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

自序

第一章　周作人與新村
一、周作人訪日本新村
二、周恩來仍記得50年前的那場演講
三、胡適的詰難

第二章　新村運動的支持者
一、無政府主義者與新村
二、李大釗號召「青年應該到農村去」
三、毛澤東的「學生之工作」
四、惲代英的「未來之夢」
五、沈定一 ─「浙江最有天賦之人」
六、嚮往新村的學子們
七、王拱璧和他的「青年村」

第三章　曇花一現的工讀互助團
一、李超之死
二、城市中的新生活
三、短暫的共產生活
四、上海工讀互助團
五、曦園和利群書社
六、匡互生和工學會的實踐
七、工讀互助組先後解散
八、他們這樣看待失敗

第四章　少年中國之夢
一、不可忘記的王光祈
二、青春思潮與少年中國學會
三、關於小組織的討論
四、「讓我們在戰場上相見！」
五、分道揚鑣的少年們

第五章　新村與現代中國
一、烏托邦：從夢想到現實
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三、「五七指示」大放光芒
四、轟轟烈烈的知青上山下鄉
五、從「勞心者治人」到「勞力者治人」
六、傳統與異端
七、反動與顛覆：我們怎樣才能避免悲劇？
八、新村運動的啟示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自　序

　　新村曾經是一代中國人的夢想。這一夢想源自古代大同思想，五四時與各種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潮結合，進而深刻影響了現代中國的發展路徑。

　　新村主義的創立者和系統闡述者是日本現代文學的先驅武者小路實篤，他主張通過建立新村，使全人類過上「人的生活」，實現人人平等、勞動互助、友愛、幸福的理想社會。五四前後，經周作人等人的大力宣傳，新村主義思潮廣泛影響到一批激進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由於新村主義雜糅了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思想，並且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它對現代中國產生的影響是巨大而且深遠的。不啻1920年曾轟動一時的工讀互助團，我們從後來的「人民公社」、「半工半讀」、「上山下鄉」等歷次運動中，都能找尋到新村的影子。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黨黨魁江亢虎和中國無政府主義集大成者劉師復曾設計過類似新村的組織，但他們都是從無政府主義角度去構想新村的，且並未付諸實施。新村主義成為一種系統學說，並形成一股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思潮，則是在日本武者小路實篤創辦《新村》雜誌之後。將新村主義系統介紹到中國的是五四文化名人周作人。

　　五四時期受到新村主義思潮影響的不僅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而且還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像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何孟雄等早期共產黨人都曾被新村主義描繪的美景所吸引。如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期間，即夢想過一種「新社會生活」。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發表了他的新村計畫書中的一章「學生之工作」，裡面設想「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

　　新村主義的傳播直接導致了五四時期一場較大規模的烏托邦實踐。轟動一時的北京工讀互助團是新村―農村中的新生活移植到城市的結果，是「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是少年中國學會主要發起人和早期的靈魂人物，也是工讀互助團的主要組織者，因此，本書對五四時期最大的社團少年中國學會有專門的介紹。事實上，少年中國跟新村一樣，也是五四理想青年構想的一個烏托邦，我們從少中會員、著名美學家宗白華《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方法》一文中不難看出。1919年底，北京工讀互助團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時期規模最大、影響廣泛的工讀互助團體。這一烏托邦組織不過曇花一現，很快歸於失敗。其他地方的工讀互助團也落得相同的命運。何孟雄、施存統、俞秀松等北京工讀互助團成員後來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曾參與發起成立上海工讀互助團的毛澤東等人，也是經過工讀互助運動的洗禮，才迅速完成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新村和工讀互助團在促使一部分先進知識份子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上起到了橋樑的作用。但是，這些人接受的主要是暴力革命的思想，內心並沒有放棄新村的夢想。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使新村夢有了延續的可能。自1958年開始在中華大地遍地開花的人民公社，到1966年根據「五七指示」而設計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都是典型的烏托邦。「五七指示」大致源自青年毛澤東的新村夢想，跟《學生之工作》中的構想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更是可以從新村找到思想的源頭。

　　新村主義對現代鄉村建設運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鄉村教育最早探索者王拱璧曾受到日本新村運動的影響，並於1920年在他的家鄉河南西華縣孝武營村創辦了「青年村」。「青年村」具有新村和鄉村建設運動雙重色彩。上世紀30年代初，陶行知提出了普及鄉村教育的構想，決心創辦鄉村工學團。他指出：「鄉村工學團是一個小工廠，一個小學校，一個小社會。」（陶行知，1985[2]：593）這種把工廠、學校、社會打成一片的教育組織，和新村有很多共通之處。鄉村教育的倡導者均強調學者下鄉，深入民間，參加體力勞動的重要性，強調學習與勞動相結合，「知」與「行」、「工」與「讀」相結合。在這一點上，鄉村建設運動與工讀新村主張桴鼓相應。所不同的是，鄉村建設派認為農村的落後在於農民的愚昧，因而他們試圖通過普及教育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新村主義者則主張「共產」、「互助」，希望建立大家一起生產共同生活的烏托邦。

　　本書不啻介紹新村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興衰及新村運動始末，也試圖分析這一思潮的成因及對歷史走向產生的深刻影響。中國文化傳統中素有大同色彩，《禮記‧禮運篇》裡對「大同」社會的描述更是千百年來久誦不絕。但歷史上極少有烏托邦實踐，原因在於儒家觀念中，「大同」只是出現在遠古時代，後來由於人心不古，世風窳敗，社會因此出現各種紛爭和不平等。只有通過禮教的約束，使每個人成為謙謙君子，大同社會才有可能降臨。到了近代，康有為的三世說顛覆了這種倒退的歷史觀，但他堅持漸進論，認為大同之世只能出現在未來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若輕言大同會引起大亂。所以，他寫成《大同書》後長期密不示人。曾經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骨子裡對「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會充滿嚮往，甚至主張「在理想的新村裡，以不結婚為好。在這新村裡，有很好的組織，裡面有一人獨宿的房間，也有兩人同睡的房間，跳舞場、娛樂室，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當兩人要同房居住的時候，須先經醫生檢查過。並且要有很正確的登記，如某日、某時、某某同房住。將來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記號了。」家庭也是「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但他把這種理想社會寄望於全社會道德高度自覺的基礎之上，故強調「必有一介不苟取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蔡元培，1999：196）五四時期，由於部分激進青年對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奉為圭臬，認為人類社會不必經過漫長的進化階段，通過互助手段就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會，故現實中迅速出現了新村這種烏托邦實踐。

　　新村和工讀主義者認為勞心和勞力的分工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這種觀念在五四時期遭到了徹底的顛覆，有些言論甚至具有反智傾向，類似數十年後「文革」語言。如「念書人是什麼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種社會蠹民嗎？」「幾千年來教育的錯誤影響，可以用兩句話表明出來，就是：有用的分子都沒有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都是無用的人。」為何這時對待讀書人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轉變，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原因很複雜，直接的原因是當時許多人接受了「勞工神聖」的思想，我們從魯迅寫於1919年的小說《一件小事》中不難看出這一變化軌跡――一個思想的啟蒙者，如何在底層勞工面前突然自慚形穢起來。對讀書人的貶抑也源於歷史上重實踐輕虛文的傳統。在中國文化當中，歷來是兩種傳統並存，一種是靠讀書求取功名的傳統，崇尚「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個人功利主義；另一種是經世致用的傳統，強調「有用之學」。這兩種傳統均源自孔子的教誨。一方面孔子告誡人們讀書的好處：「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另一方面，他反對死讀書，認為讀了書若不能學以致用，讀得再多又有何用：「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自清初以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極大地發揚了經世致用的傳統，顏元就曾指斥腐儒們「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顏元，1987：107）毛澤東自幼深受顏元思想的影響，對脫離實際的知識份子深惡痛絕（尤其是人文知識份子），從內心瞧不起。有論者不明白青年毛澤東思想由來有自，甚至妄加猜測，認為跟他擔任北大圖書館資料員時受文人歧視有關，其實大謬不然。

　　在新村主義者眼裡，讀書和勞動的分離，既造成了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的不平等，也導致了人格上的分裂，影響了個性自由和全面發展。所以，新村實行半工半讀，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一文中有詳細的規劃。新村雖然只是一個夢想，一個烏托邦，但它勾勒出的社會圖景是美好的。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倡導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關係的和諧，推崇自食其力的田園生活等等，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若徹底否定，就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看到，經過短短30多年，中國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很快成為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充斥社會每一個角落，互助友愛的精神幾乎蕩然無存。勞心與勞力的嚴重分離，使得知識份子與利益集團結合得更加緊密。那些曾經被謳歌的普通勞動者，不幸淪落到社會底層和邊緣……
在這個沒有夢想的年代，新村勾起了我們歷史的記憶。五四那群踔厲風發的少年令人懷想。透過新村，我們可以找到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同時，希望我們通過重溫那段歷史，重拾五四那群少年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