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

郭秉文
西元1914年6月1日於紐約

孟祿序
 
　　東方對於西方知識的需求，是東方各民族知識分子階層強烈意識到的事。相對地，西方也想了解東方的知識、抱負以及成就，即便這種需求對於西方各國而言，感受並非同等強烈。中國，素來是東方最龐大，而且就諸多方面而言，也最為偉大的民族；郭博士的這本書，描述並記錄了他們晚近以來，為了取得西方知識，所下的種種努力。同時，這本書也清楚爬梳了中國文化和教育制度長期演進下的各個階段。郭博士的這份研究，增進西方對於東方的理解，可謂貢獻重大。

　　長期與中國人接觸的西方觀察家，若較能同理思考的話，會感覺到，雖然就看待事物的觀點和探討的方式，中國人和西方人有所差異，但在才智上，兩方並無根本的不同，也絕對不存在孰優孰劣之分。這種說法，雖然出於他們的自身經驗，但人類文化學家和社會學家，能提出學理上的支持：學者認為，東方與西方的差別，在於知識與技術，並非才智。只不過，由於中國人所操持的生活價值觀念，與西方民族的大為迥異，乃至科學知識與現代技術未獲發展。現在，中國人總算重新看待科學知識與現代技術，想必世界即將就要看到中國快速且根本的改變。

　　進步的產生，大抵靠的是智慧；而智慧，則是才智與知識的加乘，這就如同物理力是質量和動能的交互結果。中國民族，就像單單擁有質量，卻少了動能。中國人已有的才智，如果能夠加上現代科學知識，那麼，產生的結果，西方世界也只能佩服、加倍重視。

　　舉日本人為例吧！他們近來在軍備、商務、科學各方面努力獲得的成就，就是最佳的證明。也許，對於東方民族而言，自古以來就被看重的道德品格，以及社會實踐的成果，比起這些現代生活的產物，更具有本質上的意義，也更有基本價值。然而，西方世界的確對日本近來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而連帶地，東方世界也逐漸同意這樣的看法。

　　中國以和平手段維護了單一國家認同，長達三千年；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中國靠著同一塊土地的地力，就能維繫其組成龐雜之黎民百姓的生計，反觀西方民族，才不到幾百年，耗盡了自己土地的地力。這個國家除了創造出許多最具影響力的現代發明，如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之外，也發展了日常生活可見的機械工藝和商貿能力，足以令人敬佩。中國絕對有能力，利用西方世界開發的方法，發展出一番成就。中國人若把現代科學知識，加到他們在農業、商貿、工業、政治、軍事方面已有的能力上，必能以其形而下的毅力和形而上的道德為基礎，傲然有成；這將使得西方世界不再無知、冷淡、充滿偏見地看待有關中國的一切事物。

　　郭博士的這本書，不僅讓中國人更明白其眼下肩負之任務，也讓西方世界更了解東方正在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關乎東、西雙方，而我們期盼其結果能創造雙贏。
 

保羅．孟祿（Paul Monroe）
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

編者序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這是《說文》對這兩個字的解釋，二字成詞，指的是教誨、培育，是上對下的一種關係，有一種規範性、引導性；惟這個詞，古代並不多見，用得比較多的是「教」和「學」，《論語》的「有教無類」、「學而時習之」、「不學詩無以言」等；《孟子》有「易子而教」；《禮記》有著名的〈學記〉，談「教學相長」；《荀子》有〈勸學篇〉，論學習的重要及態度、方法、目標等。學而設官、設校，便與制度有關了，郭秉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即旨在論教育制度在中國之沿革史。 

　　郭秉文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獲教育學博士。學成返國後，協助籌辦南京高等師範學院，爭取在南高的基礎上設立東南大學，並任校長。中央大學校史，上溯三江，年齡從南高算起，今已超過百歲。在校史上，郭秉文是一位奠基者，在他主持下的南高和東南大學，制度完備，名師雲集，絕對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學，特別是有二項創舉影響很大：其一是開放女禁，招考並錄取女大學生；其二是創辦暑假學校，向社會開放。以今天的角度來說，大學公共化、大學的社會責任，郭秉文早已在實踐。 

　　《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原是他以英文書寫的博士論文，一九一四年在哥大教育學院正式出版。一九一六年，第一個譯本在中國出現，是周槃用文言文翻譯的；此後有二○○七年的福建教育出版社版，列入「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名著叢編」；有二○一四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版，列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由於郭秉文專業教育學者及卓越教育家的雙重身分，此書在中國教育現代化及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上，都影響深遠。 

　　根據本校中文系李淑萍教授〈中大「秉文堂」溯源〉一文所載，在郭秉文曾孫甥女徐芝韻女史的努力下，近年來有關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教育事業的研究，頗為熱絡，這也間接促成了《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在台灣的新譯及其出版，譯事委請畢業於中大英美語文學系的沈聿德負責，李淑萍老師且做了詳細的校訂，由中大出版中心出版。這一方面表示中大對老校長的敬重，另一方面也說明郭秉文這本白百年前的教育學專書，至今仍富參考價值。 

　　這是一部史書，從上古到周秦，乃至從漢到清，是前三章的內容；第四章是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第五章是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第六、七章即「現今」（民初）。可以看出，郭秉文把重心擺在晚清民初，在這個歷史轉折的關鍵年代，中國在抵禦外侮的屈辱與尋找出路的內部鬥爭中，「教育」成了翻轉國家命運的關鍵。 

　　郭秉文以批判的角度，全面考察公共教育制度在中國從古到今的發展，他看出了教育和國家發展的關係，指出中國之所以落後和積弱不振，和教育欠缺「具體」和「實用」、欠缺反覆試驗、和論證推理有關；在教育權責上，一定要盡可能避免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極端化；在課程的規畫上，要提供新世代多樣的機會，要排除萬難讓他們接受基礎科學訓練、學習如何精確觀察並詳實記錄；在教學實務上，不能過分強調背誦，要改善方法，訓練學生觀察力，學習各種技能，應用在問題的解決上。此外，他對於女子教育有願景，對於師資之培育，則有很大的期待。 

　　台灣政治解嚴（1987）迄今的三十年間，教改喊得震天價響，政府被民間逼得往前走，步履蹣跚，亂象紛陳。現在，不論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問題都很多，這個時候，《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文版在台灣出版，應該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借鏡和啟發。 

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暨出版中心總編輯
李瑞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