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歌哭於斯,省思台灣
戲劇是將虛空的舞台空間轉化為種種場景,然後由演員扮作各別的角色,在其間行動或互動,以產生蘊涵意義的事件,來傳達主題的一種藝術形式;因而特殊時空中的特殊人員或群體的演出是必須的。也因此即使是同一劇目同一劇團同一天的不同場次的表演,在美學的討論上,往往就視為是不同的「作品」。那麼,所謂「同一劇目」的意指為何?是指這些「作品」大體上皆依據同一部「劇本」,所作的演出。因而「劇本」就可以脫離只存在單一「作品」的局限而能在不斷的重新演出、重新詮釋中,無限的孳乳繁衍。
因為「劇本」基本是一種文字的製作,因而歷來也被視為是以語言文字為媒材之藝術—「文學」的一種體類。「文字」作為一種冷媒體,其「閱讀」經驗自然未能像「劇場」那種同時訴諸各種感官之熱媒體,提供那麼豐富具體的經驗內容。但由「閱讀現象學」而論,「閱讀」,尤其是面對文學性的作品,往往包涵一種「具體化」的想像詮釋在其中。從美感觀照與美學品味的角度而言,則質實未必一定勝於想像。同時,古今多少名劇,未必皆有機會在各時各地經常演出,它們的流傳仍依賴的是「劇本」,甚至是「劇本」的翻譯。因而「劇本」或許是為了某次的演出而編成,但演出之餘,能否出版供人閱讀或應用,卻攸關傳統的累積與該「劇」的傳播。
因此,「劇本」的出版,自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戰後雖然戲劇的演出不斷,甚至可以說是蓬勃,但出版的「劇本」卻並不多見。除了表演早已流傳的名劇,主要是翻譯的「劇本」外,一般大抵視「劇目」為劇團的私產,只願「鴛鴦繡出從君看」的自行反覆「演出」,往往卻以「不將金針度與人」的心情,不公開其演出的「劇本」,供大家嘗試與再作詮釋;通常其他的劇團,亦似有默契的不敢或不想染指,這些已然演出的「戲劇」。久而久之,大家就漸漸停止了閱讀「劇本」,尤其是當代演出之本地戲劇的「劇本」。我曾經希望能夠探討台灣現代「戲劇」文學,就像探討現代小說、現代詩、現代散文一般,卻發現「劇本」的出版鮮少,尤其是足以卓爾成家之劇作家的「戲劇集」更是鳳毛麟角;後來草成的「傳統、現代與本土—當代劇作的文化認同」,只討論了:姚一葦、張曉風、汪其楣、賴聲川四人。
但由他們著名劇作的劇名,不論是前於汪其楣的姚一葦、張曉風或後於她的賴聲川和他的團隊,他們的編劇皆以個人感傷流離台灣,追懷大陸故鄉為主:姚一葦的「一口箱子」,主角流落異鄉,卻為了捍衛內裡裝有幾件家鄉與個人記憶的物件,不受察看而意外的給逼死。「來自鳳凰鎮的人」,故事頗具浪漫傳奇意味,但故事卻只發生在同為流落異地的同鄉之間,貫穿其間的其是離散之感與相濡以沫的情懷。張曉風的「武陵人」主角黃道真來到安樂的桃花源(台灣?),卻宣稱那是次等的幸福;強調自己是「武陵人」,來自苦難的武陵(大陸?),因而堅持嚮往回歸武陵。至於賴聲川劇團的「暗戀桃花源」,雖以兩劇同台的方式來表演,但其主題是非常明確的,即使身居「桃花源」的台灣,娶妻生子以至於老死,但心中所恆久「暗戀」的仍是昔日經歷的大陸城市與情人:他們可以大半生生活於玆、以至老死於玆;但台灣對他們而言,終究只是流寓寄居之地。在心態上,他們對台灣只是或單獨或成群的「過客」,終究無法感覺自己是「歸人」而有對此一土地人民的終極認同。
汪其楣收在本集中的兩部劇作:「人間孤兒」、「大地之子」,卻是書寫台灣的經典。「人間孤兒」涵蓋歷史年表、文化對照、地理景觀、歷史人物、族群文化、民間故事、社會情狀、弱勢處境,以至環境與精神污染等題材。歷史年表在「楔子」呈現,以「三字經」括約華夏文明,然後在歷數與台灣相關的史事時,深具創意的是加上代表西方文化與文明成就的年代對照:是以它的視野是中西並包的「人間」;雖然其間台灣的命運,歷盡坎坷近於「孤兒」。但緊接著首段「飛揚的青春」中,當同一首歌由台語轉為國語之後,演出的青年卻放下飛揚高舉的手而掩面遮眼掩耳,成為不具面目,不見不聽的狀態。因而外來文化充斥;主要見於「迪斯可,洋煙」、「兒童美語」、「新宿族」、「白人傳教士」、「夕陽‧球」等段,與「竹簍隊」及本土、族群文化各段,形成對照,但劇作只是交錯呈現,不作任何評斷,留給觀眾自己反思。
地理景觀的段落,則有「台灣面積」、「台灣河川」,然後轉入環境污染的主題:「愛河‧淡水河」、「幽幽基隆河」、「惜別的海岸‧蘭嶼行腳」;然後對照闡明環境與精神污染來自「開發」,因而也演出混沌因被鑿以七竅死亡的「古老的故事」。而自「惜別的海岸‧蘭嶼行腳」起,污染更朝向精神面發展:「舉抗議牌」、「玩具槍打老師」、「吸食污染」、「爆炸沒關係」等段,都有這類「開發」之過猶不及現象的反思。至於族群文化,則有「客家山歌」、「車鼓陣」、「搬演偶戲」(並在偶戲中演了:虎姑婆、賣香屁、蛇郎君等民間故事),以及「雨夜花‧閹雞」(敘述歌謠「雨夜花」如何為日本殖民政府挪用為軍歌;同時表演日治時期台人演出「閹雞」一劇,特地採編了六首台灣民謠;並擴及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對其演出的阻撓與台人的堅持與對抗)。面對日本殖民的歷史情境,則既在「楔子」演出林獻堂前往拜見梁啟超,請益台人出路一事;更在第十三段演出蔣渭水對台灣的「診斷書」,反映台人的自覺。
關於社會情狀與弱勢處境則有「過客」、「文化公車」、「台中台中」以及「女工的故事」、「林秋田」與「李天‧葉美惠」等段,反映了台人的不同選擇,以及雖身居弱勢,仍有其善良與高貴的一面。而終於藉李、葉二人與拾荒人等的收拾整理垃圾行動中,加上自覺青年們的紛紛投入分類收拾整理,表出重建恢復「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的祈願。同時也反映了劇作者們的信念:不論是紛雜的史料或飽受污染、傷害的自然與社會,只要自覺的加以清理整頓,洗去重重塵垢,終究能夠重現「美麗」的本來面目!
對於戰後之初生長在台灣的一代而言,個人的成長經歷,似乎就與台灣社會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的發展是同步的。汪其楣仍不採取以主角個人的遭遇為表現焦點的創作方式。在「大地之子」中,首先藉「台灣飛行」,來為台灣在全球地理上定位,並且確指劇中所謂的「肥土鎮」就是台灣縮影的一個象徵性的市鎮。該劇的趣味,在於「肥土膨脹」之前,包括「童年肥土鎮」、「遠足的心」、「肥土鎮廟會」、「成長的慘綠」都採取類型性的寫實手法:其實反映了工業化、現代化之前,一整個世代人的共同經驗與回憶:上學、南腔北調的同學、遠足、廟會仍然充滿了豐富多元的劇味與孩童自然天真的喜悅;然後是升學、就業與戀愛被禁抑的壓力:所有的情節皆是王國維所謂的「常人之境」;因而足以喚起廣大的共鳴,既溫馨又感人。「肥土膨脹」象徵經濟起飛,人工製品充斥與金融炒作盛行,人心浮動,社會迷失。一九八九年本劇初演時設計「一九九九」的地震為浩劫重生,尋回初心的契機;結果,一九九九年台灣竟然發生九二一大震災,真是歷史的弔詭。但無限追求經濟成長,早就有「寂靜的春天」、「成長的極限」等書的警世在前,進入本世紀以來氣候暖化、環境破壞的危機迫在眉睫,金融亦由風暴而轉為海嘯,全球經濟在合縱連橫之餘,未有不低迷。此時重閱能不有所感慨乎?這正是本劇所以亦是經典之處:是為序。
柯慶明(臺大中文系暨臺文所名譽教授)
新版前言
「人間孤兒」演出於一九八七年五月,解嚴前。這個討論台灣歷史與未來,環境與人情的劇本,引起各方注目。接著將劇本出版成書,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也進一步打開我整理出版自己的演出劇本,和愛管閒事出版同道劇作的遣興小苦路。
一眼望過去,台灣的表演藝術活動興旺,大大小小劇團的演出頻繁。書寫和出版劇本的症頭卻不多。閱讀在地創作文本的雅興就更微少了。
但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呢,就一直做著整理、編寫和出版劇本的努力。到現在也有卅年了。自己的很多劇本還在書市流傳,被人想起,被人遺忘,也被人尋獲。更多早期的劇本已不知下落,只有我和參與過演出的人,以及戲劇文學界的知心朋友記得,甚至念念不忘。
這次承蒙台大出版中心「現代主義文學論叢」柯慶明主編的記得與心願,讓我把散佚難尋的劇本重新修訂出版,真是非常高興的一件好事。在書桌前和徐誌遠、史仰恩兩位二十幾歲的助理查閱相關文稿、掃描珍貴劇照,並一句一句唸著文本校對之時,也恍如回到排演場中和當年的學生演員一起讀劇,一起揣摹,一起上陣的情景。就如演出前後的文章所言,這些文本也是經由演員的身體情貌才得以完成。他們當年多麼年輕,精力多麼旺盛,他們一個個的創造力、想像力,和真情化身在舞台上的能力,更是鮮明難忘。
「大地之子」也是我最喜歡的劇本。每一戲段都是學子們成長的故事,牽連著台灣土地的變遷興替。到了戲的最後一段,一九八九年已覺家鄉面目全非、人心淪落之時,台上發生了十年後的大地震。孩子們從各地趕回家鄉,執著老師的手,唱起童年遠足那一天學唱的歌。果真在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之後,戲中演員來到我家團聚,彼此緊緊擁抱,互相拂去驟變之後的哀傷。而我們都知道,戲劇在身上、心上的刻痕,就是人生不斷前進的力量。
是的,三十年後的他們,請翻開首演資料看看這些劇中的演員名單,他們不但成熟了,也已經是戲劇界、藝術界和跨領域中傑出的工作者,還在為土地、為文化、為所愛的人耕耘滋養和服務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