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

　　．東京審判究竟是「文明的制裁」還是「勝者的報復」？
　　．同盟國在如何起訴、又如何處置均有歧見，內部有哪些政治盤算？
　　．為什麼不起訴天皇？二十八名甲級戰犯如何定罪、又為何釋放？
　　．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有何不同之處？為什麼不實施第二次東京審判？
　　．靖國神社合祀為何風波不斷？東京審判究竟給日本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華文世界首次引進日本內部論點的東京審判
　　全面、翔實、冷靜、實證。從東京審判的結構如何確立、同盟國如何起訴、為何不起訴天皇、日本如何因應，到如何撰寫判決、為何未實施第二次東京審判、如何釋放戰犯――尤其是甲級戰犯，以及審判對日本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一一呈現日本這個戰敗國家被審判的全景。

　　◎這是一場「文明的審判」，還是「勝者的審判」？
　　在戰後的日本，較之於被審判的當時，屈辱感反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加強，對於審判的意見也激烈分化。而伴隨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感情和道義等糾纏的議題，這兩者已經化為難以和解的「價值對立」。本書的作者又是如何看待審判呢？

　　◎打破中文世界對東京審判的刻板印象
　　在中文世界裡，對東京審判似已蓋棺論定，幾乎聽不到異議的聲音或討論的空間，也缺少對東京審判基於「事實」的冷靜且實證的研究，從而一般讀者形成一種刻板和偏見印象，自居正義，把審判、甲級戰犯、懲罰軍國主義者符號化和簡化。也很少深入思考審判究竟為日本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果」：民主化和安全保障。

特別推薦

　　★★本書榮獲三得利學藝獎（思想．歷史部門）★★
　　★★東京審判研究第一人――「日暮吉延」權威之作★★
　　★★知名歷史學家保坂正康盛讚：「東京審判過後六十年，『歷史』所殷殷期盼的書終於出現。」★★

作者簡介

日暮吉延

　　1962年生於東京。1993年立教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屆滿退學。2000年獲得學習院大學博士學位（政治學）。專攻日本政治外交史、國際關係論。2012年起任帝京大學法學部教授，歷任鹿兒島大學教養部助教授、法文學部助教授、教授等職。

　　著有：《東京審判的國際關係》（木鐸社，2002年）獲吉田茂獎，《東京審判》（講談社現代新書，2008年）獲三得利學藝獎。另合著有《正確解讀東京審判》（文春新書，2008年）等。

譯者簡介

黃耀進

　　曾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員，目前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製作總監。譯有《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合譯有《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台灣人的日語》、《半路上》等書。

熊紹惟

　　國立台北大學財經法律系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目前為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譯有山本英史著〈光棍律的成立及其背景――清初秩序形成的過程〉，收錄於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法律史譯評2014年卷》。
 

東京審判法官團的分裂
 
◎帕爾表明辭意◎
 
印度法官帕爾最初堂堂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時，正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團駁回辯方所提管轄權迴避動議之際。實際上除了印度與菲律賓之外的九位法官，已經達成文書合意，如果判決中出現少數意見，將不對外公開，但晚來的帕爾卻拒絕加入此項合意。當下，法官團立刻陷入苦惱，擔心少數意見可能被公諸於世。
 
如同英國法官派翠克（William D. Patrick）感嘆「帕爾從被任命之初，便採取了與眾不同的鮮明立場」一般，帕爾抵達日本之際，便對「反和平罪」採取否定立場。
 
不過，帕爾卻未料想到審判時期竟會如此之久。原本預估東京審判很快就會結束，因此才答應前往日本擔任法官的帕爾，當他察覺審判將曠日廢時後，即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對首席法官威廉．韋伯表明辭意，希望辭去自己擔任的法官一職。
 
當初明言（東京審判任務）只有半年期間。……基於此一認知，……在高等法院長期休假結束前……本人推遲了所有的重要案件。之後因得知本軍事法庭工作，終究無法在半年內結束……本人為了履行對加爾各答委託人與法庭之責任，必須返回印度。（美國務院文書）
 
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四條b規定，只要「出席法官過半數」之下，便可執行法庭的意思決定。但開庭至今不過才過五個多月，便有法官退出，場面恐怕不太好看。麥克阿瑟反對帕爾辭職，並以之前印度在法官指派上已經造成過一次騷動為由，說服帕爾留任。
 
如此一來不得不滯留至東京審判結束的帕爾，除了上法庭與進圖書館之外，就是蟄居在帝國飯店的房中，分析大量審判記錄與文獻，持續撰寫他的判決意見書，前述那份冗長的判決意見書便是在這種狀態下書寫而成。
 
帕爾的另一個特色，就是缺席公審的次數異常地多。他為了探望臥病在床的夫人，多次長期回國，公審的四百六十六日當中，帕爾缺席日數實際上達到一百零九天（第二名是韋伯的五十三天）。
 
◎首席法官韋伯才是對立的核心◎
但是，法官團不安的因素，並非只有帕爾。尤有比帕爾更甚者，那就是批判「反和平罪」帶有事後法性格，在法官團中帶來緊張與造成內部分歧的首席法官――韋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