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封殺的感傷：大島渚的電影告白

　　「他總是選擇面對時代，選擇實驗新的電影形式並向前邁進。」──黑澤清
　　「活在深海裡的魚若不燃燒自己，哪裡都沒有光。」──大島渚

　　影史上，大島渚與黑澤明、小津安二郎齊名。
　　有些導演以鏡頭語言構築自己的世界，有些導演獨鍾世上的某塊風景，
　　大島渚，永遠是用電影去撞擊這個世界的導演。

　　「談到電影，他就是一團火球；但對於電影人、演員、工作夥伴，他會奉獻無限的愛情。」
　　在《被我封殺的感傷》，我們可以發現火種，
　　那是創作路上的迷惘，對體制的抵抗，創作者最深層的恐懼，為何不求完美的吶喊……

　　我們還看到足以包覆火的似水柔情，
　　演員的諄告一語點醒了渾小子，大明星的嫣然一笑為他鬆開枷鎖，坎城艷陽下洗淨一身風塵的熱淚，師徒在片場上舉重若輕的對話……

　　大島渚的文字一如他的鏡頭，永遠就戰鬥位置，大膽而直接地刻畫生死、愛欲、自由、犯罪等命題，對導演、電影、演員、表演作出真切思考，成就了最撼動人心的電影示範。

　　「導演需要的不是具衝擊力的素材或華麗技巧，不過是一雙明亮的眼睛和掌控力而已。」
　　「人類真實的、普遍的生活方式即是電影語言的基本。」
　　「不承擔重擔，又怎麼會誕生偉大的藝術家？」
　　「電影演員不可能扮演超越自己的角色。」
　　「所謂的表演，即是工夫。」

　　大島渚還說：「拍電影就是一種犯罪行為」
　　這本書即是他對自己犯的罪最深情的告白。

名人推薦

　　■ 大島渚的博大精深，讓這本書兼備電影史的趣味（與珍貴訊息），有評論家別具慧眼的犀利，還奉上了時時洋溢的文學情懷。通常，導演「看」演員演出，導演的電影「被（觀眾與影評人）看」。大島渚這本書竟然「看」並「批評」別人的電影，甚至批評一些影評人……如果大島渚只當影評人，像我這種三腳貓就沒得混了──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

　　■「嬌弱的我們，必須繼承他的戰鬥魂！」──導演、政治評論家／田原總一郎

　　■「偉大的導演，偉大的人類。他總是嚴厲質問這個社會，少了他日本或許會變成無聊的國家。」──坂本龍一

　　■「他是我的英雄，我有今日要歸功於他。」──坂本龍一

　　■「他總是選擇面對時代，選擇實驗新的風格並向前邁進。他的電影部部精采，不斷帶給我刺激。」──黑澤清

　　■「我等著再次在現場被您怒斥的日子。」──北野武

作者簡介

大島渚（1932－2013）Nagisa Ohshima

　　1932年 京都出生。

　　1954年 京都大學法學院畢，進入松竹大船製片公司。

　　1959年 5年副導歷練後交出處女作「愛與希望之街」，隔年發表「青春殘酷物語」（獲日本電影導演協會新人賞）。作品中的社會傾向、批判意識迥異於松竹的家庭劇風格，被媒體譽為「松竹新浪潮」。

　　1960年 描寫美日安保鬥爭的「日本的夜與霧」甫上映即遭撤片，大島因此片與松竹產生衝突。以大島為首，年輕導演開始踏上獨立之路，一批持續以電影對社會慣例提出疑問、批評的導演隨後開啟了「日本新浪潮」。

　　1976年 「感官世界」震驚國際影壇，獲獎無數。過激的性愛場面掀起「這是猥褻還是藝術？」的世紀爭論。大島渚站上法庭，以「猥褻有何罪？」、「我拍的是性的自由、愛的純粹」為作品辯護，獲判無罪。

　　1999年 抱病拍攝的「御法度」成為最後作品。

　　2013年 病逝。撐起日本戰後電影的電影人齊聚一堂如此緬懷他：
　　「談到電影，他就是一團火球；但對於電影人、演員、工作夥伴，他會奉獻無限的愛情。」

　　大島渚一生以電影挑戰時代，影響諸多歐美大導及黑澤清、北野武、富永昌敏等日本中生代導演。

【第一章 我的思索，我的風土：職業︱將幻想化為現實】
 
當下，我剛完成一部電影的拍攝，題目是「儀式」。電影講述了一個出生於九一八事變時的男子在戰後二十五年中如何舉行冠婚葬祭等人生儀禮。
 
這個主人公出生的地方是──不，這一點已經無所謂。不管怎麼說，這是部已經完成的作品，問題在於此後要完成的作品。
 
我不禁屈指算了算，到死為止我還能拍多少部電影。再過一年，我就四十歲了。到五十歲的十年間拍十部電影；六十歲為止再拍五部；六十歲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但我想盡可能活得久一點應該也能再拍五部。共二十部。但這種計算方式有點理想化。
 
我希望相信，即使不拍電影，只要本人認為自己是個導演，那他就是個導演。至少，當他拍了某部電影，只要接著拍下一部，即使中間有長時間空白，那也還是個電影導演。但是，如果這中間空白期有三、五年，就很難說他的「職業」是電影導演了吧。
 
所謂職業，如果說最基本的是要能掙錢養家糊口，那麼現在電影導演這個工作是不能成為「職業」的，意即它不是實業，只是「虛業」而已。
 
此時，我們會聽見這樣一種說法：不是挺好的嗎？電影導演是藝術家。別騙人了。且不說藝術家這個詞本來的含義，在現在的日本社會，電影導演與氾濫的藝術家根本毫無干係。
 
法律對這種情況也鄭重地做了限定。根據從今年一月一日起實行的新著作權法，電影著作權不屬於作為創作者的導演，而是屬於電影公司。我作為導演協會成員近七年的時間裡，一直與這條法律的制定抗爭，但終究力有未逮以失敗告終。這個失敗，以及這個時代人們的冷漠，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現在是過於保護藝術家的時代。畫家、音樂家、小說家，你們作為藝術家的權利由法律來保護。從受到保護這一點來說，你們是藝術家，而電影導演絕不是。
 
這也可以說是導演的光榮。有時，我在酒酣之餘會大聲呐喊幾句：小說家、畫家，你們也有過不被賦予著作權的時代！這種情況下，你們艱苦奮鬥，創作了優秀的作品，著作權的概念因而漸漸確立了起來。現代日本的藝術家，因為前人所確立的權利，打一開始就處於被過度保護的狀態。與他們相比，今日未受到任何保護、必須從創造創作條件開始的導演，更能做出優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