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惡的彼岸：一個未來哲學的序曲

　　當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作為一切事物的基礎，尼采說，我們根本無從判斷我們是否「知道」。

　　當傳統道德學說以「真─僞」、「善─惡」的對立來指引人類行為，尼采說，那是權力意志在某個階段狹隘、局促和歪曲的表達。

　　價值之重估──不是理性，而是權力意志

　　尼采斷然摒棄了「我思」這種思辯的自明性來思考人類的身心和活動，於是一併拋棄許多熟悉相關的道德準則與慣例：同情之鄙夷，對民主、平等和公共福祉的譏嘲，對苦難與刑罰之正當性的認可，對強權、強人和等級制的推崇，對主人道德與奴隸道德之區分──他完全背離了啓蒙時代以來，從歐洲擴展至全球的人類文明共識。

　　「受蔑視的是那些怯懦者、擔驚受怕者、小氣者、盤算微利者；同樣還有那些視線不自由的不信任者、自我貶黜者、任勞任虐的人中犬類、乞求的諂媚者。」

　　「高尚的人也會幫助不幸者，但是不是或幾乎不是出於同情，毋寧是出於權力之流溢所產生的某種欲求。」

　　尼采拋棄理性，而把意志和情緒視爲精神更根本的過程。

　　而意志，是貫穿我們身心的感知、情緒、思考、動作的多層次複合過程，其間總是伴隨著權力的運作。易言之，意志有其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此內容就是「權力」。

　　於是，傳統道德學說只是權力意志「一時」「一地」的體現。求真和行善、善惡曲直之分，只是人類從一個臨時和片面的視角出發的盲目行爲，以及經過馴化的本能。這會讓人類虛耗力量與勇氣，甚至導至疲軟、猶疑和自怨自傷。

　　尼采全面闡述這樣一種未來哲學，是他爲自己定下的最後哲學計畫。他在晚期的筆記中名之爲「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而《善惡的彼岸》則是這種未來哲學的「序曲」。

　　失重的暈眩──陷於險境才能登上福地

　　在這根本的顛覆面前，我們不禁會有產生暈眩和迷醉，好像腳下原本堅實的地基一下被抽空。因而，這是一次最大的冒險，所面臨的是怪獸與深淵，但這也是我們生命的最偉大的關頭。

　　「與怪獸戰鬥者，可得注意，不要因此也成了怪獸。你若往深淵張望許久，深淵也在朝你內部張望。」

　　但尼采無意安慰處在這種錯亂失重狀態下的精神。在他看來，我們就應該先陷於險境才能登上福地。

　　倘若對傳統哲學的根本顛覆，會讓人受苦，「像苦於暈船病一樣，苦於他的判斷所導致的指向」。那麼，在人們有能力遠航之前，要先學會克服對「此岸」的依賴與眷念，就像水手克服暈船病那樣。

　　我們要做的是從根本上拋棄真實與虛假、善與惡之類的既定目標，代之以更加符合權力意志之本性的視角。人們將超越善惡之分，「把憎恨、嫉妒、求擁有和求統治等情緒完全當作生命的條件」，並有勇氣看到和站到這個視角之外去——到達善惡的彼岸。

　　「以深不可測的自負的鎮定生活著；始終立於彼岸。」

　　人類的遠航──駛向自由

　　尼采在書中的姿態不完全是攻擊性的，毋寧有種深沉的、與痛斥和自嘲相伴隨的呼喚與期許。他一方面嘲笑人類因其人性而柔化、弱化，另一方面又認為不妨將人的陷落視爲奮起之前的蓄勢。他對人類的最終發展尚未有真正的判斷──人類既可能日趨平庸、柔弱，也可能「更強健、更邪惡也更深刻」。然而，能夠率先做到這一點的，尼采願稱之爲「自由的精神」。

　　「自由的精神」標誌著對「他者」、對於不自明的陌生者的開放——這可說是尼采哲學中留至今日最積極的遺產。傳統的自明性論證之所以不可靠，就是因爲忽視了被壓抑的那「另一個」與我們相關者。

　　尼采所謂「始終立於彼岸」、能夠接受「有所不同者」和「另一種可能性」的自負姿態，正是要「斯人」在「此岸」看到超越和拓展的維度。

作者簡介

尼采

　　尼采寫下此書的時候，距離最後的生命只有四年。他在這段短短期間的產出，占了幾乎所有作品的一半。

　　尼采在此書以一種徹底、明晰和肯定的方式提出他的哲學方案：完全倒轉柏拉圖主義和西方兩千年形而上學的基本立場，提出視角主義和權力意志概念，反駁自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發端、經基督教而濫觴的傳統道德學說，肅清後者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影響，並就新的思考方式和行動方式的可能性，給出自己的方案。

譯者簡介

趙千帆

　　趙千帆，福建省福州市人，2005年浙江大學哲學博士，2008年德國洪堡總理獎學金獲得者，現任教於上海同濟大學哲學系，研究領域爲德國哲學和美學，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研究和尼采研究。

思想的午後——《善惡的彼岸》導讀
趙千帆／中國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文
 
以深不可測的自負的鎮定生活著；始終立於彼岸——
尼采，《善惡的彼岸》284節

一

一八八五年，尼采離開巴塞爾、從一個前途無量的正教授變成居無定所的精神漫遊者已經有六年，距他最後意識崩潰還有四年。在這之前，在他作為自由哲學作者的流浪生涯中途，剛剛誕生了無與倫比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登上自己詩性創作的高峰。這是一次眩暈和狂喜的攀登——因而總是伴隨克服下落的危險時那種欣幸的戰慄和解脫的疲倦。確實，在尼采這裡，攀登的堅毅和快意從未完全壓倒疲倦、彷徨和回顧：恣肆灑脫的詩總是伴隨著滯重迂回的思，猶如霞光需要雲影的折射，烈日需要樹蔭的披離。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之後寫就的《善惡的彼岸》（以及它的姊妹篇《論道德的譜系》）就是他在雲影與樹蔭下對自己偉大而孤獨的旅程本身所作的回視與校驗，所以他會說，在這本書中結晶的那些思想，對他「起到休養的作用，彷彿是在一次承擔了無限風險和責任的唐突行動當中所作的自我審問和自我辯護」。
 
這樣的「自我審問和自我辯護」其實從一八八一年（那一年他開始寫作《曙光》，並發現了他晚年創作的福地──上恩加丁谷地的西絲馬麗亞村）以來就伴隨著尼采，並跟他一起，在登臨絕頂的過程中，發生了審問者和辯護者自己亦無法控制的變化。在完成《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之後，先知和偽經式的詩體實驗告一段落，尼采轉而回到沉著頓挫的概念性思考。他本想把《人性的，太人性的》重寫一遍，以更新他的整個哲學，但很快放棄了這個計畫。這證明了他自己那個暗含悖謬的反思結論：反思本身無法給出一個前後一致的整體；思想有它自己的邏輯，不依賴於思想者的自我意識，卻自行在生長和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