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2：背後那支槍

潘序
補破網工程／潘榮禮
回憶「走街仔仙」賴和　賴洝
林瑞明談賴和　林瑞明
老大的祕密基地　白權
名門千金　百年風雨　陳阮仁勉
瘖啞村　陳曾錢、陳禎和
芋仔園裡的番薯仔　曾金海、曾明財
素人藝術家　吳如蘭
新兵43歲　林松江
你們要去抗議誰？　施家和
鏽蝕的武士刀　郭芝苑、阮文池
江湖大護法　陳錫章
砧皮鞋補雨傘　陳讚成
土地公廟的見證　黃路
想為子孫留塊好土地　鄧鮮
祖師廟與總督魂　鄭有財、鄭李麗月
意樓滄桑　陳平權、陳仰止
鎖在聯合國大門外　鄭紹良、黃美玲
送報伕的祖國溫馨　潘榮禮
後記 背後那支槍

附錄
1.1940年代臺灣歷史大事紀
2.臺灣阿祖的私密故事（1）
《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造飛機的小孩們》目錄

推薦序
　　
補破網工程　潘榮禮
　　
　　美軍於1945年8月6日、9日，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裕仁天皇於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政府稱之為「抗戰勝利」。這個「抗戰勝利」也就是臺灣民間所謂的「終戰」。因為抗戰是日本和中國的事，與臺灣根本無關。那時候，臺灣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若有關係，應該只是有少部分民眾，被動員或徵召去南洋當軍伕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世界各洲被殖民國家，掀起獨立運動，自由世界新的龍頭──美國，也大力支持各國的獨立運動。但是美國駐太平洋區的聯軍總司令麥克阿塞，大概是被勝利沖昏了頭，竟將日本放棄主權的臺灣，交給中國暫代管理。臺灣因而落入中國手中，遭受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戒嚴統治。
　　
　　當然，任何統治臺灣的外來政權，都不得善終。從臺灣歷史觀察，足以證明這個魔咒的存在。我們從荷蘭占領臺灣開始看，荷蘭後來被反清復明的鄭成功驅逐出境；鄭成功也被「大清帝國」掃地出門；「大清帝國」在「日清戰爭」戰敗後，割地賠款訂立「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的主權割讓給日本，與臺灣斷絕關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接受無條件投降，不得不放棄臺灣主權，與臺灣「莎喲娜啦」。臺灣命運多舛，竟然沒在那一波獨立潮流中，獲得美國支持獨立，反而由太平洋聯軍統帥麥克阿塞，委託中國暫代管理臺灣。中國蔣家政權竟大肆慶祝「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其實，中國並不是為了收回臺灣，而和日本抗戰。中國跟日本兵戎相見，是為了自己存亡死活而戰，絕對沒有為了收回臺灣，動用過一兵一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我們臺灣同胞，對中國並非完全瞭解。有的人甚至對這個政權存有奢望，熱烈的參與歡迎中國來的接收官員和軍隊。當時稍微理性的民眾，曾提醒大家「新的未來，不知舊的要寶惜」和「灑尿換泄屎」。後來，從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施政，倒行逆施，凌霸民眾、摧殘人權，事實證明民眾的焦慮與不安，並非毫無根據。
　　
　　「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系列作者陳婉真，是前《中國時報》駐中興新村的省政記者。當時臺灣的政治結構，雖然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院，和自稱為國會的立法院、國民代表大會、監察院，都只是行政院御用的傀儡，幾乎是政府專業背書機構。老百姓對這些毫無民意基礎的傢伙，都稱之為「老賊」。所以政治重心自然移轉到臺灣省議會，後有黨外議員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許信良、黃玉嬌、張賢東、蘇洪月嬌⋯⋯等人，開始反思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合法性。呂秀蓮甚至出了一本《臺灣地位未定論》，直接向國民黨挑戰。
　　
　　當時臺灣的政壇，雖然有民社黨和青年黨這兩個在野黨，卻都是國民黨從中國帶來的附屬政黨，靠國民黨補助逍遙過日。黃信介說，他們是「便所內花瓶」。反而是本土黨外新秀，陸續獲得黨外前輩的鼓勵和支持，信心和勇氣大增。全省串聯形成一股新生的力量。本來全省各縣市，雖然都有在野人士關心地方政治。但都是各自為政，孤軍奮鬥。例如臺中市陳派和彰化縣的陳派互不認識；臺南縣的陳派和高雄縣的陳派也很陌生。國民黨讓各地方都有派系，以公職人員提名為手段，採用恐怖平衡策略，讓他們互相制衡，不讓他們串聯在一起威脅到他的政權。
　　
　　此時，康寧祥的《八十年代》、蘇慶黎的《夏潮》雜誌，以及其他黨外刊物，爭相訪問，介紹全省各縣市黨外前輩，報導他們與國民黨對抗的經驗，讓這些前輩感到受尊重，很溫馨。尤其《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和《臺灣日報》的採訪主任吳哲朗，對黨外人士的言行及動態報導，引起民眾的關心和熱烈的回應。因為當時臺灣還是在戒嚴統治下，記者都不敢報導黨外消息，除非負面新聞。
　　
　　陳婉真敢寫、勤寫；吳哲朗敢用、敢登。陳婉真的「中時」不登，她便把新聞轉到「台日」。民眾也都紛紛向親友轉述，聽來的或看到的黨外消息。
　　
　　後來，他們兩人甚至發行地下刊物《潮流》，直接與國民黨對幹，把林義雄說的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在《潮流》登出，有人懷疑林家滅門血案是因言惹禍，說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對國民黨來說，孰可忍孰不可忍？文化界也幾乎把出版討論臺灣在「1947」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後，描寫當時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治安、甚至軍事等相關著作，成為當時文化的主流。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著作，更是獨領風騷，鋪滿書架，作者各蹲一角，發言嗆聲。至於那個時代，甚多有關臺灣禍福的重大事件，卻鮮有人提及，民眾關心的目標，都投注在「二二八事件」上。這也難怪，這是臺灣史上最殘酷的、有計畫的屠殺。要屠殺受日本教育的臺灣精英──教授、醫師、律師、記者、學生、教師、同事、社會賢達⋯⋯等人士。
　　
　　臺灣在以1940為主軸的前後十年，除了令民眾震驚恐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還實施許多苛政壓搾人民。例如；「臺灣省糧食管理條例」，「糧食限期出售」，「肥料換穀」，「開徵田賦稅」，「向大糧戶徵稅」，「臺幣四萬換一元」，「發行愛國獎券」，「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苛政，剝削人民。只是大家關心的是「二二八事件」，恐怖情況，超過人民對暴政所能忍受的程度，讓民眾對當時，其他猛於虎的暴政失去感覺，成為「消失的年代」。
　　
　　「消失的年代」作者陳婉真認為臺灣不幸的歷史，可以原諒，不能遺忘，更不能成為斷代史。所以她雄心萬丈，進行全方位的補破網工程，訪問、探視在1940年代受到國民黨政府苛政傷害的當事人、家屬、親友、鄰居、師生、同事，追憶當時的風聲鶴唳，跑遍臺灣的各縣市，以及歐美、日本、東南亞各國，有瞭解事件發生原因、過程或受害者的地方，就有作者僕僕風塵前往探視、訪問的身影。陳婉真企圖重建「消失的年代」現場，一針一線，一筆一畫，綴補臺灣歷史的破網，居心之憂，可見一斑；也令人足感心。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不原諒你又能怎樣？遺忘了歷史，臺灣會再遭受霸凌欺負；讀完《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背後那支槍》，我不禁想起我們臺灣有句諺語「大箍食肥豬肉──加油！加油！」陳婉真加油！我們大家都要加油，臺灣就不會再有「消失的年代」了。臺灣後世代的歷史，會像彩虹那樣璀璨美麗。
　　
作者序
　　
背後那支槍
　　
　　我以20歲的精力、40歲的人脈關係為基準，設定60歲以後的工作進度－－打算訪問80歲以上的長者共100位，請他們談人生中遭遇到的重大事件，結果遭遇到的困難超乎想像。
　　
　　人脈還好，還是可以透過一些老朋友老關係，找到很多願意接受採訪的對象；找出版商就碰到很大的困難，第一家出版商早已不再從事出版業務，通路也有問題，卻沒有告訴我實情；想和他們簽訂出版合約時，卻遭到「以拖待變」的對待，不得已只好從頭另找出版社自行出版，這一拖就是兩年。
　　
　　我越心急，問題就越接踵而來，也越難以平心靜氣進行訪問及整理稿件等工作，心情就越浮躁，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竟然發現罹患了乳癌。這一病，又拖了兩年。
　　
　　這期間，臺灣的情勢由於太陽花學運，把一些原本不抱希望的人心攪動起來，於是撥出一些時間關心時政，自己覺得差堪告慰的，是把1945年5月31日「臺北大轟炸」的歷史，透過高雄市臺籍老兵文化協會江仲驊理事長的協助，終於在終戰七十週年的2015年5月31日，由老兵協會和臺灣教授協會等團體，在臺北市合辦座談會及照片展，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
　　
　　我們「趁勝追擊」，成功說服彰化縣政府主辦「終戰七十週年照片及文物展」，獲得正面回響，並以彰化模式，陸續遊說綠色執政的縣市，共同來推動還原歷史真相的工作。
　　
　　會去推動這件事，起因於兒時母親常常講她在空襲期間的遭遇，那時她在臺大醫院當護士，臨近的總督府被炸時，她正和朋友一起吃中飯，她們躲在餐桌下逃過一劫。
　　
　　她說的時候感覺還心有餘悸，聽在我們耳裡，卻沒什麼感覺，因為戰爭離我們很遙遠，而且課本沒有教，我不認為那是重要的事。直到我進行訪問，回想母親差點被炸死當天，應當就是531，才稍能理解她的心情，而她已不在人世。
　　
　　另一個原因是，馬英九在他總統任內最後一年，竟大肆舉辦「對日抗戰」七十週年系列活動。七十年前臺灣是日本殖民地，這不是擺明故意挑起族群對立？
　　
　　我的朋友林世賢醫師，也在他父親彌留時的惶恐不安情緒中，感受到上一輩遭遇到的無處訴的無數委屈，在父親離開後，徒留無法彌補的深深懊悔。
　　
　　他的父親林瑞呈先生日本時代擔任警察，國民政府來臺後繼續留任。我曾試圖訪問他遭拒，但談啊談的，他自己越說越起勁，我也趕緊拿筆猛記，他沒有制止，想不到不久他即罹癌往生，這段訪談，竟成為他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告白，道盡他們那一代所遭逢改朝換代的無奈。
　　
　　以下是他的談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我在員林分局擔任副主管時，員林派出所約有十一、__二名警員。當時第一批來接收的人員中，以福州幫人數最多，那時的治安還很亂。
　　
　　有一天，一位農民從柴頭井一帶擔菜到員林菜市場販賣，半路上被人持刀搶劫，搶匪作完案後把兇刀丟到路旁的古井裡，因為證據確鑿，嫌犯被逮捕了。
　　
　　幾天後，擔任拘留所看守的楊姓警員，將嫌犯押解到員林看守所，途經員林公園時，楊警員告訴嫌犯說要把他放走，卻從後面開了兩槍把他打死。
　　
　　事發當天我不在，第二天我去上班時楊警員告訴我說，因為嫌犯企圖逃脫，被他打死了。
　　
　　三民主義新解
　　
　　為什麼？這就叫做殺雞儆猴、殺一儆百。
　　
　　當時彰化三角公園一家銀樓，因為有士兵行槍，士兵被當場槍斃在店門口！
　　
　　彰化最大尾的流氓「紅桐仔」也是一樣，警察把他押到大肚溪旁，佯稱要放他走，再從後面把他槍斃，對外宣稱嫌犯是企圖逃亡，警方只好動用槍支。
　　
　　你說這怎麼可能？事實就是這樣！你知道什麼叫做「三民主義」嗎？凡事只要他們三個人講好就算數，這就是三民主義！三個人講好把他殺掉，就殺掉。
　　
　　我說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很可能檔案都被燒掉了，無從查起。
　　
　　這就是中國政治。日本人不敢這麼做，中國人習以為常。我親自碰到才真正領會到中國人的厲害，像楊警員殺人的事情，其實圈套劇本都有人編好了，楊警員只是照著劇本演戲而已。
　　
　　所以說，你要問我對這種事有什麼看法？我是覺得身處這種政治環境，已經不是我們願意當炮灰就能左右什麼大局的時代了，不要隨便去當炮灰，要懂得明哲保身。
　　
　　1949年，我在二水擔任派出所主管時，二水有一位參與二二八的醫師陳篡地，日本時代就參加臺共，是一位知識份子及理想主義者，二二八事變後他曾帶頭打游擊，不久即躲起來，警方遍尋不著，我們判斷他人還在臺灣，因為二二八過後他的太太又懷孕，可見他和家裡還有聯絡。
　　
　　陳篡地是二水鄉十五庄人。有一次警方要抓陳篡地，由刑警隊一位名叫陳內的隊長，開著吉普車載了六、七名警員一起過來，騙我們說據報我們轄內有人偷印鈔票，因此前來搜索，連我叫工友出去買煙都被押回來，還在派出所外面派了四、五個人緊緊看管我們，他們一行人則開著車子到陳篡地哥哥家中搜查，但無功而返。
　　
　　後來又有幾次的搜索行動，他們都是要我和我們派出所警員走在前面，他們穿私服（便衣）跟在後面，這就是所謂「自己人也是敵人」，也要防備的意思，有功勞則是他們的。
　　
　　事後我們知道，陳篡地是躲在十五庄的防空壕連到山裡的地道裡，由他的家人送食物去給他。
　　
　　陳篡地是在1950年被抓的。陳家人在過程中很可憐，陳篡地哥哥的女兒頗有姿色，警方先吸收她為線民，並指控陳篡地一個侄子「資助匪諜」，把他殺死後通知陳家人去收屍；又利用二水鄉和陳篡地有姻親關係的陳慶全，押著他去勸降。陳篡地不得已出來投降，後來被派到新店軍人醫院去當軍醫。
　　
　　所以說，我在中國式的警察體系任職的親身經歷很多。中國人善於運用各種手段，利用各種可資利用的人去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用完就丟，毫不手軟。謝雪紅到中國不也一樣，最後落得被清算鬥爭的下場？
　　
　　林醫師在父親過世後打電話問我，有沒有保留他父親的訪問內容。他在電話那頭一再重覆說，父親臨終前四、五天，深受惡夢所苦，不斷喃喃自語，口氣萬分驚恐；稍早意識還清醒時，則一再告誡他們兄弟，千萬不要去搞什麼政治了。
　　
　　「父親走時好像面臨很恐怖的境界。這讓我內心很歉疚，也很後悔，因為我們兄弟都一樣，從來沒有人好好聽他說他的過去，不知道他的人生究竟遭遇到什麼樣的痛苦經歷，竟然讓他帶著這麼大的不安離開人世，他走後我才發現我們對父親的了解，竟然那麼少，我們太不孝了⋯⋯。」
　　
　　林醫師的感嘆，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感慨，面對一再試圖隱瞞真相的國民黨外來政權，我們算是成功被他洗腦成不清楚、甚至是不屑去理解上一代的想法。
　　
　　而我們的上一代，被另一個外來政權日本教育成日本人的思維，在守法及對人性的認知上，中國人的想法與作法遠非他們所能想像。
　　
　　所以，當被「自己人」押著走在前面，背後那支槍隨時可以扣下板機讓你斃命，那種驚恐經驗，很多老一輩不想也不忍多說，因為不想讓下一代承受和他們一樣的痛苦，這樣的不忍，卻造成子女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和監牢約會
　　
　　我又想起訪談中另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那是柯清隆博士的故事。
　　
　　出生於1935年的柯清隆，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裡從事派報業，父母都很好客，父親熟識的一位《戡亂日報》記者蔡鐵城被指是匪諜，在逃避追輯期間曾經到家裡來，說肚子很餓，父親說，我們又沒做什麼壞事，人家只是來吃個飯，不要緊，趕快讓他吃飽飯。
　　
　　蔡鐵城後來被槍斃，父親也因「知匪不報」被判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在新店軍人監獄關了12年，又在土城看守所感訓1年。坐牢後期柯清隆就讀師大，每個星期天他都由師大徒步走到新店探望父親，同學以為他到碧潭約會。
　　
　　柯清隆說，那段期間是臺灣的黑暗時期，即便是他的故鄉苑裡鄉下，也有無數白色恐怖受難者，例如他的表兄邱坤福因為參加讀書會，在綠島關了15年，出獄後大家以為他吸毒，因為被關得全身是病，不成人形。
　　
　　父親被捕時，柯清隆才15歲，母親無法繼續住在苑裡，只好把家產變賣後搬到后里，為了撫養他和兩個妹妹，曾釀造私酒販賣，家境的困苦連警察都同情，有人檢舉販賣私酒時，警察竟然跑來向母親通風報信。
　　
　　柯清隆每天由家裡步行50分鐘到后里火車站搭火車到臺中一中就讀。高中3年讀書時家中沒有電燈，只有一盞菜仔油燈；早餐泡一杯美援的奶粉，中午沒便當，即便偶而帶飯，也只能配魚餔，所以午餐時間他都跑到外邊遠遠的，不讓同學看到。
　　
　　高中畢業後，他同時考上公費的國防醫學院及師大，考量國防醫學院身家調查嚴格，只能選讀師大。那一年，他是鄰里中唯一考上大學的，原本鄰居瞧不起母親，兒子考上後，人際關係全面改觀。
　　
　　柯清隆師大畢業後曾回母校臺中一中教了一年書，隨即取得臺北榮總放射科副技師的資格，在榮總工作3年後，獲得聯合國原子能總署的獎學金赴英國留學，後轉往美國攻讀博士。聯合國的獎學金是由英國政府及榮總各支付半數。
　　
　　在榮總工作時，他發現別的同事都領有房租津貼，跑去找人事室，人事室同仁問說：「你是臺灣人喔？怎麼會到我們這裡？」又說：「房租津貼？你又沒有向我們要。」連原定出一半獎學金的部分，副院長也說：「你們臺灣人都很有錢，獎學金你自己付！」
　　
　　臺灣不要的人才，美國要！
　　
　　不意外的，柯清隆的護照後來被取銷，無法回臺，理由是他向英國人說榮總不付獎學金，詆毀國家形象。他拿著無法回臺的護照跑去美國移民局訴苦，移民官看到他的學歷背景後說：「像你擁有這麼好資歷的人，我們國家求之不得，你就不要回去了，我們協助你辦理移民美國。」
　　
　　柯清隆後來在美國生活過得很好，曾任職於製作飛彈的公司。民進黨某位前主席到美國時對他說：「你有這方面的專長，正是我們臺灣最欠缺的，你趕快回臺灣，到我們中央黨部來工作吧。」他那時正值可以退休的年齡，懷著報效國家的滿腔熱忱回臺，可惜無法施展長材，只能在他太太娘家和成牌衛浴公司當顧問，終究又回到美國。
　　
　　他在臺灣的那幾年間，我曾多次建議他一定要把他父親的受難，以及他的成長故事記錄下來，可惜一方面是他客氣，一方面因為長年居住美國，中文寫作對他而言有一定難度，終究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紀錄。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2011年，突然聽朋友說他罹患肝癌回臺醫治，我趕緊去探望他，作了一小部分的訪問，就因體力難以勝任，約定下次再訪談，想不到兩個月後他就走了，留給我無限的遺憾。
　　
　　1940年代是極度動盪的十年，歷經戰爭及政權更迭，連臺北大轟炸總督府被炸毀這麼重大的事件，日本人死亡人數應不在少數，臺灣總督府都沒有記載！一位日本記者告訴我，他們報社看到臺灣教授協會和高雄老兵文化協會舉辦的活動之後，才知道有這回事，他們正積極追蹤，想找出更多當事人深入報導。
　　
　　五年前開始想做系列訪問時，曾經請教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這個主題值不值得深入採訪？得到的是正面的肯定。遺憾的是，他已經離開人世。
　　
　　他曾經說過：「我認為臺灣過往的歷史教育，欠缺很重要的兩個元素。一是對土地的感情，一是對真實人性的了解，這兩方面的缺乏，當然與政治文化相關，但在整個社會逐漸邁向民主自由化時，應該針對這問題來修正。」
　　
　　諷刺的是，時至今日竟還有教育部以所謂「課綱微調」，實際上是意圖掩飾某些歷史，特別是這一段臺灣人活生生有血有淚的歷史。
　　
　　掩飾傷痛真能解決問題嗎？我們看臺灣這些年來的統獨與藍綠對立，已經嚴重到國政空轉的地步，原因正是我們不肯去面對過去的傷痛與不堪的歷史，甚至不敢去面對國家正常化的問題，雙方各自執著於各自的立場，導致高中生都要以包圍教育部為反洗腦的手段。
　　
　　而這些未成年的學子所面對的竟是警察粗暴的逮捕與教育部的提告，還以私闖民宅移送，視新聞記者的採訪權，及人民的扺抗權於無物，還把為公眾服務的公署當成自宅，如此政府，簡直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和七十年前拿支槍押在人民後面的行為相較之下，現在是公然在人民面前揮舞權力的大刀！
　　
　　所幸文化部這幾年積極推動「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計畫。本書的出版，也獲得文化部的補助支持，讓原本可能消失的歷史記憶多少保留一些。
　　
　　本書的出版，也要感謝老友潘榮禮兄的接受採訪並應允寫序。榮禮兄近年一度為帕金森氏症所苦，令人意外的是，吃了兩年多的藥後，才發現竟然是誤診，他又找了兩家醫院重新檢查的結果，他的身體狀況除了輕微高血壓之外，一切正常。
　　
　　得知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之後，原本日益消瘦，走路無精打采的榮禮兄，一夕之間突然變得神采奕奕。他說：「說有病不煩惱是騙人的，光是想到為家人帶來很多額外負擔，就是很大的煩惱。」
　　
　　我聯想到臺灣如果能積極推動轉型正義，趕快把一些過往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一定也能一夕之間變得神采奕奕，重新展現出強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