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分子：共產黨人、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軍人與游擊隊、暴動與革命

　　◎理解霍布斯邦思想必備索引‧2017全新重譯版

　　21世紀還在講一百年前俄國的十月革命似乎過於老派，21世紀的革命在突尼西亞、在埃及，或許在香港。不過每個時代的革命都一樣，它們都暴露了社會的嚴重矛盾，也表現了永遠有一群人，他們對現狀不滿、對理想世界充滿想像，並願意為其努力。而其中總有一個，將變成引爆全世界行動的火花。

　　本書為霍布斯邦於1961到1972年撰寫的書評、文章，以及演講集結。全書環繞著「革命」這個主題。一開始，霍布斯邦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處理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的歷史。接著討論的是無政府主義，每一個嚮往革命的人或都曾為它其中崇高的道德性所吸引，但其在革命運動上的無能卻也眾所皆知，馬克思主義者怎麼看？第三部分則處理自1950年代中葉起便十分活躍的、關於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各種面向的談辯。第四部分的主題是軍人與游擊隊。基於過去對盜匪跟農民起義的研究，游擊隊對霍布斯邦而言並不陌生，此處特別著墨越南、中國的游擊隊，同時也放進了對格瓦拉和毛澤東的觀察。第五部分直接點出這本書的主題：暴動與革命。從農民起義到勞工運動，所謂的暴力相差甚遠，公權力的作用也大不相同，霍布斯邦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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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後，重新閱讀《革命分子》會／該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我們會發現，霍布斯邦提出的問題與思考方向依然具有價值，因為這或許是任何時代的「革命者」，無法迴避的本質，什麼是革命？什麼是顛覆？什麼是暴力？將革命概念置於歷史脈絡中思考，成敗是否必然？當代的現實環境如何與之辯證？理念與現實，如何對話？21世紀，資本主義仍然是我們必須打倒的對象嗎？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不僅將上個世紀的政治與社會動盪，置於歷史的脈絡中解讀，從歷史探究到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評價，評論這些改變20世紀面貌的重要思想及人物；同時，作為一個老派的革命分子，在「革命」這個概念已倍受懷疑（或只是個象徵符碼）的此刻，他的文字提醒我們，面對社會不公義、不平等，基進的方式如何可能，以及其作為一種解方的重要性。

得獎與推薦記錄    

　　霍布斯邦與他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對當代描述、理解，以及引發討論的能力。──《華盛頓郵報》

　　霍布斯邦的才思，在歷史專業這個領域，無人能出其右。──《衛報》

　　這是一本簡潔而可讀性高的著作，任何研究當代革命行動的讀者，都可以從本書中獲益良多。──《新政治家》

　　這是一本難得的佳作，每一篇都見證了霍布斯邦教授敏捷的才情與嚴謹的風格。──《TLS》

　　我們這個時代最為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獨立報週日版》

作者簡介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1917-2012）

　　霍布斯邦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1917）。生於埃及，成長於維也納、柏林，16歲（1933）之後長期居住於英國，1960年代開始不定期前往美國、法國、拉丁美洲任教並從事研究。2012年病逝於倫敦。

　　在動盪的時代裡，有人選擇法西斯，青年霍布斯邦則選擇了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成了他終身奉行的價值。他1936年加入共產黨，1946年進入「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對他來說「黨」（Party）這個字的「P」具有大寫般的重要地位，甚至想像不出如何跟非黨員交往戀愛。但是隨著1948年之後冷戰的到來，西方陣營的共產黨面臨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機，1956年史達林的惡行公諸於世，許多黨員紛紛退黨，霍布斯邦卻選擇留下來；不過他轉而親近義大利式的歐洲共產主義，從「改變世界」轉向「詮釋世界」。

　　一位有著獨特史觀的歷史學家，寫就了膾炙人口的大眾歷史讀物。他認為歷史的推動者不是帝王將相，而是「平凡百姓」，甚至是落草為寇的軍人和牧人，所以寫作了《原始的叛亂》、《盜匪》這樣探討平民叛亂的歷史書；他認為學術不應該為少數人服務，因此書寫了以一般大眾為對象、橫跨三世紀的系列叢書：《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他的著作在1960年代成了第三世界人民反對獨裁統治的思想來源，成了憤怒青年反對傳統、亟欲推倒權威的引用辭彙。

　　1960年代之後，霍布斯邦抱持他的世界觀，成為少數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歐美人士，以他老一輩的「革命分子」身分，關心「嬉皮世代」，秉持無國界的世界主義以及平衡觀察的視野，關切「全球化」議題。

譯者簡介

黃居正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法學博士（D.C.L.），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公法與原住民法，著作百餘種。2016年開始參與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迄今。

知識分子與階級鬥爭（摘文）

也因為這樣，在西方國家的新興革命精神，幾乎都歸知識分子，以及其中邊緣的中產階級（例如具創造力的藝術家），或承認富裕社會的成就，而很正確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該社會缺陷上的年輕中產階級們所專有。先不管像黑人這類不難理解其不滿情緒的特殊少數，典型的革命分子應該是個出身中產階級的年輕人（通常都是學生），而且，他也很想與勞工運動中的左派、社會主義者或共產黨人，劃清界線。即使是像法國的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與義大利一九六九年「熾烈的秋天」，當兩種運動結合在一起，也只有學生才會一腳踢翻資本主義；至於勞工，不論多麼好戰，仍舊在資本主義裡面埋頭苦幹。

我已經說過，一九六○年代後期的這種局面，是短暫的，就像一九一四年以前一樣。這段時期的西方世界，似乎不單是帶著一個對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新解釋，進入一個全新的科技資本主義（有時會被誤稱為「後工業社會」）的境界之中，更明確地說，它是進入了另一段長期的經濟危機。革命運動想要起來對抗的，不是一個「經濟奇蹟」的環境，而是一種經濟上的難題。現在估計其可能引發的基進化政治的數量與種類多寡，還嫌太早。誠然，值得留意的是，在最近一次類似的局面中，右派基進分子比左派的獲利更多。迄今，革命風潮在工業國家中最戲劇性的象徵，仍是在景氣的高峰下，亦即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所開展的那些。如果真要給個預言，一定會覺得光是社會的分崩離析與經濟的萎靡不振兩個因素加起來，就要比各工業國家在兩次大戰之間所發生的任何事故更具爆炸性，除了德國可能是個例外。不過傳統的那種社會革命絕對不是其唯一的，或最可能會產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