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猶見青山踏遍人未老
「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 拉丁文：「此地乃其啓蒙之所及智慧之泉」) ─ 劍橋大學校訓
海明威在小說《乞力馬扎羅之雪》(“The Snow of Kilimanjaro”,或譯《雪山盟》)一開頭寫到該山位在赤道上，山巔卻終年積雪，被當地土著視為一座神聖之山。有人在山頂發現一隻風乾的豹子屍體，豹子到山頂去做什麼？沒有人知道。
我的書桌上擺著一對貓頭鷹雕像。貓頭鷹不是討人喜歡的鳥，但在希臘神話裡，牠代表智慧。
聰明 (intelligent) 是智商高、學資歷優良、或反應靈敏、耳聰目明；智慧 (wisdom) 則是一種深刻的體認，慧由心生。有智慧的人不見得聰明，但知進退，顧全大方向，尋求永恆。
兩年前「聯合文學」出版我的書《建中生這樣想 ─ 給高中生的20堂人生要課》，大陸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立刻邀約出該書大陸版，上萬冊短短數月內銷售一空。該出版社是共青團的官方出版社，當時的國家主席及總理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均屬「團派」。旋即，臺大附近專出大學用書的「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陳念祖副總編輯邀我寫一本給大學生的書。數度來回，此書付梓。
寫書給大學生內容不應該只停留在大學階段，沒有那麼多好寫的，而應包括為「未來」做準備。其實一個人四十歲出頭，各方面成熟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再過三十年只能增長不到百分之十，這包括生活、專業、人生觀等各方面；而過了八十歲可能愈老愈糊塗，但可能愈有智慧。這本書前六章/第十四章與大學生活有關，後七章是與畢業後的社會相連，最後附加數章(第十五至第十七章)已發表過與我大學生活相關的散文(「我與橄欖球」、 「昨日」 此二章原收錄在夏烈著《流光逝川》一書，爾雅出版；「五十畢業感言」發表在聯合報 )，以追懷那個逝去的年代。如果你要問我，大學時快不快樂？我的回答似是而非：快樂、也不快樂。
這本書以社會現象及知性報告為主，涉及到大學的理想與現實、職場、個人財務經濟、生命過程等。理性的分析及結論不多，因為人的性格及價值觀在大學時期已定型，以後隨環境改變或受他種理論影響常不多。如果大學生已成年，是否有為他們寫一本書的必要？為什麼他們自己不能摸索做判斷？實際上，這本書我只是勾畫出一個方向，多是鋪陳事實及思考模式，大致寫出應注意哪些，以及社會上的一些現象，最後決定還是讀者自己的。我看過一些鼓勵青年上進的勵志書籍，多是八股或高調，看了和沒看一樣。這種書有人寫，有人出版，還有人看，和「我的座右銘」一樣，是一種鴉片，很難成為有效的改進。
這本書裡提到一些現實政治，當然涉及學生運動 ─ 近百年來，五四運動、國共內戰時學生罷課、保釣運動、六四天安門事件……這些都是由大學生開始。我在建中唸書時參入「五二四劉自然事件」對美國大使館及臺北市警局的攻擊，晚間衛戍部隊開入城，槍聲大作，兩個建中學生倒在血泊中，身上還背著書包。在美國唸博士學位時又加入反越戰示威，用手帕拾起催淚彈向警察擲回，以及與國府對抗的保釣運動。諷刺的是：多少年後，我在美國聯邦政府任美國官員(工程為主)，也曾與當年負責鎮壓五二四事件的警務處長的公子在美交友，談到這事……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有為者亦若是。不管學生的政治運動是對是錯，不管是背後被政黨利用或是自發，教授都必須要瞭解及尊重。這不是明辨是非的問題，而是年輕人的天性。如果年輕人個個老成持重，深思熟慮，縮頭縮尾，那麼這個民族就失去活力，沒有希望。二○一四年反服貿運動，我告訴任教的臺南成大及新竹清大學生，我個人百分之百贊成服貿，連原因都沒告訴他們 (也沒人問)，但是去臺北立法院的只要出示手機照片給助教看，就不算曠課。助教告訴我有約十個同學出示照片，卻沒有一個來與我辯論 (也說不定是趁機去看熱鬧的)。因為民主時代不會強硬處理，沒有流血場面，沒有入獄的思想犯，所以現在的學生做不了英雄，有點可悲。不像我年輕時要準備上戰場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又要與國民黨的軍警情治對抗。
我曾是一個自由主義色彩濃厚、叛逆性強的青年，因為政治案件幾乎不能出國。一轉身，大學已離去那麼多年，現在坐在桌子的另一邊，轉變為一個傳統的老師，教起書來了。課堂上也教課本之外那些生活上、人性上、職場上、政治上、宗教上、公民道德上有關的物事；還有教先進國家歐美人及日本人的文化習俗及心態，這是因為我教外國文學，在國外住很久，對他們有相當的瞭解。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應只是為了未來的飯碗做準備及預習，那索性就像歐洲一樣設立許多職業學校算了。大學教育除了培養學術研究人才外，還要培養各行業的領袖或棟樑，所以他們應該對所處社會及世界有多面的瞭解。只有這樣教，才是一個成功的大學教育。
大學有它多采多姿的一面，不同於高中的嚴謹及多方限制，大學自由得多，起碼有選課的自由，上課時間的自由，上課座位的自由。因為如此，有些學生鬼混、打牌、全職兼差打工，也能混畢業。甚至有些臺北一流大學不簽到不點名，考試作弊時老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因如此，以後國家棟樑的為人作事態度可想而知了。
隨著大學數目的增加，各校教育的方向不同，校內更充斥著各種大學生。因為人的性格本來就不一樣，由鑽研學術到混學分的都有，尤其本科生是剛從高中籠子裡放出來的鳥兒，忽然飛入自由的天空，困惑與無從伴隨而來，所以常有「如果我再回到大一」這種文章出現。當然，許多大學生自律頗強，成熟得夠，很快看出自己需要什麼。記得自己大二時就在猶豫是否由工學院轉學到政大新聞系去。四年下來功課極糟，常常缺課，多數時間在橄欖球場、舞會、閱讀尼采、電影院及約會女友中度過，幾乎畢不了業。但是到美國唸研究所卻無問題，攻博士學位更是出類拔萃。為什麼？因為年紀大、心定了。友人李君與我小時玩在一起，不擅唸書考試。多年後他告訴我那時看我們都考入好學校，他心裡很慌，不知自己以後未來如何。我說你國中少年時能有這種擔憂，就代表可能成功。後來他陸軍官校畢業，帶兵，退役，成為成功富有的營造開發商，在臺北建大樓。我說這些，就是要告訴各位，不是只有讀書一條路。因為有許多人不擅讀書考試，這條路走不順並不是這輩子就完了，人的一生上上下下，沒有人永遠是winner。但是成功的人永遠是那種在某一段時期相當努力，以及冒險。小聰明對讀書或事業幫助有限，因為這世界上聰明的人太多了。
經常有人問我現在的大學生怎麼樣？尊師重道嗎？留學外國嗎？重視成績嗎？是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的回答是「難以相比」。今天時代不同，起碼我的大學時代沒有網路，要去封閉式的圖書館查資料；我的時代還有處女情結；有反共抗俄；國民所得與美國比是1:27，現在是1:2.5 ─ 增長了十倍多；我的時代沒有兩岸的競爭，只有戰爭；沒有資本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每家好幾個孩子，現在人口零成長……。如此，大學生的心態也不可能相同，重點不同，資源更是不同，如何相比？請問：我那一代如何與抗戰時的大學生比？那一代又如何與北洋軍閥時的大學生比較？所謂「一代不如一代」正確嗎？ 一次大戰時，純潔的美國青年響應威爾遜總統（Thomas Wilson, 1856-1924）的號召，抱著崇高的理想，為了正義，為了和平，為了保護人類的文明，為了追求個人的新價值走上戰場。到了戰場上，他們看見了戰爭猙獰的真面目 ─ 屠殺、敗德、謊言、混亂、無理性、狂暴，他們嚇壞了，失望、憤怒、茫然、幻滅隨之而來，於是他們成為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筆下「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我們的青年，面對分裂的意識型態，面對苦悶的22K出路，面對對岸強大的壓力，是否茫然與惶恐？還是隨波逐流，又成為「失落的一代」？ 有些人將這些不解訴諸宗教，但是宗教領袖根本無法也無意去解決國家與社會問題，更說不上對外的衝突爭端了。
人類早期由口語得到訊息，然後是報紙印刷物，再進步到收音機、電視、電腦，目前是用網際網路(internet)及物聯網(IOT)來瞭解世界。近百年科技以冪數的速率發展，本書中有一篇介紹未來發展，不知一年後有多少已過時或被取代？書中還談到公民道德，我觀察到任何一個強大的民族，如德、美、日，都是對自己民族有信心，以自己民族的文化為榮，要自強才能堅強，我們的大學生有民族信心嗎？如無，為什麼？書中還提到職場上的許多問題，因為愈來愈走向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這些問題應該提出來討論。
我在臺北唸中、小學，臺南唸成功大學，美國南部的德克薩斯州唸碩士，又去北部的密西根州唸博士，然後在美國各地工作，做工程師，也做行政工作；再回臺灣教書，卻教文學。可說經歷豐富，感觸良多，應該適合寫一本給大學生的書。這本書不是理工，不是文學，反而應該歸類為社會科學。如此，我是跨三大領域了。
我的教書生涯始自臺北世新大學，教授近代歐洲文學、美國文學、日本文學、文學與電影、及現代中文小說與散文等課程， 同時也擔任該校自然科學組的召集人，這是因為我的學士、碩士、博士全部是工程。後來到成大及清華去教書，是在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菁英條款下被聘用。一般是國立大學退休的教授去私立大學教書，我適得其反由私立退休後到公立。因為經歷不同行業，居住不同國家，浸潤不同文化，也跨越人文與科技二大不同領域，與各國各類的人交往。我把這些經歷、思索、談論化為文字。有同學告訴我還要加入一些私人的小故事，一些個人的看法，才能吸引讀者。但是我還是以做介紹為主，儘量的寫成廣而淺的篇章，避免做結論式的論述。
坊間沒有一本專門寫給大學生的書，但單篇文章不可能少，多是勵志性質或大道理鋪陳，如溪水來來回回在山中迴轉。我已逐漸老去，這本書能否給年輕人一些指點，像堂堂流到山腳將出前村的那條澗流，還是老生常談？你告訴我感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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