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榮格人生路：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

【審閱序】  不只是一個人的回憶錄   王浩威
【中文版自序】凝視巨大光環下的陰影
引言
第一章：早年起步   
第二章：洛城成長
第三章：重返歐洲
第四章：醫學院與實習：入無主之地
第五章：精神科住院醫師與國家心理衛生中心
第六章：榮格分析師訓練
第七章：私人執業肇始
第八章：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之早年淵源
第九章：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主席首任任期
第十章：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主席連任任期
第十一章：一九九五至二○○三年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主席後時期
第十二章：榮格派
第十三章：史學會議
第十四章：拓展新頁
第十五章：《紅書》
第十六章：成年後與雙親的關係
第十七章：結語
附錄一：喬瑟夫‧韓德森醫師
附錄二：詹姆斯‧希爾曼博士
附錄三：阿道夫‧古根別爾—克雷格醫師
附錄四：喬瑟夫‧惠爾賴特醫師
附錄五：C. A. 梅爾醫師
附錄六：約翰‧威爾‧派瑞醫師

審閱序

不只是一個人的回憶錄

　　湯姆士．克許（Thomas Kirsch）是我自己在分析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專業上的老師。如今將要八十歲的他，是一九三六年旅程途中出生在英國。當時父母正從柏林逃離希特勒的政權，還不知道要走向哪裡。去年他出了一本回憶錄，如今中文版要出版了，我先拿到了翻譯稿子，十分引人入勝的內容讓我迅速地讀完。闔上書稿的同時，確實有許多的感慨。

　　儘管榮格的著作在六○年代就大量地翻譯引進台灣，但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或心理分析一直都遲遲未見任何的發生。八○年代開始有人講述榮格的心理學，而超個人心理學也在輔仁大學等學校陸續開課，但真正的榮格心理治療恐怕是要等到沙遊治療學會的創辦人梁信惠教授回到台灣，以及廣州的申荷永教授第一次來台灣講課，才算是真正的開始。

　　正如克許在他的回憶錄所說的，他是二○○六年因為申荷永的介紹，而遇到張明正和陳怡蓁夫妻，才開始和台灣結下深刻的緣分。關於這件事，我剛好也參與了前半部。

　　那一年剛好是管理學大師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到中國訪問，與一位頗為知名的中國傳統文化大師做了一場對話。陪彼得．聖吉前去的張明正，對這一場對話並不覺得滿意，總覺得這位中華文化大師並沒辦法理解彼得的問題。他於是問我：有誰能夠用西方心理學的語言講中國文化呢？我立刻想到了申荷永，於是和張明正約好，在洛杉磯見面。在介紹他們認識以後，立刻就回台灣。而在舊金山訓練成為榮格分析師的申荷永，有事要北上去探訪他的老師約翰．畢比（John Beebe），也就是《品德深度心理學》（Integrity in Depth，心靈工坊出版）的作者。就這樣才有了這一本書當中所寫的，作者克許如何和張明正見面的過程。

　　張明正夫婦贊助了克許，有關他的父親和榮格兩人之間通訊的整理和研究編輯；而克許也投桃報李，答應來台灣講學。

　　這時候的克許，已經擔任過國際榮格學會的主席，拜訪過許多像台灣一樣還沒真正發展榮格心理學的地區。於是，當他們夫妻來到台灣，其實並沒有帶有太多的想像。然而一場接觸下來以後，他一再告訴身為主要接待者之一的我：台灣心理工作人員的靈性是相當高的，怎麼過去和國際榮格學會沒有任何的接觸呢？並且一再地告訴我們，目前國際榮格學會對台灣這一類國家的情形有設定一些扶植辦法。這些辦法原本是針對蘇聯瓦解以後的東歐國家所設定的，但當然也適用於東歐之外的地區。

　　克許回到美國以後，一再提醒台灣的朋友們一定要和國際榮格學會聯絡。因為他熱情和真誠的協助，因此才有了台灣加入了國際榮格學會而成為發展小組（Developing Group）之一的進展，而他自己也主動向國際協會要求擔任台灣的聯絡人（liaison）。所謂的liaison，其實是翻譯成導師更為適合。台灣榮格發展小組後來的發展，許多都是因為克許而有了接觸。其中包括不下二、三十位榮格分析師來台灣講課或進行分析訓練的安排，也包括二○一三年一場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的《榮格與亞洲》國際會議。

　　依榮格理論的講法，一切事情的發生都不只是巧合，而是冥冥中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許多的相遇，出現在不同的人之間，在恰好的時刻，於是形成了現在的台灣如此轟轟烈烈的榮格心理學發展。

　　然而面對有如老師一般的克許，在受到他這麼許多的協助和引導之餘，我自己當然更好奇他又是怎麼面對自己了。

　　一個人要怎麼樣寫自己的回憶錄呢，特別是涉及到他的內心世界？他的父母都是榮格分析師，父親還是榮格的好朋友；甚至他自己可能是現今世界裡剩下的唯一曾經被榮格分析過的人，而長大也成了家族第二代的分析師，還擔任過國際榮格學會的會長。這是我在讀這本回憶錄的時候，最關注的一件事情了。

　　他寫了許多跟父母親的關係，包括高中的時候父親曾經有過的一次外遇。當時的他其實是懵懵懂懂的，也沒有感覺到母親有特別的情緒起伏。雖然在寫回憶錄的這個年紀，對父親已經沒有太多的憎恨了；但他其實很明白，直到今天，和父親同樣是榮格分析師的他，從來不去碰自己父親在這一領域所擅長的主題。

　　同樣也是由個案而成為榮格分析師的母親，從小就是跟他感情特別濃厚。從有記憶以來，媽媽就為他分析每一個他分享的夢，甚至到了他第一次結婚後。小時候他和母親的關係是這麼的親密；然而以現在的年紀去回顧，他卻很清楚這樣的親密反而阻擋了他的男性發展，甚至是影響了他和女性的關係。因為是這樣，在結束第一次婚姻以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說不出為什麼的情況下，他和母親幾乎不再聯絡。

　　去年，德國政府為他的父親立紀念牌，就在當年流亡前在柏林的診所舊址。當時他的身體很不好，癌症化療的副作用還沒完全康復，而退化的背脊又不適合長坐。但他還是抱病從舊金山飛到歐洲了。今年年初我從一位美國分析師的口中才知道：原來在揭牌的儀式時，他果真病倒了，還住進柏林當地醫院許久，差一點就回不來美國西岸了。

　　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危險，他最初還是決定去了。我想，對他來說，這趟旅程雖然幾乎賠上了命，恐怕也是這些年來，他透過許多作為，包括整理出版他父親和榮格的通訊，來作為自己和去世多年的父親之間的和解吧。

　　父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其實都是永遠超出我們所能夠想像的。

　　客觀說起來，我的老師克許所出生和成長的家庭還是相當的完整，功能也十分足夠，父母的親職角色是在一般人的水平之上的。但對青少年所發生的創傷所進行的修補，他卻是在將近八十歲的年紀都還在繼續進行著。

　　也許有人會說：這一切有什麼重要嗎？如果我忘記它不就得了？

　　的確，遺忘是最簡單的方法。

　　以克許的例子來說，他父親的外遇不過是短短幾個月，而母親似乎也沒有太多的受傷，他自己其實是不用去提這一切的。然而，如果不去看待這一切帶來的影響，所有的一切也就掩埋起來，成為我們拒絕來往的陰影而已。

　　陰影（shadow）是榮格心理學的十分重要理論。我們不是要去驅趕陰影，而是要凝視它，了解它，進而擁抱它，接受它成為我們意識中的一部分。這一直是榮格心理學和佛洛伊德心理學所不同的地方之一。

　　然而我們回頭去思考發生的一切，並不僅止於追究自己的傷痕來源，不僅於了解來龍去脈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去面對自己在傷痕發生以後，一直不承認、甚至也沒注意到的諸多怨懟。在內心深處，總覺得自己是被害人的這些情緒，其實扭曲了我們後來的成長，讓我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還是有各種看不到的侷限。以致在中年以後，即便是努力透過各種宗教或靈性活動，還是可能無法達到更圓融的生命態度。

　　對父母來說，應該記得：我們帶給小孩子的傷害，其實是比想像的影響還要深邃；同樣的，對長大以後的孩子來說，如何修補自己的傷口，並不是只有發現和責備，更是一輩子的寬恕和理解。

　　在這一本回憶錄裡，已經將要八十歲的克許為這件事完成了最令人敬佩的示範。

　　這一本回憶錄不只是面對父母帶來的陰影，克許在談到他參與國際榮格學會的團體事務時，也等於是談到了個體進入團體以後可能出現的種種陰影，也就是人在群體當中將會如何遭到扭曲或失去自性。他分享他的經驗，包括他的分析師韓德森（Joseph L.Henderson）扮演的協助，以及分析在這一個階段的重要角色。

　　克許自己所主導編輯的他父親詹姆斯‧克許（James Kirsch）和榮格兩人之間的通訊錄，其實是榮格是否支持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最新出土的重要文獻。在榮格的這一個公案裡，所涉及的也是個體在群體當中可能產生的集體陰影（collective shadow）；而二次大戰後非榮格學派的知識圈，如何論述這件事，本身也是同樣的情形。因為克許本身是如此親近這一件事情的現場；他又是在時間經歷了相當的距離後，才來重新編輯而還原現場。其實是親近的，又是有距離的，以致於他更了解集體陰影的種種現象。

　　這一本回憶錄其實不只是一個人的回憶錄，它談的是從二次戰前一直到當下的歷史；這本回憶錄其實也不只是回憶錄，它說的更多是一般少見的洞識和智慧。

　　這本《我的榮格人生路：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從許多角度來看都是值得好好讀一讀的書。我自己總擔心這樣的書在市場上是會被忽略的，於是自告奮勇地告訴編輯是否採取更撒狗血的書名，譬如像是《我的父母都是榮格分析師》之類的。總之，還是被相當有良心的編輯部否決了。

　　克許的回憶錄能夠出現中文版，無論怎麼說，都是意義相當深邃的一件事。

　　對於克許，不論是站在我個人的立場，還是台灣的榮格心理學社群的立場，我還是很想要十分恭敬地對他說一聲：謝謝！

中文版自序

凝視巨大光環下的陰影

　　在我進入榮格分析師專業之際，從沒想過屆老年時會撰寫回憶錄。當我在榮格專業領域還是菜鳥階段，前一輩的榮格學人都與榮格有深入的接觸；當《心事》（Matter of Heart）這項計畫初步發想時，有人向喬治及蘇．瓦格納夫婦（George Wagner and Sue Wagner）建議訪問我與榮格的個人經驗，我馬上回絕這項提議，因為我覺得我跟榮格的直接經驗相當有限，而且我之所以會有這些經驗全然因著我是詹姆斯及希爾得．克許（James and Hilde Kirsch）的兒子。我當時應允參與的只有為《心事》訪談喬．韓德森（Joe Henderson），我在喬七十四歲那年做了一次訪談，其後在喬屆百齡時又做了另一次訪談。對於這兩次的訪談經驗我都相當滿意，而我相信喬．韓德森也喜歡這兩次的訪談內容。

　　一九七○年代，我的專業生涯遭逢非預期的轉折。四十一歲那年我獲選為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的第二副主席，帶我進入IAAP的國際政治場域，當時的IAAP正起步拓展歐洲與美國之外的疆土，澳洲、紐西蘭、南美各國、南非、俄羅斯、中國、韓國及日本都開始發展榮格小組。其後，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這段期間我成為IAAP的主席，與這些新發展的榮格小組聯繫是我當仁不讓的職責。

　　在我一九九五年完成IAAP主席任期時，大部分曾接受榮格及（或）東尼．沃爾芙（Toni Wolff）第一手分析的第一代榮格學人都過世了。次一代的榮格分析師對於我的故事也開始感到較多的興趣，他們想了解一九五○年代蘇黎士的景況，當年我花了整整兩年暑假及另外兩年部分的暑假待在蘇黎士。當榮格學院還只是個擁有三十個國際學生的小規模機構，我就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待在那兒，當時的國際學生要不從美國來的就是從歐洲來的。

　　隨著我逐漸成為榮格社群的政界元老，各地的發展小組開始要求我發表關於榮格及蘇黎士早年景況的演講，可是當時我的研究興趣仍然聚焦於榮格分析、夢的理論及實務以及分析關係等議題。當我在一九九五年主席任期屆滿時，安德魯．沙繆斯（Andrew Samuels）建議我寫下榮格派自創始到我完成書籍這段時間的進展歷史，這本書命名為《榮格學派的歷史》（The Jungians），書籍在二○○○年由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此時我滿心所想的都是榮格派進展史，對其興致也逐步深化。

　　後來我也漸漸明瞭我的人生旅程及我身為兩位第一代榮格分析師之子的事實，讓我很早就得以透視榮格派進展史，這段歷史從一九四○年代橫跨至今日。我的身分也讓我得以認識多數的第一代榮格分析師，特別是那些遠道前來美國及洛杉磯並留宿我家的分析師，有時候他們在我家住了整整有一個月之久。戰後時期，美元相當強勢，這也讓我的父母及其他人能夠在合理的支出下將卓越的第一代分析師帶進加州。

　　其後在我擔任IAAP副主席及主席的專業人生階段，我得以與這一代及下一代的分析心理學家會面，也因此我的一生跨越了榮格世界自一九四○年代至今時今日。

　　因著我的人生經歷與榮格派及分析心理學的發展並行，我在二○○七年那年獲邀撰寫回憶錄。當時簽約要在兩年內完成此書，但是其間發生了好些重要的事件讓書寫中斷，因此我無法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回憶錄。首先，二○○九年《紅書》出版後暢銷於美國，我獲邀針對《紅書》發表演說及評論，而我也幾乎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完成這些邀約。

　　第二個事件則是我父親與榮格書信集的出版工作，此書由安．拉莫斯（Ann Lammers）編輯，雖然她接下編輯及大部分的出版工作，但我也在編輯過程中看頭顧尾並為此書撰寫序文，在這項計畫中顯然也投入不少心力。

　　此外，接連地健康紅燈也讓我無法投入回憶錄的書寫工作，就這樣進入二○一三年尾聲。當時我在中國及台灣先後參加兩場會議，會議期間我遇見來自蘇黎士的榮格分析師暨易經學者克莉絲塔．羅賓森（Christa Robinson），我向她提及我接續執筆回憶錄的困難處。著述過程中讓我難為的是表達對同僚的負向情感，我第一手目睹榮格學人在顯要光環下的巨大陰影面，百般不情願在回憶錄中描述這些事件情節，克里斯塔幫助我解開我對於某些榮格派同僚的「毒舌」評論。在那之後，書寫的工作就相當的順暢，而我也得以完成這本回憶錄。

　　書籍完成後，王浩威醫師就與我商討將書籍譯成中文並由心靈工坊出版的事宜。心靈工坊專業負責出版深度心理學及超個人心理學的書籍，專業譯者及榮格派學生徐碧貞旋即接手將這本回憶錄譯成中文，因為碧貞在舊金山灣區居住並工作，我們得以直接溝通翻譯過程中的疑問。就我的觀點而言，整個翻譯過程相當順暢，但譯作仍得由中文的讀者來評斷。

　　是何緣由讓本書在英文版出版後沒多久就被譯成中文？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要再講另一個故事。二○○六年當年陳怡蓁及張明正夫妻會同申荷永前來舊金山，在我準備啟程前往瑞士渡長假前兩天的傍晚，我接到張氏夫婦的電話邀約我與他們在隔天共進午餐，幸運的是我當時正好有個空檔而促成了一場美好的午餐會面。午餐席間，明正及怡蓁親切地邀約我和珍一同前往台灣，為他們在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的學生們提供一系列的研討會。二○○七年十月，珍和我首度前往台北，正逢巨大的颱風來襲，但這並未打消學生們參加研討會的熱忱，而我們也對學生們在榮格派的學養深度印象深刻。珍和我當時是第一對到台灣台北授課的西方榮格分析師，在我們之前，台北已有日本的樋口和彥博士（Higuchi Kazuhiko）及沙遊治療創始人朵拉．卡夫（Dora Kalff）之子馬丁．卡夫（Martin Kalff）前來講授沙遊治療，而我們兩人則是第一對西方榮格分析師前來講授榮格心理學。從那年開始，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再回台北。

　　當台北聚集了一群專業人士開啟對於分析心理學的興趣，台灣榮格發展小組也應運成立以協調研討會、讀書小組及個人分析的工作，我成為所謂的「聯絡人」（Liaison Person）負責與IAAP協調。在此同時世界各地已有許多的發展小組成立，這是IAAP扶持尚未有正式榮格社群的國家發展分析心理學的模式。台灣極為幸運，因為舊金山的榮格分析師萊莎．拉維茨（Liza Ravitz）有一年和我一同前往台灣授課，她很喜愛台灣同時也決定和她先生重返台灣兩年提供分析、督導並在大學授課。這讓台灣的發展小組大大領先其他的發展小組。對大部分的發展小組而言，當前面臨的最大議題就是無法得到個人分析時數，其他發展小組的分析師候選人幾乎都必須千里迢迢遠道找尋個人分析的機會，而在台北的分析師候選人得以有兩年的持續分析，在萊莎之後是否後繼有人則尚待分曉。

　　台北的工作是我跟珍所從事過最有意義的一份工作。因著一個出乎意外的事件帶領我們前往亞洲，特別是台彎這個我們想都沒想過會去的地方，台灣及在地人對待我們兩人是如此的溫暖及慷慨，我們也回報以相同的溫暖熱情，這也是為什麼這本回憶錄會如此迅速地被譯成中文。我要特別感謝出版社、王桂花、王浩威、徐碧貞及鄭文郁等人的付出讓這本書得以迅速出版。我很確定仍有許多幕後工作人員的付出值得一提，僅此具名提出這幾位與我有直接接觸的人員。

　　這本書是我身為榮格派的個人論述，書中部分內容屬個人的揭露，其他部分則描繪我這一路走來所經歷的專業事件。機緣巧合下我的人生與好些主要關鍵的政治事件交會，除了在戰時跨越北大西洋，我在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垮台之際成為IAAP的主席；此外，我也計畫在莫斯科書展時前往莫斯科簽約將榮格全集譯成俄文，時值戈巴契夫及共產黨回掌政權那三日，三日後由葉爾欽重執政權並將共產主義永遠逐出。雖然書展被共產政權取消了，我仍然前往莫斯科簽訂翻譯契約，因此我也經歷了共產跨台的頭幾天。翻譯約雖然簽訂了，但最後僅有一冊，也就是全集的第十五冊在俄羅斯發行，其他幾冊雖然陸續被翻譯，但是這些譯本與西方的榮格社群沒有任何的正式連結；當種族隔離政策經公投否決當下我也正好在南非；而當嬉皮風及心理迷幻藥興起之際我正在舊金山。回首這所有我寫在回憶錄中的經歷，我壓根兒沒有想到我的人生會見證如此多的世界重要事件，這一切皆源自機緣巧合。

　　期望中文及亞洲的讀者會對這段歷史感到興趣，雖然書中大部分的內容與亞洲的分析心理學發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希望本書的內容能夠以較寬廣的觀點一窺世界各地分析心理學的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