，到江西鯉魚洲勞動，我和他睡在同一炕上，只聽他在我身邊翻來覆去，白天還要他單獨去撿豬糞，甚至在大堤上撿人糞，少了還要被罵。回來後在北大校園內的路上，我幾乎不能認得他，他也幾乎不認得我了。不久，他即臥病去世了。」
著有《盧山會議實錄》並曾做過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一九一七年生），在《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二○一三年七月出版）中說：「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毛澤東則是他自己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麼事情都敢幹，『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都無所謂，任性到了極點。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裡，隨心所欲。換了任何一個人當家，劉少奇也好、周恩來也好、林彪也好，都不會搞到後來『文革』那樣不可收拾的局面。」當過水電部副部長並曾坐過多年牢的李銳強調：「毛從骨子裡是討厭知識分子的。說到底，毛還是個農民，心胸極其狹隘，生活上保留了許多農民的習慣。」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上海復旦大學校園廣播宣布毛澤東去世的消息，一位教授聽到後，在四顧無人之下，說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毛對國家、對同胞、對文化、對社會的嚴重傷害已經造成。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所著的上下冊《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國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二○○八年初版、二○一一年九版），用血淚記述了三千六百萬人餓死的民族大悲劇。劉少奇當著毛的面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人相食要上書的。」劉早已認定毛的路線是造成大災難的原因，他強調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做過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北京分社主任的賈斯培．貝克（Jasper Becker）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餓鬼（Hungry Ghosts）：毛的秘密饑荒》和香港大學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二○一○年推出的《毛的大饑荒》，都使毛的千古大罪無所遁形，難逃於天地之間。
郝斌這本涵蘊血、淚、汗的回憶，細膩而又真實地描述他在荒謬年代和恐怖歲月中的遭遇。郝斌擅長敘述，文字獨特而又雋永，敘述苦難但又不失風趣，描寫醜陋但又流露人性，使文革文獻提升至更高一層的境界。作家章詒和從《往事並不如煙》的歷史回眸點上，生動地呈現其父執輩友人在朝代巨變中的苦痛；郝斌則以史家之筆詳述其在「牛棚」中的處境，為時代做見證，為歷史留紀錄。郝斌一九五八年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後，留校任教，他所回憶的就是北大歷史系在文革期間所遭到的重創。北大歷史系執中國史學界的牛耳，也是學術界和教育界的龍頭老大。整個北大在文革時代成為重災區，尤以歷史系為最。一九六六年夏天，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園貼出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這張大字報，並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從此，中國最高學術殿堂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田地！北大各系的「牛鬼蛇神」（毛澤東創造的名詞，黑幫一詞則為康生所發明）被趕到校園上掃地或拔草，如同一個開放式的批鬥場。據北大文革委員會機關報《新北大》報導，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十八日，一個月之內有兩百多萬人次專程到北大觀看胸前掛著一塊「黑幫分子×××」的牛鬼蛇神，有些「觀光客」，不僅怒罵他們，甚至揪頭髮或拳腳相向。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包括郝斌在內的二十四名北大歷史系黑幫被押往北京市北郊昌平縣太平莊的北大半工半讀基地，進入全封閉的勞工營。一九六七年夏，號稱文革「五大領袖之一」的聶元梓（女，一九二一年生於河南省滑縣，山西晉城華北軍政幹校學習，一九六○年調至北大，一九六六年出任北大文革委員會主任）的權力一度勢衰，二十四名北大歷史系黑幫被鬆綁五、六個月後，第二次被趕至太平莊。從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至一九六九年夏，郝斌等牛鬼蛇神被監管達三十個月之久。時至今日，受過迫害的北大歷史系老人，已逐漸凋落，只有兩位在回憶文章裡觸及到「牛棚」，但未深寫。因此，郝斌的深度憶述，就顯得格外有意義。北大教職員工和學生慘死（所謂「非正常死亡」）於文革期間的有六十三人，歷史系死了五個人，第一個殉難的是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得意弟子、郝斌的老師汪籛。一九五四年除夕夜，汪籛到學生宿舍吃年夜飯，喝醉了，就倒在一個學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郝斌說：「在我們眼裡，他隨和親切，思想又很深刻。」汪籛曾研究唐代名相魏徵，而吳所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中的明人海瑞，頗有魏徵的直諫風骨。文革初起，汪籛被一群無知盲動的學生誣指歌頌海瑞，在汪家開鬥爭大會，汪籛拒絕受辱，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以死抗議。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受盡各種屈辱後，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與妻子一起仰藥自殺，還留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毛澤東及其無數爪牙蹂躪知識分子、踐踏學者的狠毒手法，在中外歷史上排名第一，凌駕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亦遠非希特勒、史達林（大陸譯為斯大林）和墨索里尼所能望其項背。有些史家認為毛澤東高居人類歷史上的暴君之首，係因其兼具中國古代專制帝王與近代法西斯及共黨獨夫的殘忍特質，視民如草芥、如糞土。但歸根究柢，還是李銳點出了毛的特色：「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李銳又說：「剛解放不久，毛澤東邀請周士釗一些舊人去北京，回到湖南以後，周跟我說了見毛的一些情況。毛邀他在中南海裡划船，向他吟了一首詩，具體哪一首現在記不起了，反正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像皇帝一樣在中南海裡邀我的臣子一同划船吧，那一種心態……毛把自己當作皇帝。我的好朋友黎澍一直在白區工作，沒有去過延安。他一到北京，看到毛他們住進了中南海，就對我說：『這不是太平天國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大歷史系二十四個「牛鬼蛇神」在烈日下被罰跪，學生高喊：「跪下！全部跪下！」郝斌說：「這是我們『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歷史系的老教授向達和楊人楩跪到站不起來。郝斌又說：「控制平衡不栽下去，還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夠承受住這種壓力和羞辱，才是難關。」俞大維的妹妹、北大西語系教授俞大絪，在郝斌等二十四人跪倒三院之前幾天，被勒令當眾下跪。郝斌說：「出身名門，精神優雅的俞先生，是一個視尊嚴重於生命的人，這個世界既然如此對待她，那還留戀什麼呢？回到家裡，她就從容、尊嚴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消息剛剛傳到我們耳朵裡，還在心裡震盪的時候，齊唰唰的一長排，我們也都跪下去了。」
中共十大元帥之一、前外長陳毅的六十七歲兒子陳小魯和幾個當年北京八中同學，於二○一三年十月七日專程回到母校為文革時代的惡形惡狀，向師長道歉。陳小魯當時是北京八中造反派頭頭，八中的黨支部書記華錦和教師高家旺自殺，支部副書記韓玖芳被打成殘廢。八十歲的張顯傳老師對陳小魯等人說，「沒有必要站出來道歉，你們也是受害者，當年是階級鬥爭為綱，誰能不擁護？」五十九歲的北京律師張紅兵（原名張鐵夫）最近亦為一九七○年和父親一起檢舉母親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而導致母親被槍決一事，公開懺悔，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要被遺忘。」
在經濟急速起飛、物質生活興旺無比的時代，文革已被遺忘，年輕一代已不知文革為何物，更不知道毛澤東時代是個什麼樣的黑暗時代，「史盲症」已成普遍現象。文革對中國社會的戕害、對中國文化的褻瀆、對中國歷史文物的浩劫，似已成「如煙往事」！
儘管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講過一句很令人「洩氣」的話，他說：「國家與政府從來不會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Nations and governments have neve learned anything from history!）然而，從個人到整個民族，還是必須把握時間，深切反思文革，並要鍥而不捨地探究文革的來龍去脈。唯有真誠地把文革攤在陽光下來徹底檢驗，以史為鑑，中華民族才有能力建立一個民主、法治、透明、正義的公民社會。
林博文（專欄作家、民間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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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斌和他的「文革實錄」
一、
文革是一個人、妖顛倒的時代。本書的作者郝斌教授，是一位兼具錚錚鐵骨與仁愛心腸的好人，但是從「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就作為「壞人」被「揪」了出來，直到「四人幫」垮台，他才被「解放」，時間上長達十年之久。為什麼會在郝斌身上發生這樣人、妖顛倒的事情呢？這要從毛澤東支持聶元梓的大字報以及江青來到北京大學，在北大「萬人大會」上的講話說起。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牆上，出現了以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署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這張在今天看來沒有什麼特別建樹的大字報，卻受到了毛澤東的極大稱讚，說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寫得何等好啊」—原來，這篇大字報是毛澤東的親信的在背後策劃之下出籠的，連政治嗅覺極為靈敏的聶元梓本人也並不十分清楚箇中的全部底細。六月一日，毛澤東決定，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反覆覆的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那盛氣淩人的態度、怒氣沖沖的語調，震動全國……。
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之下，江青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風風光光地走到前台，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七月二十六日晚，北京大學萬名師生雲集於東操場，等候「中央文革」首長們的光臨。果然，「中央文革」以強大的「陣營」出現在大操場的主席台上，當然，最令人矚目的是「第一副組長」江青，因為這是她的第一次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公開亮相。
北大的師生從來沒有聽到過江青的講話，這次江青一開口—她那怪異的聲調、歇斯底里的態度，特別是她講話的內容—一下子把全場都驚得目瞪口呆！她又哭又鬧，先是控訴毛家的親家母張文秋，接著控訴毛家的兒媳婦張少華。忽然話鋒一轉，直指郝斌：「我要控訴，壞人郝斌，迫害李訥！把階級鬥爭搞到我們家裡來了！」
郝斌何許人？當時的郝斌，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位年僅三十二歲的年輕助教。他出身貧寒，歷史清白，生活儉樸，作風正派。只因為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中，與李訥同在一個工作隊，在工作中與李訥有分歧，便被其母江青宣佈為「壞人」。
每當江青點完一個人的名，台下都是一片口號聲。當江青點了郝斌的名，台下照例響起口號聲「打倒郝斌！」「把壞人郝斌揪出來示眾！」當時，台上的江青繼續進行著她的的歇斯底里的控訴：「李訥是好孩子，郝斌不允許李訥回家治病，還派人對李訥跟蹤盯梢。郝斌包庇地主，重用右派分子……」江青的哭鬧聲和台下的口號聲匯聚到一起，令人毛骨悚然！
真的是天佑善人！就在幾分鐘前，郝斌剛剛離開會場！—因為他次日一早要陪妻子去醫院做手術，他家住東單，他向工作組請了假，趕末班車進城。後來有人寫文章指出當時可能發生的難以想像的後果—如果這個「壞人」出現在「敬愛的江首長」面前，還不當場被揍成肉餅！第二天清早，郝斌陪太太去醫院做手術剛回家，就接到北大歷史系打來的電話，口氣嚴肅地通知他立即回學校。他給太太買了半斤蛋糕，作為無法燒飯的太太的口糧，然後頗有些不安的乘坐公車回學校。當他從32路公共汽車下來，往十九樓走的這大約二、三百米的距離，他敏感地覺察到人們看他的眼光頗為異樣：驚異、恐懼、躲閃。他意識到自己可能遇到了什麼問題。等他到了系裡時，系裡的負責人對他宣佈了昨晚他被江青點名的事情。對郝斌說來有如五雷轟頂！說時遲，那時快，不由分說，他當即被兩名壯漢扭著胳膊，押到三十八樓作為「鬥鬼台」的陽台上「示眾」。後來，有的文章清楚地記載了當時郝斌被鬥的情況：
正當其時，我路過那裡，真真切切看清了這個「壞人」的模樣：瘦長的臉盤，雙目微啟，嘴唇緊閉，臉色發灰，神情木然，活像戲台上的僵屍。有個粗粗壯壯的漢子攥緊他的頭髮，在鬥鬼台上轉圈……。
自從江青等「中央文革首長」光臨北大之後，北大的「牛鬼蛇神」們成了「政治動物」，他們的胸前掛著牌子，半小時就要被被押到「鬥鬼台」上展覽一回，進行「開放式」的批鬥。在此後短短的一個月內，有二百多萬人來到北大。由於郝斌的罪名響亮，所以，他比被聶元梓大字報點了名的那三位「黑幫」更成為熱門看點—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群眾」都好奇，想親眼看一看這個敢於「迫害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人稱『紅色公主』的李訥」、敢於「把階級鬥爭搞到毛主席家裡」的「壞人」究竟長了什麼樣的青面獠牙！
誰都知道，郝斌的對面，有一個權勢薰天的大人物毛澤東，是與江青、李訥這對母女站在一起的。而毛澤東對北大的反感不自文革始，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在北大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的時候，就已經對當時的教授如傅斯年、羅家倫等人頗多惡感。
在毛澤東對北大的惡感中，歷史系似為惡中之惡。本來，歷史系所在的三院門口，不知什麼人貼有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由於這副對聯出自民間，所以紙張既薄又脆，字也寫得歪歪扭扭的，也沒有貼的很牢。歷史系包括郝斌在內的教職員工，認為這副對聯是將嚴肅的政治鬥爭變為下流的謾罵，他們甚至還期待著中央領導能夠出面制止或糾正這種低俗粗野的對聯。
沒有想到，幾天之後，就在原先貼對聯的地方，一副只「糾正」了一個字的新對聯貼在三院門口：「廟小神靈大，池深王八多。」紙張是質地結實的大紅紙，字跡是漂亮的顏體，貼得牢牢的，顯示出這副對聯的霸氣和不凡—虎視眈眈地傲視著在三院出出進進的灰頭土臉的「牛鬼蛇神」們。據聶元梓後來的回憶錄說，原來，李訥將對聯彙報給毛，毛遂將「淺」改為「深」。這就意味著，毛認為罵得對！罵得好！但是罵得還不夠，故有此「御筆」修改。
新舊對聯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使得歷史系的階級鬥爭—用當時流行的術語說—「向縱深發展」，總共只有一百多人的歷史系，一共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多達三十四人，超過當時歷史系教職工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被江青點名之後，「壞人」郝斌被冠以當時最嚴重的罪名「現行反革命」，揭發批判郝斌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尤其是歷史系的師生，凡是與郝斌有過接觸的人，是否揭批郝斌成了「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郝斌頭上的壓力之大，真的令人難以想像！
這種壓力，不僅是來自精神層面，也來自肉體的摧殘。北大歷史系有一位教師丁則勤，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義憤」，開始動手往死裡打郝斌，他一拳狠打過去，真的把郝斌打翻在地，半天也爬不起來。因為在丁則勤看來，郝斌這樣的「欽定要犯」是「永世不能翻身」的—在集權主義的土壤中，殘酷無情的惡之花爭相怒放，丁則勤就是這樣的「惡之花」—如果丁則勤能夠懂哪怕那麼一丁點兒辯證法，懂得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處在變化之中的，他當然多多少少會對郝斌手下留情的。
在如此重壓之下，小小的歷史系，有四名教師、外加一位家屬自殺。還有一位教師「命大」，幾次自殺未遂，但是身體殘缺了。而郝斌所承受的壓力比其他人都大，居然不死，而且，難能可貴的是，在整個挨整的過程中，他從來不曾胡亂咬人—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之下，郝斌可以減輕自己的罪責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揭發批判那些當局想整的人來「立功贖罪」。而郝斌以自己的生命紀錄顯示，他實踐了「臨難毋苟免」這一古訓。
本來，以郝斌這樣與江青對抗到底的人，是可以以「英雄」的面目來示人的，但是郝斌沒有，他不但從來不講自己的什麼「英勇業績」，反而淨講一些自己的「糗事」。
比如，一次有人對郝斌說：「難得你雖然經過牛棚那樣的殘酷折磨，你沒有瘋，也沒有傻……」話音未落，郝斌馬上回答說：「離著傻也差不多了。在我被從牛棚放出來，第一次回家的那次，我在公共汽車上買一張一毛五分錢的票，售票員問我到哪裡下車，我愣愣地望著售票員，卻怎麼也想不起我們家的那一站的站名了……。」
又如，有位朋友曾經問郝斌：「以江青這樣絕對權威的人，以泰山壓頂之勢宣判你，你怎麼能活下來的？」只見郝斌不激動，不憤慨，只是微蹙眉尖，平平靜靜說了句既不豪邁又不悲壯的話兒：「眼看被揪鬥的人越來越多，心裡就越不害怕了。」—後來，郝斌在一篇悼念羅榮渠先生的文章中，把自己的這一感受幽默地加以「理論化」：「文革初起，『牛鬼蛇神』一大片，而且越揪越多。『面積越大，壓強越小』這個力學原理，放在社會學中，也蠻適用的。」
二、
在被江青點名之後，北大校園裡，揭批「壞人郝斌」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中，其罪行是一貫包庇階級敵人。
比如，早在郝斌當學生的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鬥爭中，由於郝斌是班上的黨小組長，在他的包庇下，使他們班的右派劃得太少—導致本來應當戴帽的右派分子「逍遙法外」。
又如，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中，審核村民的「階級成分」時，李訥主張把幾個農民的「成分」劃高一級，郝斌不同意，為此與李訥發生爭執。郝斌認為，把當時某些村民的「階級成分」劃高一級，他擔心這樣做會給被改變成分的本人以及他的家屬子女帶來政治壓力—看郝斌這個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對地主、富農是何等仁慈！
再如，郝斌被揭發在四清工作隊內部，一方面迫害李訥，一方面重用右派分子張廣達—江青在大會控訴中說郝斌「包庇重用右派分子」的時候，幸虧她一時沒有想起張廣達的名字，因為張廣達當時就在大會的現場，一旦被江青點了名，也會被當場揍成肉餅的……。
郝斌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被「抖摟」了出來，翻了個底朝天，但是卻找不到他在人品上的任何瑕疵。那位毒打郝斌的丁則勤在批鬥會上對郝斌上綱上線，說郝斌「惡毒反對毛主席」—但是他揭出來郝斌的「罪狀」實在可笑：郝斌在講義旁窄小的空當上做筆記的時候，寫了「毛說」，而不是「毛主席說」。透過這些「揭批大字報」，江青的「壞人郝斌論」不攻自破了，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心地善良、為人正派的「好人郝斌」。
很快，北京大學各個系科紛紛建立起各自的「牛棚」。由於郝斌是被江青點名的「欽定要犯」，所以他是歷史系牛棚的第一批住戶，也是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牛棚解散時才被釋放的歷史系住「牛棚」時間最久的、中間不曾缺席過一天的「全勤住戶」，使得他得以目睹了文革中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中的種種怪像。
一九六九年九月，北大的教職員工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縣鯉魚洲辦「五七幹校」，郝斌當然在下放之列。這期間，人們對依舊高高在上的「文革旗手」江青和被她點名的「壞人郝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雖然郝斌仍然是受到軍、工宣隊嚴厲監管的「現行反革命」，但是廣大的群眾已經不再受當局輿論的蠱惑。有一次，北大歷史系的一位家屬去鯉魚洲探親，很偶然地與郝斌一起走了一段路，只見迎面走來的人們—北大各個系科的教職員工們，全都熱情地與郝斌打招呼，「欽定要犯」郝斌反倒是像一位大首長一樣對他們的熱情問候應接不暇。這位家屬感到十分震驚，問郝斌：「和你打招呼的這些人，你都認識嗎？」郝斌說：「除了個別的以外，絕大多數都不認識。」這些人對郝斌的熱情問候，所體現的正是「民心向背」。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失去了保護傘，旋即垮台，這時郝斌才被平反。當時的北大歷史系百廢待舉，郝斌被任命為歷史系總支書記。由於郝斌處事公正，歷史系的工作進展順利，於是郝斌又被任命為學校的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直到退休。
有人說郝斌最終成為校一級的領導人是「因禍得福」，這話說得也不錯。因為郝斌本是那種堅持獨立人格、拒絕溜鬚諂上的人。再說，他書教的挺好，與學生相處甚佳，他根本無意做任何往上爬的「經營」。一般說來，像郝斌這樣的人是很難得到上級領導的賞識與提拔的。但是經過江青的這番「折騰」之後，郝斌的知名度陡增，他的鐵骨與仁心亦廣為人知，成為他日後的「資本」。
郝斌擔任北大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多年，他努力工作，廉潔自律，也仍舊保持著可貴的「仁心」，盡自己的可能，去幫助弱者。他努力為當年的北大數學力學系53級學生、如今的哈爾濱理工大學閻桂勳教授被錯當作右派一事平反。在他的大力幫助下，至一九九九年，閻桂勳教授最終得到了一紙〈關於對閻桂勳同志錯按右派分子對待問題的糾正意見〉。十一年之後，二○一○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舉辦一百二十週年校慶，當郝斌進入會場時，站在入場處的閻桂勳教授向他鞠躬，激動地對人說：「他是好人！」—這是從一位弱者口中說出的話，沒有任何官方色彩，更能使我們確信，郝斌一位是宅心仁厚的好人。
三、
郝斌教授不是無所作為的人，退休之後，十分勤奮。他熱衷於書法，他所寫的唐代詩人盧綸〈塞下曲〉的條幅「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筆力遒勁，鐵骨錚錚，字如其人，頗受書法界的好評。他生活簡樸，穿的是樸素的布衣，以舊自行車代步。無論誰看到這樣一位面目慈祥的老者，都難以想像他所經歷過那樣一場的暴風驟雨……。
郝斌教授以八十歲的高齡，寫成了這部《流水何曾洗是非》，呈獻給讀者。這是一部翔實地記錄北京大學文革歷史的「文革實錄」，體現了他的良知和責任感。他完全可以不寫，保持沉默，哪怕他是唯一的見證人，這樣他便不會招致任何責難。但是他摒棄了沉默，選擇了發聲，為人類留下這份珍貴記憶。他寫下這些極為獨特的生命紀錄，如實地記載的諸多人物—如向達、楊人楩、鄧廣銘、齊思和、邵循正、羅榮渠等這些在當代文化史中佔有一席之地的著名教授—在牛棚中的不幸遭遇，這應當是比清代「文字獄」更加值得後人汲取的教訓。
這本書不僅展示了作者的正直和勇氣，也展示了他的才華，他能不動聲色地記錄殘忍暴力，又入木三分地刻畫人心與人性，以輕馭重，寓理於紀事。很多細節的描寫，顯示了他對人性的深刻認識，讀後令人難以忘懷。
郝斌教授從不表彰自己在那個動輒飛來橫禍的時代，他是怎樣不時冒著風險，給他人以多方同情和照應這類感人的事蹟—為此，他贏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人們發自內心的尊敬。他以自己的生命經歷顯示，即便在是非最為顛倒的歲月裡，人性的火種依然發光，哪怕微弱，卻出奇地頑強。郝斌教授能夠使後人愈加堅信，人性的基本質素，乃源於人自身內部的道德律令，而非任何外在的壓力，因此，本書必將贏得無數當代以及後代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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