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探源：宗徒教父作品集研究(神叢128)

譯者序（張毅民）/ V
序：在教父的教導中聖化我們的信仰（陳菀茹）/VII
編審者的話（盧德）/XI
中文譯本之翻譯對照表（附：英文原書縮寫對照表）/XIII
 
緒　論……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
第一章　宗徒教父與基督徒身分的建立與奮鬥……賀穆‧寇斯特（Helmut Koester）/14
第二章　《十二宗徒訓誨錄》......強納森‧德拉普（Jonathan Draper）/33
第三章　《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簡介......安德魯‧國瑞（Andrew Gregory）/49
第四章　《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與基督徒講道詞意義......保羅‧帕維斯（Paul Parvis）/69
第五章　〈巴必亞碎篇〉……查爾斯‧希爾（Charles E. Hills）/88
第六章　《夸德拉圖斯護教書》……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09
第七章　《何而馬的牧者》......約瑟夫‧范海頓（Joseph Verheyden）/129
第八章　《巴爾納伯書信》......詹姆士‧查頓‧佩吉（James Carleton Paget）/145
第九章　安提約基亞依納爵的書信......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61
第十章　斯米納的鮑理嘉與《致斐理伯人書》......麥可‧何穆（Michael Holmes）/207
第十一章　《鮑理嘉殉道致命紀》......撒拉‧帕維斯（Sara Parvis）/238
第十二章　《致刁臬督書》......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275
 

緒論

　　二、本書中關於各作品的討論

　　宗徒教父作品的研究成果近年來不斷增加，反映出學界日趨理解宗徒教父作品的重要性。許多研究宗徒教父作品的學者們想知道，緊接在新約時代之後的教會到底發生了什麼；對此我們應知道，其實若干「宗徒教父作品」的成書年代與新約作品的年代，有重疊的、也有早於新約作品的。另外，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只針對作品本身深入研究，因為這些作品為後人提供一個窗口，讓人得以窺見第二世紀時，在面臨重大改變與關鍵轉型階段的基督信仰運動，其教會的面貌以及外在的宗教社會力量，使得當時基督徒作者們因此使用了風貌各異的、不同的表達方式。

　　本書第一章的導論介紹，是由賀穆‧寇斯特（Helmut Koester）教授所撰寫。他畢生浸淫於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中，至今已經超過五十年之久。他鞭辟入裡的文章為本書揭開序幕。文中，寇斯特教授涵蓋的範圍，超過了他當時的博士論文。他的博士論文是在探討宗徒教父們對新約作品的使用情形[1]。這件研究成果，是在魯道夫‧布特曼教授（Rudolf Bultmann）---這位二十世紀新約研究與基督宗教源起研究的巨人---指導下完成的。這兩位學界大老，在宗徒教父研究上承先啟後，他們建立的學術譜系與傳統，恐怕亦是巴必亞與夸德拉圖斯非常樂意大聲疾呼的。寇斯特的文章，猶如一股清新之風吹入書中，將他超過五十年的研究心血與結晶編織起來，映入讀者的眼簾。從許多角度來看，他的文章和一般用以介紹宗徒教父作品的傳統文章相較起來，非常不同。他的文章一方面讚賞與推崇宗徒教父作品，同時也提供了極富創意的思考與反省的角度，讓我們重新思考在主曆第二世紀時，到底有哪些力量在影響基督信仰，重新型塑了基督宗教的面貌。閱讀他的文章，使人走入那古老的關鍵年代裡，領略在基督信仰運動方興未艾的關鍵時刻，早期教父們與他人在信仰攻防與爭論的激烈情況。

　　強納森‧德拉普（Jonathan Draper）教授是研究《十二宗徒訓誨錄》的世界級學者[2]。他為本書所撰寫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這件作品文字極為豐富的資源，讓我們可以不斷反省。讀者可能驚訝地得知，《十二宗徒訓誨錄》是現存最早的一份基督徒作品，它明確地嚴禁男子同性性行為（包括侵犯男童，pederasty）及墮胎；但更重要的是，這件作品讓我們一窺早期猶太基督徒團體的生活樣貌，以及他們對洗禮與感恩禮的看法。德拉普教授認為，《十二宗徒訓誨錄》並不是根據《瑪竇福音》所寫成的；反之，應是《瑪竇福音》使用了《十二宗徒訓誨錄》的內容擴增而成。因此，根據他的看法，《十二宗徒訓誨錄》應是極早期的猶太基督徒歷史文獻，甚至可以追溯到主曆第一世紀中期。

　　安德魯‧國瑞（Andrew Gregory）博士為本書撰寫《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的分析文章。他討論了這封書信的成書目的，是試圖解決格林多教會的內部衝突。他強調，在初期教會時期，各地教會團體之間已經存在了訊息傳遞與資訊傳播的網絡；而儘管作者未宣稱自己對格林多教會有何既有的權柄（intrinsic authority），但作者極度渴望格林多教會能恢復和諧。國瑞教授強調，《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是一件受到希臘化世界影響的作品，使用了當時常見的希臘修辭學技巧。關於《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使用新約作品情況的討論，也反映出國瑞教授早年對這件作品研究的豐富成果[3]。

　　保羅‧帕維斯（Paul Parvis）博士為本書撰寫一篇介紹《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的文章。他的好文筆，讓人在捧讀之際，心情愉快。事實上，出於《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作者的尊敬，如果沒有像帕維斯博士一樣的同理心與洞見的觀察力，我們很可能會誤以為《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是所有宗徒教父作品中最無聊、最不具啟發性的作品了。幸虧有帕維斯博士為我們撰寫這篇文章，讓我們不會犯下這種錯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們顯示這件現存最古老的基督徒講道詞中，隱藏在作品本身與寫作目的之中，有如珍珠一般的美麗耀眼智慧。帕維斯對第二世紀基督宗教的研究著力甚深，他針對猶思定的研究即將出版另一本學術著作，是又一個例證[4]。

　　到底是一個愚蠢的、還是忠信真實的傳統？這是很多人在面對希拉波里斯的巴必亞（Papias of Hierapolis）文字，並試圖分析它時會有的疑問。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們，遭遇的困難在於：巴必亞的作品現僅存有殘篇，是後人擷取與抄錄的內容，主要是在安瑟伯（Eusebius of Caesarea）的《教會歷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中。查爾斯‧希爾（Charles Hill）教授從一個學術的、但也富有同理心的角度來檢視〈巴必亞碎篇〉的文字，對巴必亞《主言句解》（Expositions of the Dominical Logia）五卷作品的殘篇文字，詳盡地加以討論。希爾教授對宗徒教父的學術興趣非常廣泛，他在最近出版的書中指出：《致刁臬督書》的作者不是他人，而就是斯米納的鮑理嘉（Polycarp of Smyrna）[5]。

　　被安瑟伯抄錄保留在《教會歷史》中的另一段殘篇文字，是夸德拉圖斯的護教書（Apology of Quadratus），它是現存基督徒最早的護教作品。有趣的是，從現存殘篇中看到，夸德拉圖斯護教的方式是舉出受耶穌奇蹟治癒、甚至復活過的證人，這些人在夸德拉圖斯的年代依舊還在，因此是最直接的耶穌見證人。這種護教的論述方式之所以有力，乃因當時仍是耶穌運動（Jesus-movement）興盛的年代，或至少，有人可以與這些曾獲耶穌治癒與復活的人見到面、聽他們親口證實的年代，因此可以把他們聽聞的證詞傳承下來。或許也正因如此，後來繼之而起的護教家們不再採用這種論述方式。夸德拉圖斯的斷簡殘篇向來被人忽略，但本書卻將其與其他宗徒教父作品賦予同等重要性，給予相當的篇幅，而不是被以註腳的方式略予提及。

　　「奇特」（peculiar）一詞是約瑟夫‧范海頓（Joseph Verheyden）教授介紹《何而馬的牧者》時所使用的形容詞；當然，是否有其他辭彙能被用來形容這部作品，是可以討論的。不過，除了這部作品文字中顯而易見地瀰漫著一股奇怪的末日（apocalyptic，或譯：默示）氣息之外---至少對現代學者們而言是如此，它在早期教會中是一件極受歡迎與重視的作品，不僅以許多不同的手稿方式被保存下來，也頻頻被後代教父援引使用。范海頓教授認為，《何而馬的牧者》的作者是一位以羅馬為主要活動地方的講道人，同時也是一位先知；不過很顯然的，他在當地教會中，沒有任何正式的職務。因此，它顯示出當時羅馬教會是一種由眾多家庭教會形成的、鬆散的邦聯組織形式，任何形式的主教制度（或架構）都是後來才進入這個位於帝國首都的教會中。范海頓教授針對第二世紀的教會，曾為學術專書寫過文章，也曾研究過《何而馬的牧者》作者如何使用新約作品[6]。

　　詹姆士‧查頓‧佩吉博士（Dr. James Carleton Paget）很巧妙地引導讀者穿越《巴爾納伯書信》的重重困難與障礙。佩吉博士在為本書提供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驚艷的，也許是他面對猶太教與猶太人傳統的態度。《巴爾納伯書信》不斷援引舊約文字，但它卻以「非字面」方式解釋經書內容，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刻意要與傳統猶太釋經不同。《巴爾納伯書信》作者樂於「佔領」猶太經書內容，同時採用極端的分裂主義，要從猶太傳統中分離出來。佩吉博士敏銳地提出疑問：到底這代表著基督信仰與猶太教當時正面臨的激烈分割呢？還是反映出當時這兩大陣營複雜的互動面貌？查頓‧佩吉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許多研究《巴爾納伯書信》的專文[7]，在學術界貢獻卓越，他也將相關的主題與廣泛的討論帶到本書當中。

　　每一個關於安提約基依納爵主教書信的討論主題，似乎都是學界爭議不斷的焦點。儘管大多數學者都樂於接受「中編」（the middle recension）以及七篇較短形式的書信，是真正的依納爵書信，但仍有許多人有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人認為現存所有的依納爵書信都是後人杜撰的、託名撰寫的。現存依納爵書信成書年代的確定，更是另一個極困難、棘手的問題，而這也牽連到如鮑理嘉《致斐理伯人書》（Polycarp’s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成書年代的確定，以及安瑟伯的《編年史》（Chronicon）內容的正確性。另外，依納爵書信中的神學，也經年累月地不斷被學界提出討論，如：教會組織架構的興起、教會牧職的三層模式（the threefold pattern of ministry）、單一主教制（monarchical episcopacy）、感恩禮中耶穌基督的真實臨在（the real presence in the Eucharist），以及關於殉道的神學思想。不論何人---依納爵當代的、或是後代的人---對他書信中提及的這些主題有何看法，不可否認的，依納爵視死如歸的英雄行徑，及他對自己將在羅馬競技場裡慘死的景況毫無畏懼，都使人對依納爵的崇敬與尊重，穿越時空、絲毫不減。

　　關於鮑理嘉的《致斐理伯人書》，學界許多人認為，現存作品應是原本兩件獨立的書信，經後人合併整理之後而成的。麥可‧何穆教授（Professor Michael Holmes）在此書的專文，對此論點提出反駁，因此可謂一篇學界極為重要的文章。何穆教授強調，這件作品中「義德」（righteousness）的思想與語彙，是論述的核心，這主題（義德）整合了書信中的所有觀點與看法。他不斷申論「正確的思想」（right beliefs）與「正確的行為」（right behaviours）二者是緊密相連、互相影響的。根據鮑理嘉主教的看法，人如果在「正確的思想」上有缺憾，就必導致無法有「正確的行為」，反之亦然。這也解釋了何以鮑理嘉嚴厲駁斥華倫（Valen）；何穆教授說：「華倫在自己的行為上，否認了『異端論者』藉著言語所否認的」。何穆教授最為人所知的，是他也編纂了一本宗徒教父作品集[8]，而他目前正在為知名的釋經系列叢書 Hermeneia，撰寫鮑理嘉《致斐理伯人書》的分析專書。

　　《鮑理嘉殉道紀》（Martyrdom of Polycarp）在虔誠的基督徒或學者心中，是典型的頌揚作品之一。這件作品儘管有許多描述鮑理嘉死亡過程的血淋淋文字；但同時，文字也表達出早期基督徒面對死亡時，［與世俗］相反的價值觀與態度。殉道是生活的方式、受苦是走向被舉揚的道路、為耶穌而死能使人在光榮中與祂一同復活。撒拉‧帕維斯博士（Dr. Sara Parvis）在本書中，針對上述這些思想多所發揮與闡釋。她早期曾經針對亞略爭議（Arian controversy）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 Marcellus of Ancyra 這號人物[9]。在本書中，她一方面詳細檢視《鮑理嘉殉道紀》這部充滿疑問、學界討論多年的作品，同時也提出她個人極有創見的看法，尤其是針對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及完整性。她在本書專文中，特別分析了當時羅馬帝國的司法制度，從而協助我們理解《鮑理嘉殉道紀》中描寫鮑理嘉被審判時，不正常的司法運作情形，衝撞我們原本對這部作品的認識與理解。

　　《致刁臬督書》目前在學者們手中的文字，既無法判斷何時所作，同時很不幸地，也是一部很早就亡軼的作品。它未被任何一位教父所援引使用過。其抄本是在第十五世紀時，被人在魚販店舖中意外發現，結果又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被火燒毀。幸好它被人抄寫下來，而能流傳至今。抄寫本上的空白處，被不同的抄寫員寫下許多各式各樣的筆記與注釋，這表明了：現存的《致刁臬督書》應是一件被編整過的作品，最後兩章是後來附加的（而前十章中，也至少有一個地方是亡軼的空白處）。前十章是一件護教作品，寫給某位名叫刁臬督的人，作者試圖說服他接受基督信仰中的各種主張。書信文字呈現出一種充滿智識與學問的護教論述，以捍衛基督信仰；在表達基督信仰優越性方面，文字洋溢著一股堅強的自信，刻意將基督信仰與當時主要競爭者---外邦宗教與猶太教---的思想加以對比。

　　[1] H. Koester, Synoptische Überlieferung bei den Apostolischen Vätern,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65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7).
　　[2] 例如：J. A. Draper (ed.), The Didache in Modern Research (Leiden: Brill, 1996).
　　[3] A. Gregory, “1 Clement and the Writings that Became the New Testament”, in A. Gregory and C.M.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9~57.
　　[4] 帕維斯博士目前正與牛津大學黑衣修士院（Blackfriars, Oxford）的單尼斯‧明思（Denis Minns）博士共同撰寫一本書，分析猶思定的《護教書》。
　　[5] C.E. Hill, From the Lost Teaching of Polycarp: Identifying Irenaeus’ Apostolic Presbyter and the Author of Ad Diognetum (Tübingen: Mohr-Siebeck, 2006).
　　[6] J. Verheyden, "The Shepherd of Hermas and the Writings that Later Formed the New Testament", in Gregory and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Apostolic Fathers, pp.293~329.
　　[7] J. C. Paget, "The Epistle of Barnabas: Outlook and Background", WUNT 2.82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94).
　　[8] M. W. Holmes, The Apostolic Fathers in English, 3rd ed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希臘文版本，請見LHH（關於本書使用之英文所寫，請見縮寫一覽表）。
　　[9] S. Parvis, Marcellus of Ancyra and the Lost Years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325~345, Oxford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