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

前言

第一篇  身世相同
第一章　幾可互結金蘭
蔣、毛生死
南國成長
從頑童到好學之士
四位夫人
政治凋零
其他相同處

第二章  走上同樣政治道路
政治起程點
蘇聯影響
歷史使命
利用武力
博覽群籍
脫穎而出

第二篇  主要統治技術
政治人物
天有兩日
兩個桿子

第三章   運用槍桿子
用槍桿去革命
蔣：陣地戰術，火力制敵
毛：游擊戰術，機動克敵
毛何以致勝

第四章　運用筆桿子：（一）建立信心
寫法與作品
蔣：政治道德化
毛：動人心弦的詩詞

第五章　運用筆桿子：（二）正統思想與政策
樹立正統思想
以口號宣揚政策
兩人差異

第三篇　次要統治技術：政治藝術
第六章　蔣的政治藝術：（一）動之以情
同是一家人
慎終追遠
生日快樂

第七章　蔣的政治藝術：（二）恩威並濟
何謂機詐
犒賞有加
行動制裁
分而治之
民主為表，專制為實
下野的藝術

第八章　毛的政治藝術：（一）間諜戰
冷酷無情
廣大深入的間諜網
滲透國軍最高統帥中心
滲透各軍區司令部
心臟中的匕首

第九章　毛的政治藝術：（二）鬥爭運動
政治境界中的衝突現象
鬥爭運動
馴服群眾為順民
鍛鍊幹部成利劍
嚴禁以筆殺人
清除黨內最大敵人
唯一無二的革命
登峰造極

第四篇　走向富強
第十章　應對列強（一）
蔣、毛相同處
蔣：多邊的戰時外交（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
蔣：依賴一強的戰後外交（一九四五～一九七五年）

第十一章　應對列強（二）
毛的一、二、三基本策略
從中美和解到戰略三角
蔣、毛外交作為的比較

第十二章　致富之道
致富的基本觀念
經濟政策之制定
政策效果
差異之處：兩項原則
走向致富之道

第十三章　結論：試論蔣、毛功過
蔣、毛領袖特點
蔣、毛領導風格
蔣、毛的成就與失敗
總體評價
實現中國富強的同志

附錄　蔣介石的缺點與修身工夫

推薦序
　　
許倬雲 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老友戴鴻超兄最近完成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一書，在二人的各方面：家庭背景、事業經歷，以及他們的領導作風各個領域，都有詳細的對比。這兩位是對中國近代發展有極大影響的人物，對抗一輩子。現在二人都已故去，但是，他們的一生實在非常複雜，蓋棺了，卻還不易論定。真要對他們做全面的評價，我覺得還要等待若干年。可是今天，至少塵埃大半已經落定，我們也可以作一些初步的論述。歷史上這一類的人物，是褒、是貶，都經常會改變。學歷史的人，常常會以拿破崙作為話柄：每隔六十年，歷史家會發現一個新的拿破崙。
　　
　　蔣、毛二人，從他們事業顛峰到現在，也已經有三個世代了。有關他們生平的史料：蔣氏部分，由於他的日記公開了，我們看見了一些以前沒看見的蔣介石。然而，也有人認為，日記本來就是給別人看的，記日記的時候，這個「自己」就難免有著意經營之處。雖然日記是第一手材料，卻也是最難處理的材料，因為沒有另外一本日記，作為核對的另說。
　　
　　毛氏部分，更是麻煩，他的語錄發行量之大，據說超過聖經。然而其中有多少真假？他的其他著作，幾乎都是政策性的宣示，不能作為研究個人的史料。他的詩詞，雖然數量不多，卻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反映其性格。二人同時代的其他人物，至今罕見完整的敘述，足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兩個複雜的人物。
　　
　　鴻超的大著，據我所知，大約是第一部將這兩位人物作比較研究的作品。如上所說，如此複雜的傳主，不可能在一次的研究中，就得到定論。可是，在這複雜的課題上，鴻超起了先驅的作用，將來不斷地修正，至少有個起點。
　　
　　鴻超吩咐我作序，我雖然是個史學工作者，然而我的專業，不在近代史。我現在能做之處，只是彷彿一個武俠小說中，朋友「過招」練習的人物。此處，我想提出的，則是根據鴻超的敘述，討論這兩位人物，自我期許的使命，以及從這一個角度，反射出他們所作所為的理由和後果。
　　
　　先說蔣介石的部分，蔣介石是浙江小城鎮上，一個小商店店主的孩子。這一個地方，江浙地區的一部分，接近上海，對於近代中國的發展，有近距離的資訊。蔣氏自己，又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段股票經營的經驗，對於近代的商業都市文化，有直接的經驗。蔣氏留學日本，時間不長，也未必深入日本的社會。可這一段在國外的經驗，對於蔣氏的心態，還是會有一定的影響。蔣氏幼時讀書，是傳統私塾的教育，對傳統的儒家經書，也至少有相當基本的了解。
　　
　　另一方面，毛氏個人背景是在湖南一個小鎮上，可說「中農」背景的家庭；這個內地的城鎮，對於近代的資訊，並不如浙江奉化能夠接觸的程度。但是湖南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湘軍的背景，使許多湖南人，對近代史上的人物，曾、左、胡、彭等人，有一定的崇拜。辛亥革命前後，宋教仁、蔡鄂、黃興等人，都有功業未垂的遺憾，對湖南人也有一定的影響。毛氏終生只有在後期離開過中國二次，都是前往蘇聯。除此之外，毛氏沒有出過國門。他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是一個小小圖書館員，據他自述，想見胡適、傅斯年等人，有如天上人物，難以接近。據說，毛氏從此對學術界人物，畢生介意不忘。
　　
　　這兩個人的自我認知，由於他們對中國和四周環境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認知，和因此發展的自我期許，也就走了不同的方向，發展為完全不同的使命感。
　　
　　蔣氏的使命感，正如前後兩個時代的其他中國人一樣，深深感受到：在東、西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犯和壓迫下，中國失去了幾千年為東亞中心的地位，屢經屈辱，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喪失了民族的自尊。正如他前後時代的其他人物一樣，自我期許，中國的復興，不僅是國家的事，也是自己的事。他在上海所見所聞，西方人和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凌和壓迫，毋寧更是切膚之痛。他自以為能夠得到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將中國徹底地「現代化」，其中包括模仿西方發展產業，發展現代軍備，建設現代國家。同時，也正如他同時代許多人的想法一樣，他在全盤西化與恢復中國文化傳統二者之間，必須有所選擇，因為他私塾教育的背景，他選擇了第二條途徑。他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即是期望結合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培育新文化。
　　
　　蔣氏在日記中，反映的心態，時時自我警惕，要在儒家傳統中，自我提升品格。他自己所作的克己復禮功夫，使他對人際關係，既要顧全中國傳統的倫理，又不能躲開自己的權術，這就使他的作為，常為明眼人一眼看穿。譏評為矯揉做作，甚至於「偽善」。蔣氏確實一輩子沒有將自己的政敵置之死地，可是，無論他表面上如何與人相處，無論是友是敵，難得有人相信他的真誠。他的日記中，對於一些人，有很坦白的厭惡，可是，在面子上，他仍舊尊重和信任這些人。於是，終其一生，他只能以利與人相結合，而無法真正得到關鍵上的彼此相信。
　　
　　任何人無法否認，蔣氏愛中國和中國文化之心，這一番民族主義，給予蔣氏力量，也因此，能吸引廣大的中國人民，在抗戰前，以及抗戰期間，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領導。蔣氏建設新中國的大策略，乃是爭取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合作，在沿海都市地區，啟動發展與建設，盼望有了成就後，拉動內地和基層，達到全面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從上而下的發展策略。
　　
　　他對中國畫下的遠景，以建設中國為主題，他能夠了解現代知識的重要性，因此，他重用各方面專家，在南京十年，短短期間，奠定了一些基本的建設基礎。在臺灣的工作，顛沛流離之餘，他也能夠相信專家，運用這些專家的特長，將臺灣從貧窮中，建設為將近現代的社會，使蔣經國可以進行第二步，將臺灣建設成現代的工業國家。
　　
　　毛氏走了另外一個方向，他的最初理想，也是為了復興中國。在他接受馬列主義以後，雖然他對馬列的理解深度不足，對近代國際情形，也幾乎是全無所知，馬列主義承諾的大同世界，使他終生憧憬嚮往。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理解的程度，別出歧徑，他大量閱讀傳統小說，吸取其中謀略，以致用兵政爭，常見水滸三國的痕跡。在廣州，他接受了馬列主義的訊息；在他而言，這毋寧是得到新的天命：唯物史觀演化論下，歷史必然走向的方向。在他自己心目當中，中國的復興，不是為了中國而已，也是為了可以在中國領導下，實現世界革命。將人間改造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天新地。這個使命感，誠如上述，是一種「天命」，而他是「天命」的承受者。愈到晚年，他對「天命」的相信，愈是影響他的作為。
　　
　　正由於他對世界的歷史並不清楚；據馬列學者意見，毛氏對於馬列主義也沒有深刻的研究，對於馬列主義在蘇聯領導下，曾經嘗試的「世界革命（共產國際的革命）」，其經歷的過程，也未必有清楚的了解。他能理解的，只是上述的歷史使命。這一個革命的使命感，導向一個所謂「革命倫理」；於是，「道德」、「正義」的解釋，是有自己的尺度，不能遵從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界定，也不能靠現代文明的價值觀界定。「革命正義」之所在，他可以超越一切的人間行為標準。若以「誅心之論」，毛氏的無知，使他能夠有極度的信心，以至於極度的狂妄。
　　
　　毛氏一生，只要達到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的目標，而且是在他領導之下的革命，他可以無所不為。他採取的策略，則是運用基層大眾的龐大潛力，摧毀社會的中上層；他的策略與上述蔣氏採取的途徑，可說完全相反。
　　
　　在這一個革命途徑上，一切擋路者，都必須排除，一切障礙，都必須克服。所以，他終生的事業，每一階段都以「兩分法」，將世界分成兩塊，一部分是他所借重以為助力的群眾，另一部分，是他要消滅的敵人。所以，他沒有永久的朋友和同志。對他有用的時候，是親密的同志，威脅到他領導權的時候，就是必須剷除的人民公敵。
　　
　　對於「群眾」，毛氏有其運用之道。例如，一九四九年以後，前面十年，他剷除反革命，剷除右派，剷除階級敵人：這些常常是以百分之五，作為比數，以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毀滅百分之五，其假設的的敵人。第二個階段，他的「大躍進」以成立公社為主要目標，希望實現那個共產社會的理想世界。那時，他的權威已經定於一尊；可是，身在高峰，他也已經與真實的世界隔絕。居住中南海，與群僚沒有平等的關係，他已沒有回饋的資訊。不了解全貌的情況下，毛氏以為可以憑意志力，改造人類社會。這個階段的中國，乃是煉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遍地餓殍，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浪費了無窮的資源，後果卻是長期的飢餓，和人性的扭曲。彭德懷直諫，遭逢忌諱，竟以身殉。劉少奇為他補救巨大的失敗，他卻以劉少奇是挑戰的敵手，除之而後快。
　　
　　這場大禍以後，毛氏發動全面性的文化大革命。他大規模的驅使十餘億群眾，剷除了代表中國文化的讀書人，也剷除了代表現代知識的菁英；變本加厲，他以群眾鏟除了黨內的老同志，勳舊功臣，幾乎一掃而空。他其實久已不直接處理國家事務，竟閉門造車，肆意他的改造社會的政策。這位「神化」的人物，假借群眾的名義，一波又一波，摧殘中國的上、中精英，求取完成由基層群眾主宰一切。毛氏從下而上的改造大業，其實並沒有培育有能力的社會基層，無非引進全無知無能的四人幫和他們的盲從者而已。可在他的心目當中，他可以完全不在乎，因為他身揹著巨大的使命，一切的犧牲，都是有理由的。
　　
　　以上蔣、毛二人的對比，乃是兩種世界觀、兩種文化背景，加上兩個不同的使命感，造成了兩個人的作風完全不一樣。弔詭之處，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已經經常變動的時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他可以無所顧忌。相對而言，蔣介石被自己的文化背景約束，也被自己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縛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著落。在北伐以後，他的民族主義，可以號召都市社會中上層，共同建設國家。抗戰期間，中國精華地區的城市，幾乎全部淪陷。都市社會中上層也已殘敗凋零，蔣氏失去了憑藉。八年苦撐，民窮財盡，兵老師疲；他已無法在內戰中，與毛澤東作公平的競爭了。    
　　
　　歷史的弔詭：鄧小平反戈一擊，消除四人幫，啟動改革；其施政方向，卻是回歸蔣氏南京十年，重新進行實質的建設。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蔣氏豈非贏回了生死棋局？
　　
　　史學工作者是事後的諸葛亮，只能以旁觀者的立場，來評斷已經發生的事情，對於那些歷史人物，史學的評斷也許是嚴厲的，也許是殘酷的。我終生希望能做到的史學工作，乃是在社會和文化的層次。對於個人的評斷，一向避之不遑。這一篇序文，在我是第一次有此嘗試。也正因為自己曾經身歷狂風暴雨，體會驚濤駭浪；此刻，置身事外，對於這一個時代兩個重要的人物，大膽提出我的評斷。至於，真正要對國共鬥爭成敗的比較研究，還是必須將當時的文化、社會、經濟各方面的情況，有通盤的整理，才能得到比較說得過去的假設。
　　
　　為了老友吩咐，這次破例作人物評斷。口述之時，回想當時代的悲劇，不免悲惻。至於是非曲直，都付予讀者判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