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戰役之回顧(代序一)
論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衡陽之役於今三十有一年矣,是時風烈所加,蓋亦有助於當日,惟予不欲重言之。
中日戰爭,為民族之戰爭,其戰力之總源,得之於精神因素者多,全國同胞在民族大義之下,各竭其力,各盡其責,勢之所趨,猶如順水行舟,有不使之然而然,不教之戰而戰,朝野團結一心,蔚為抗日之巨流,浩然正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吾總統 蔣公指揮若定,激發軍民抗日之戰志,共為民族之生存,領土之完整,毀家紓難,貢獻一己之軀,如此者皆精神之力也,此精神力之源,發自中國五千年文化歷史,昔匈奴王單于降漢時日,其非兵馬不強,實無漢人禮義之教,乃至於此,今以中日之戰觀之,良可信也。
余曾記蔣百里先生言,國是定,政略生焉;政略定,戰略生焉;戰略定,戰術生焉。又曰,戰術發生錯誤,戰略可以補救之,戰略發生錯誤,政略可以補救之,政略發生錯誤,國是可以補救之。夫國是者一國家之文化思想也,反之若戰略發生錯誤,則戰術不能補救其弊,政略發生錯誤,則戰略不能補救其弊,國是發生錯誤,則政略不能補救其弊,準此而論,此次中日戰爭得失之檢討,論軍隊訓練、裝備、戰術、戰鬥,敵皆優於我,然敵人雖得之於戰鬥戰術,則失之於戰略,彼以速戰速決之戰略,欲於短期內取中國,是敵戰略之錯誤也,我軍雖以戰鬥戰術訓練裝備不如敵,而吾最高統帥確定持久之戰略,為對敵軍事制勝之管鑰也。進而論及兩國之政略,彼以侵略之罪名,迫使我軍成為義師,故哀兵必勝,此敵人政略之失也。再以國是言之,彼日人立國之文化思想,僅得中國文化宋明理學之一部,兼採西人之科技,我則以中國五千年歷史之一切文化力量以出之,其形勢之高下,乃若泰山之於丘垤,故中日之戰我得之於大,敵得之於小,由此觀之,最後勝利屬於我必矣。以上為余對中日戰爭之感想也。
至衡陽戰役之回顧,先覺幼讀儒書,承受禮義之教,國家多難,遂立志從戎報國焉。衡陽戰前,余任第十軍長職,率部參加常德會戰,軍轄三師,有二師為敵破碎,本奉命往後方整補者,未料日軍攻陷長沙之後,進迫衡陽,是時中原失守,抗戰情勢危殆,最高統帥部,命余率第十軍,固守衡陽,如論雙方兵力之優劣,不啻下駟對上駟。然值此危難之際,憑報國之宿願,奮力以赴之,即利用衡陽地形,與敵展開血戰,持續四十餘日,衡陽終於陷敵。事過至今三十年,使余耿耿於懷者,是未能確保衡陽及未能隨衡陽陷敵而捐軀,於個人言之,非但不敢言功,尚有愧於職守,復蒙國恩,不究失土之責,且嘉賜甚重,寵命優渥,益增愧顏,本欲圖報,時不我與,余常感念國家待我者厚,效力者薄,慚痛之情不無憂傷,歲月易逝,念國土之未復,念茲在茲,深望後起者之繼續,以此慰我為國犧牲之將士,慰我大陸同胞喁喁之望。
前陸軍第十軍軍長 方先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