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幽禁無所──序賀淑芳《湖面如鏡》
賀淑芳的小說有一種孤獨的氛圍，濃烈而龐大，像久蓄陰雨而不預告何時發作的肥大烏雲，低低的壓在其虛構世界的天空。
「不管妳去哪裡，妳聽著，妳的未來，就是要結婚，生個孩子。不讓自己老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人。」這是〈夏天的旋風〉裡，母親給女兒的「金科玉律」。和許多人一樣，她以為伴侶、子女可以消除個人生活中的孤獨。這是美麗的想望，卻可能也是虛妄的。女兒結婚了，卻終究擠不進那歡樂的倫常關係，彷如家裡的局外人。即使在人擠人的遊樂場依然是孤伶伶的一個人。另一個母親（也許竟也是同一個？）在另一篇小說〈箱子〉裡，一天夜半醒轉，悲從中來，「不斷在心裡重複地說，我不要一個人，命再長也無甚樂趣。」她的哀哭沒有回音，卻足夠令人觸動。其他小說人物，比如隔壁家的安娣、大學的女講師、剪頭髮的印尼女人與圍坐她店裡一群不剪頭髮的客人、「信仰之家」的女孩們，無論已婚未婚、年輕年老，幾乎無一人能倖免於孤獨的籠罩。
孤獨，源於幽禁。〈牆〉中由牆砌出的由後院到廚房的有限空間，或許是這些小說中最具象的一個幽禁所在。隔壁的安娣就活動於其中，從養貓到養魚，外界——包括丈夫——與她完全隔離。牆如果是一個禁閉的象徵，那麼，牆的拆除卻未必是自由的隱喻（何況安娣家原本還有前門可以任她進出）。安娣在她家後院那面牆拆掉之後，也隨之神祕失蹤。年幼的敘述者相信，她是被豬籠草吞掉了。
幽禁之所，不在有牆無牆。它處處皆是。身在其中的人，有些可以選擇走出去，有些不可能出逃，有些沒想過出逃。
〈湖面如鏡〉中被指「態度不當地對待可蘭經」的女講師，屬於第一類。她涉入言論的禁區，引來排山倒海的責備與抨擊，於是不獲院方續聘。而她並不以為懼。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勇氣可嘉，另一方面恐怕亦與另有退路不無關係：她還可以「申請出國，就找個什麼計畫出去」 。通過離開職場，她或許可以走出思想與言論自由被「非常非常地敏感」（院長使人發噱而又毛骨悚然的用語）的圈限的學術界。然而這並非人人輕易可做的抉擇。那個被指「在班上頌揚同性戀」的女講師，最後不是還孤獨地被困於湖面如鏡的漆黑混沌中嗎？
阿米娜故事系列中的主角阿米娜，以及「信仰之家」的其他女孩們，被置放於不是她們所選擇的宗教身分裡。國家體制以崇高的理由，確保她們安守於其身分之中。種種訴求宣告無效之後，阿米娜開始夢遊了。她褪下衣物，赤裸遊走，將應該遮蔽的，盡皆展露給夜色。夢遊，是她出逃的方式。然而，當早禱聲悠揚的響起，阿米娜還是回來了。她不得不回來，回到「信仰之家」，回到她的頭巾與長袍之中。在醒著的世界裡，她是跑不掉的。
賀淑芳小說中更多的，可能還是一群沒想過出逃的人。她們在〈箱子〉、〈天空劇場〉、〈牆〉、〈小鎮三月〉等篇中比比皆是。她們重複過著一樣的日子，百無聊賴，而渾然不知。她們生活中值得講述的，「總是別人的故事」。而對於自己的痛苦，則缺乏感知。比如〈小鎮三月〉述及的四姐，對右腳僵化「好像渾不在意、連痛苦都從腦子裡割切了那般歡悅地笑著」。她們被禁閉於對生活的無所感知裡。這種生活，賀淑芳在一篇散文中精確的稱之為「無意識的生活」。
幽禁，無須有形，無須有所。因而孤獨，甚至無力。
林春美（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二○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自序
關於繁花萬鏡，以及卑微零碎的
這本集子裡，有些稿件積存超過十年。寫〈牆〉時我尚在八打靈的《南洋商報》當記者。下班後在租來的房裡打稿。那是一棟座落在三岔路口的房子，從陽臺到廚房布滿灰塵，到處灰溜溜的。住宅區的聲海傾洩灌入，寂靜無垠龐大。
最初寫小說時根本沒抱希望。事實上，能不能繼續寫作、出書，皆有賴於各種現實條件支撐。在以為逃離它時，它仍像皮膚那樣緊貼著。
〈牆〉是我離開工廠後寫的第一個短篇。過了三十歲後，轉行，撿回寫作。彷彿跨過一道隘口。這以後陸續有些小說刊登在《南洋商報》張永修編的南洋文藝版。兩大報館（當時還是分開的兩家）辦事處相距不遠，當中棲身、流動的作家不少，下班後偶聚交談。吉隆坡聚集的人文圈子很小。寫作人與社運分子、報人多有往來，或許因為友人裡頭頗多熱心社運，那些翻騰的話語，如滾圈的砂子般盤旋複述，刺激了許多想法。
最初構想的故事多從公共議題切入。經過語言框裁，現實與虛構彼此宛如「延續的公園」。小說不是真實生活的記錄，但是卻和瞬逝的生活共存。尚在不久以前，我曾跟朋友說，嚮往文學裡最美的風景。但正如博爾赫斯的動物寓言〈Á Bao A Qu〉所喻，這至美的風景竟似不可描述，彷彿它必須是語言留白處。據說此名源自馬來語Abang Aku，故事採自馬來半島的神話。神靈自星空殞落掉在一處無以名之的所在。設若它圓滿返天，這故事就終結了。然而這生與死、創與癒彷彿永不結束。它沉默。成為橫亙遠處的風景。寫作與語言的關係是如此。就像你不會想為任何淺薄的關係多花一分力氣，能使你同時迷醉與探索的必是深切的情感與欲望。寫作就是在跟這樣的欲望親密：宛如在這道無可彌合的裂口深處，有翅膀伸觸彼岸。彼岸非是此世不可。或許無甚深奧，瑣碎熙攘，卻仍想若不斷地寫，也可能開出蓓蕾。
如今大家常說大家的生活都過得差不多一樣了。日常生活像在窄巷裡往返。窄巷分岔，或許也是小說穿接相遇的阡陌。在阡陌的岔口，遇見別人時也遇見陌生的自己。
這本集子裡，有些小說跟此時此地馬來西亞的政治有關，有些則更關心自己跟現實側身觀看的意識（無論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些則產自一個意念，譬如想要反駁一些流於二元對立簡化的觀點。有些是家人的故事，有些是聽來的他人的故事。虛構混合著事實，而事實總比小說所能想及的更加荒謬。公共議題搬進小說之後，是否還能在書寫中延續指控、或為受委屈者發聲？或對被書寫者負有一定的倫理責任？
每次書寫這些故事，「他人」就成為一面折射「我」的鏡子，無論「他人」強或弱。只要一個人執筆寫作，多少就握有權力。我的故事到底要怎麼說，才對他／她公平呢。要如何才能把她／他的主動與欲望還給他／她，而又不至於干擾故事。有時你以為是在結構中受害的人，她／他卻可能把自己看成具有選擇權的人。正是這一點，才能使一個人在最艱窘的環境中依然保有希望和自尊。也許這本集子在這方面仍然不是很成功，但盡可能靠近。在寫這些小說時，我試圖把一些自己和他人（母親、鄰居、朋友）的經歷與語言縫編成故事，咀嚼此地的滋味與形狀。雖然或許不免咀嚼得變形了。
小說的聲音可會飄過空谷？也許。沙灘上的足跡，以及雨天路上的濡濕腳印，也不知哪個比較短暫。如果小說的生命不長，那就寫給這不長。雖然經常感到好像有個等著要說的東西會隨時沉沒。如果把馬華文學消失的可能性懸置起來，小說對當前的思索也許可以使「此刻」拉遠。馬來西亞建國以來的霸權問題，與之抵抗的口號並不新穎（譬如愛國），但其中族群觀點與角力狀況在半個世紀後卻有細微的差異。語言改變個體的力量確實龐大，既然我剛好在這裡，就盡量注視這張網，這裡頭滾動的偏見、聲音與感受，多少像觸角一樣伸進了小說裡。即便小說捕獲的只是剩餘──那些在歷史與社會語境中未能占一席地位的零碎、卑微與微不足道，那些對歷史和過去的奇怪說法，或許是值得打撈的碎片。
雖然大部分小說寫的總是他人的故事，但他人的想法與感情往往只是一種局限的知道。只能靠著想像來填補，或渡入自己的情感與思索。因為這層渡入與變形，「現實」切換在另一條水平線上走。彷彿這一現實的界面是個傾側的倒影。〈箱子〉和〈夏天的旋風〉是留台期間所作。〈天空劇場〉是剛離台歸鄉之初，和母親同住老家時寫。〈湖面如鏡〉寫時人還在金寶教書──這篇小說得感謝友人黃婉湄跟我分享她在國內大學的親身經歷，也有部分細節取自新聞報導。二○一二年八月開始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報到。餘下的四篇小說，包括以改教的阿米娜為人物的兩篇小說（回教的議題小說因受黃錦樹提醒而重拾再寫），即〈Aminah〉與〈風吹過黃梨葉與雞蛋花〉，最初只是要寫一系列改教議題的故事，經過考察之後，就變得集中在阿米娜及其朋友身上，從二○一二年初開始動筆，每天反覆修改，至少完成三個版本。〈Aminah〉也曾擬題〈有關阿米娜的二三事〉，那一整年幾乎一直重寫阿米娜／（洪／張）美蘭。我希望她不那麼悲慘，張美蘭是從洪美蘭蛻變出來，在此僅選最早與最後的兩個版本把她們一起留下。前兩個版本曾投港台一些文學雜誌，但不獲刊登，當時也寄給幾個朋友看。二○一二年底時也抽出一小段作為「驚花」圖文詩展（此活動由吉隆坡幾個作家朋友劉藝婉、梁靖芬、尼雅、陳頭頭以及我五個人共同主催）。〈小鎮三月〉及〈十月〉，也是近期在金寶與新加坡兩地往返中寫成。〈十月〉從找資料到寫完費時超過半年，南洋理工大學的圖書館資料幫了大忙。
我覺得各行各業都在講故事，從工廠裡的工程師到記者編輯皆然。生活裡的故事無可終止，因應生存而不斷複述與變異。總有編造故事，超越平庸生活的欲望。有這些欲望與需要，使我感到自己確確實實活著 ── 我母親、祖母和姑姑們也大概如此，她們說的話像是給石磨碾過的麵粉，也許對歷史無感，但總有瑣碎的日常史；儘管故事來到時總是已在中間。之前之後，那一大片錯綜複雜的疑問，難以望盡如大霧；而細節碎片漫溢如汪洋。或許寫作無可避免得是載浮載沉，或為浮木或為船桅。倘若是無法登岸之茫途，那麼至少這無岸之河上，小說容許魚群泅過，魚回返卵、草飛回泥中、灰燼夢見火──哪怕這邊域的寫作，終將消逝、遺忘在歷史大霧中。
或許其實也不會那麼悲慘。畢竟寫作的航程屬於未知。
我仍然期盼小說有批判性。但如果小說能夠有批判力，應該同時也能與迂迴的沉默並行。讓叢叢問題如同疏密各異的時間，在小說體內迴成疊疊花瓣。
初稿於三月下旬，最後修訂於六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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