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讀者
本今年適逢文革發動五十週年,由於這場運動所承載的意義沉重,所需要的歷史解釋與道德反思牽涉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些根本問題,所以即使事過境遷,也不容遺忘忽視。本刊曾在第30期發表朱學勤先生論上海文革的大作,同時表示將繼續邀約文章,探討這場歷史性的悲劇。如今我們如願在2016年底推出了「文革五十年祭」。這個專輯的四位作者都是久負盛名的學者,長期關注文革的各個面向。但是與一般關於文革的學術著作不同,這四位作者格外重視文革所牽涉到的倫理問題,尤其試圖理解文革中所爆發的眾多暴力慘劇。文革已成歷史,所涉及的意識型態衝突已經難辨虛實,但是無數人在文革的狂飆之中曾經主動被動地以血腥暴力加諸身邊的同胞,至今讀到相關敘述仍然令人驚恐與不忍。由此觀之,「暴力」可能才是回顧文革時最真實切膚的議題,需要首先面對。
在文革之外,本期《思想》還刊登兩篇也是適逢週年的反思文章。1956年匈牙利爆發短命的革命,雖然旋即遭到鎮壓,仍然造成了國際共運的嚴重危機。值此六十週年,正在匈牙利留學的李敏剛先生,介紹了當時運動中的重要思想家畢波。在中文世界,大家對「解凍」時期東歐的知識界可能較為陌生,這篇文章值得參考。
另一方面,澳門在1966年12月3日針對葡萄牙殖民者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爭,歷時兩個多月。到了事件平息之後,葡萄牙殖民政府失去權力,形同虛設,澳門實質「回歸」。李孝智先生從獨特的民眾生活角度出發,「拆解」了關於一二.三事件的「文革論輸入論」與「民族主義論」。從這個角度回顧,五十年來澳門的變化,倒真對襯出了庶民「茶餘飯後笑談」中的「平靜」守恆。
本期另有兩篇文章重訪韋伯,其緣起為德國學者蒙森的《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一書最近譯成中文出版,引起了不少討論。這本書所描繪的「政治人」韋伯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當時德國的「大國崛起」,以及一個大國所應該具備的制度條件與文化抱負。蒙森指出韋伯既是自由主義者,同時又支持德國的帝國主義擴張,追求德國的大國發展策略,推崇德國的國家利益。這種兩面性,正好反映著今天中國大陸思想界的兩種可能的選擇。十餘年前,劉小楓、甘陽、張緒東等學者突出韋伯的國家─民族主義一面,彷彿韋伯的政治現實主義可以給中國的崛起提供方向。如今蒙森書中文版問世,為中國讀者提供了完整的韋伯思想肖像,當有助於大家認識韋伯政治觀點的全貌。本期周濂與楊尚儒兩位的文章,對韋伯提出的解讀與檢討更傾向於自由主義。前者指責韋伯的國家主義來自概念上的錯誤,後者則強調晚期韋伯已經在這兩種價值之間作了明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