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的文化記憶：從文學到電影的跨媒介轉換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張看」香港：張愛玲小說的直譯式改編
一、《傾城之戀》：懷舊的詩學
二、《紅玫瑰白玫瑰》：現代性體驗與主體的身份分裂
三、《半生緣》：亂世悲情
四、《色•戒》：重寫民國歷史
五、「懷舊」電影：想像的能指

第三章  香港身份：李碧華小說的改寫式改編
一、《霸王別姬》：性別意識與香港身份的消解
二、《胭脂扣》：香港銀幕「鬼文化」的歷史視野與現代意識
三、《青蛇》：從「情與理」到「情與慾」
四、通俗小說的類型模式與電影的文學風格

第四章  文藝香港：王家衛電影的意念式改編
一、《花樣年華》的「對倒」藝術
二、《東邪西毒》：武俠片的抒情敘事
三、從意念式改編看電影藝術性與商業性的融合

第五章  故事新編：古典文學的解構式改編
一、「大話西遊」的古典傳統與現代意識
二、借古諷今：《倩女幽魂》的人鬼世界

第六章  結論
一、改編的限度
二、藝術形象的融通
三、徘徊的幽靈：視覺時代文學何為？
四、影響的焦慮：電影對文學的闡釋
五、香港的文化身份

參考文獻
附錄  主要參考片目概覽

緒論（節錄）

　　香港電影除了原創劇作受到關注外，改編自文學、戲劇、漫畫的電影也風靡一時，不僅獲得高票房收益，還屢次在中外電影節上獲獎。香港電影改編自文學作品、題材的典範性和多樣化，為電影改編技術和理論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但也出現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在視覺藝術佔主流的當代，文學何為？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影如何「消費」文學經典？電影怎樣抵抗經典名著「影響的焦慮」而成就自身？電影經驗與文學技巧如何相互借鑑？文學改編電影折射了怎樣的文化政治變遷？全球化時代，面對荷里活的強勢入侵，電影改編如何堅守本土性、區域性特色？

　　在香港電影歷史上，有不少改編自文學作品的經典影片，對香港電影的發展、華語電影市場的繁榮產生了積極影響。自一九○五年香港第一部電影《莊子試妻》改編自劉醒龍的小說，到二○○○年最後一部電影《薰衣草》為止，二十世紀的香港總共製作了九零九四部電影，其中改編自文學（及作家直接參與劇本寫作）的電影有一七二一部，約佔百分之十八。根據香港電影評論協會選出百部經典香港電影中，由小說（戲劇）改編的電影有二十七部，將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見改編對香港電影乃至香港文藝創作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香港電影改編文學的類型和題材極其廣泛，涉及中國古典小說如《西遊記》、《聊齋誌異》、《醒世恆言》；古代歷史故事題材有《貂蟬》、《木蘭從軍》、《清宮秘史》；以及五四作家作品魯迅《祝福》、《鑄劍》，巴金《家》、《春》、《秋》、《寒夜》，師陀《大馬戲團》，張愛玲《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半生緣》、《色．戒》；王度盧、金庸、梁羽生、臥龍等現當代作家創作的武俠小說，劉以鬯、李碧華、王安憶、劉恆等當代作家的都市／鄉土小說等。改編自國外名著的香港電影也出現不少經典之作，如《天長地久》（《嘉莉妹妹》）、《春殘夢斷》（《安娜．卡列尼娜》）、《魂歸離恨天》（又譯作《咆哮山莊》）、《慈母心》（易卜生《群鬼》）、《昨天今天明天》（卡繆《瘟疫》）。此外，還有一批改編自粵劇、福建莆仙戲等戲曲電影。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電影得到一批現代作家直接參與製作，大部分編劇和導演都具有深厚的文學素養，給香港電影注入濃郁的文學氣息和豐富的文學經驗。自二十世紀三○年代開始從上海南下的影人到夏衍、張愛玲、穆時英等五四新文學的重要作家，以及一九六○年代以來活躍在香港的金庸、劉以鬯、倪匡、李碧華等本土作家，無不給香港電影的敍事與形式帶來全面革新。同樣，電影的形式與風格反過來也影響作家的文學創作。另一方面，電影與文學互相「影響」的「焦慮」，文學改編電影的「忠實度」也成為當代文化政治的顯影，從中可窺探一個時代的風貌。

　　與此同時，改編引起的種種文化現象值得反思。首先，改編的跨文化演繹問題。李安的《臥虎藏龍》（二○○○年）在海外奪下包括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在內的五十多個電影獎項，同時也引出一系列「中國式大片」的跟風之作。李安將王度盧的同名武俠小說搬上銀幕，突出渲染道家精神及東方俠骨，卻被西方觀眾看成「中國古代的三角戀故事」。《臥虎藏龍》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不僅是文字到影像的轉化，也是中國現代武俠小說到荷里活乃至文化全球化的蛻變，期間折射出文化政治錯綜複雜的關係。其次，文學與電影的雙向互動問題。改編不僅是對小說敍事內容的影像書寫，也是將小說的意念、結構實現符碼轉換的過程，從而促使小說寫作技巧與電影技術經驗的互相借鑑。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將劉以鬯的小說《對倒》的意念搬上銀幕，一部意識流小說經過改編受到西方電影評論界好評，不能不說是改編的成功。再次，「消費」文學經典的問題。「大話西遊」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學院及大眾視野中受到的關注，遠遠超過這部電影本身。其中，最受熱議的話題無疑是「大話西遊」中的「現代」與「後現代」。在全球化跨國資本盛行的時代，面對以荷里活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入侵，香港電影如何吸收中西文學寶庫的精華？在消費主義氾濫的時代，電影如何平衡商業與文藝的槓桿？

　　改編實際上也是編劇問題，這不僅對一部電影乃至整個電影界的水準有決定性影響，也對觀眾的審美觀、價值觀有引導作用。近年來上映的華語片一邊是評論「一邊倒」叫差，一邊是票房狂飆上億，甚至出現「越爛越賣座」的現象。與一再攀高的票房收入相對的是，劇本缺乏原創力、影片粗製濫造、跟拍成風。面對巨大的票房市場，如何告別「爛片時代」，重建民族文化價值是當下亟需解決的問題，而這最終落實在劇本質量上。

　　本書以一九八○年代以來由文學改編的香港電影為研究對象，主要有改編自張愛玲、李碧華小說的同名電影，王家衛導演的《東邪西毒》、《花樣年華》，以及改編自中國古典文學的「大話西遊」、《倩女幽魂》等十一部影片。這些電影或催生了香港的懷舊文化，如《傾城之戀》、《胭脂扣》；或者是香港商業電影中的異類──藝術電影，如《花樣年華》；或者引起社會的關注，如「大話西遊」引發「大話文化」效應；或者開拓了華語電影的鬼片、抒情武俠電影類型，如《倩女幽魂》、《東邪西毒》等，它們承載了香港的文化記憶，顯影了香港文化思潮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