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

導論
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及社會想像／黃應貴

第1章
根莖狀的社區：新自由主義下的日本地方社會／張正衡

第2章
厝邊隔壁、巷弄生活與住居倫理／莊雅仲

第3章
當代地方社會的面貌：以一個卑南族聚落空間的發展為例／陳文德

第4章
想像、體驗、與儀式再結構中的地方社會／呂玫鍰

第5章
織襪人的地方／李威宜

 

序

　　本世紀以來，以網際網路、交通及溝通工具的快速發展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化進程，提升了人、物、資金、資訊的流通速度，造成既有社會組織的沒落及人的解放，使個人的存在得先於群體的存在。是以，原先我們所認識的那個以明確地理界線為範圍，內部社會文化既同質又重疊的地方社會，隨著前述整體結構力量的介入與運作，而產生了明顯改變。除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超越了先前的地理空間範圍，各領域的範圍往往也彼此不一致。如果以過去強調行為規範及人際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的「社會」概念來看，這些新時代的人群及其生活，是否仍可稱為地方社會，顯然有待商榷。另一方面，透過人、地、物、事的互動過程，當代人們往往建立了多重的社群性「群體」。對比過往那些基於血緣或地緣等結構原則而形成的群體，這種立基在個人的基礎上的社群性「群體」是流動且不穩定的；它之所以能成為地方認同的對象，往往來自成員共同的社會想像。另一重要的機制與力量，則與區域再結構有關。伴隨著新資本的投入，地方上的人納入區域體系再結構的過程所帶來的文化再創造，而這使得那些從事區域性活動的「群體」，有了共同的社會想像基礎，形成了地方認同的對象。值得注意地，這兩種主要的機制與結構力量的運作往往造成多重的新地方認同。在這裡我們看到「多重地方認同」、「社群性」、「社會的想像」以及「區域再結構與文化再創造」等概念重新結合一起，不僅提供我們了解當代地方社會的新架構，也賦予這些概念新的意義與新方向。至少，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以個人為基礎的社群性「群體」，固然可以透過人、地、物、事的主體性互動而來，但也可能透過共同歷史經驗的集體潛意識而來，就如同社會想像是可建立在對於實際生活世界的理解與反動而來的。此外，儘管區域再結構雖潛隱中往往為（國際）資本流通所推動，文化再創造卻又可能發展出與主流意識型態對抗的新文化，為未來埋下希望的種子。這些概念的新意義與新方向，有助於開啟我們理解與定位當代諸多爭論的新視野。

　　例如，由社群性取代涂爾幹式社會概念的發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的條件下，顯然已成普遍趨勢。除了 Rose、Touraine 等人所提之一般性的理論討論外，更可見於當代實際的田野研究個案。以 Michael Lambek（2011）研究的馬達加斯加 Mayotte 人為例，作者雖未提及有關政治經濟條件與歷史脈絡的改變，但他指出該地方社會從原本建立在明確空間範圍與界線的單位，轉變成直證的（deictic）及同心圓（concentric）的單位，而它的擴張與萎縮則與居住者的注意（attention）、涉入（engagement）、以及計畫（projects）有關。這種直證的、同心圓的單位不像前者容易被外力所滲透、包含，而它面對的主要威脅是瓦解、弱化、及解體等。就此，新形地方社會關心的是如何維持中心，而非保衛邊界。作者更指出，新形地方社會應被視為倫理生活的地方。他所說的倫理，主要涉及勞力、工作與（儀式）實踐的繁衍，以及那些照顧他人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而儀式則是容許人們完成那些相互承認的實踐形式。換言之，新的地方社會是共享允諾（promising）與原諒（forgiveness）的一群人。

　　在某種程度上，Lambek 的研究看似佐證了當代地方社會發展的新趨勢。然而，從他忽略了地方社會的新發展乃是當代政經條件涉入與運作的結果這一點來看，前述的理論化工作反而造成了根本的限制及誤導。其中，至為關鍵的是，作者對倫理的討論與分析，延續了 Richard A. Shweder 所指出啟蒙運動以來對人性的核心假定：沒有一致性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 without the uniformity）（Schweder 2012），這也是當前道德或倫理人類學研究共享的主要立場。這意味著作者並未清楚意識到，在新的政經條件與歷史脈絡中，「人」的性質（包括意識形態與地方社會的具體形構這兩個層次）實有所轉變。事實上，Foucault（2008）清楚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化的趨勢下，主宰的意識形態是將人視為企業家，而非公民。是以，自我雖擁有自己，卻被視為生意（business），從而有別於自由主義將人視為財產的看法（Gershon & Alexy 2011: 800）。至少就意識形態層次而言，人做為自我的企業家以及將自身視為一種資本、一種生意，鼓吹自由市場做為各類資本自我增殖與繁衍的整體趨勢，使得參與經濟活動而帶來的不平等被視為無可避免的結果，將經濟成功視為個人競爭力的展現，進而合理化貧富差距、甚至任憑二者間的鴻溝不斷加深。而這正是新自由主義化對人類社會所帶來最為嚴峻的問題與挑戰。

　　為了解決新自由主義化的弊端，研究者往往提出以公民社會做為對抗的手段（Gidden 1998；Harvey 2005；Touraine 2001, 2007, 2009），甚至成了澳洲、紐西蘭「後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政策核心（Cheshire & Lawrence 2005；Larner & Craig 2005）。然而，源自西方歷史經驗的公民社會這個概念，是否適用於非西方社會，一直是高度爭議的論題。至少，張正衡論文提到日本的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幫助，而非如西方學界強調二者間乃是彼此對抗或制衡的關係。更關鍵地，公民社會這個概念基本上是立基於「個人是獨立自主、理性、並能自我負責」這類個人主義人觀的假定，如同 Lambek 及大部分道德或倫理人類學者對人的假定。然而，這種伴隨著資本主義文化興起以來所浮現的人觀，既不符合新自由主義興起以來所強調的企業家觀念，更無法面對新時代的人觀帶給人的挫折。事實上，從目前有關新自由主義化的社會文化之具體實際研究成果中，我們發現，當代人最切身的問題與關懷，莫過於多重人觀與自我或是破碎的人觀與自我所帶來的「我是誰？」這個攸關人之主體性的問題，以及我們如何藉關係性存有之建立以達解脫之道（黃應貴 2015），而新地方社會的建立將會是重要的一環。若要更深入瞭解當代正在浮現中的社群性這種新地方社會，必須正視當代人的情感、情緒等非理性的部分，甚至無法也不可能去迴避那些至為關鍵的、卻難以意識到的潛意識層面。它不僅涉及人的多重性、非自主性及存有等問題，更緊密關聯到當代人們不同於過去的思考方式以及新時代新知識的性質。事實上，Deleuze 與Guattari（1977）、Moore（2011）、Povinelli（2006）與 Touraine（2009）等人，皆已提及相關問題。換言之，有關新世紀以來地方社會新發展的問題，早已不全然是空間的問題，而是必須回到「人」的問題，特別是人們內心深處難以意識到的非理性與潛意識等問題。這突顯出地方社會個人化的新趨勢。而當事人的日常生活正是研究者能夠一步一步向其逼近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