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年過後談《黃禍》
王力雄
◎《黃禍》的「預言錯誤」
《黃禍》已經出版十年了，十年變化是非常多的。《黃禍》剛出版時，人們認為它是對中國前途的預言，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向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黃禍》描寫的災難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然而不久，鄧小平的南巡把中國重新推上經濟自由化之路，「六四」後的沉悶和沮喪被勃興的商業大潮一掃而空，政治上的敵對也被紙醉金迷消融，中國的走向似乎就與《黃禍》的描寫分道揚鑣了。
今天，中國的現實似乎離《黃禍》差得更遠。《黃禍》的故事在現實中幾乎都沒有發生。《黃禍》寫到中共內部會有人打「六四」牌，以翻案爭取民意，現實卻是中共要員對「六四」保持一致的強硬態度。《黃禍》寫到軍隊奪取了國家權力，把中共領導人當作傀儡，目前情況卻是軍隊完全被江澤民控制，原來人們預料江是過渡人物已被證明是個錯誤。他不但在鄧後繼續留位，而且穩定地控制局面。
《黃禍》寫到軍事政權引發沿海省份的地方勢力與北京決裂，事實是各地諸侯在重大問題上唯北京命令是從，除了搞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小動作，完全沒有膽量與中央政權對抗。
《黃禍》另一個脈絡是台灣對大陸的介入，實際情況卻是台灣朝野對大陸唯恐避之不及，沒有任何捲入大陸事務的動力。《黃禍》還寫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那時蘇聯尚未解體，現在來看那種冷戰時期的思路十分過時。蘇聯從原來的第二號強國變成了一堆三等國家。危機四伏，國力虛弱，完全沒有能力再與美國對抗。
因此，以占卜的命中率來論《黃禍》，打分應該是「０」。
◎我不想當算命先生
一九九四年我對《黃禍》做了一些修訂，改動了很少細節，主要是把蘇聯改為俄羅斯，做了相應地名和情節的改動，其他方面都與原來完全一樣。
照我的本意，把蘇聯改成俄羅斯都不是很有必要，因為我從來沒有把《黃禍》當成「預言小說」，我也不想成為一個預言家。如果現實真按照我的描寫兌現，倒會使我毛骨悚然－－我成了一個什麼？當年蘇曉康作的序言把《黃禍》稱為「寓言小說」，我覺得更為合適。我要講的是故事之下的東西，不是故事本身。我與蘇曉康至今未曾謀面，也未有過聯繫，但僅從「寓言小說」之稱，我已經感到他是一個知音。
◎《黃禍》的主線是什麼
《黃禍》故事裡那些黨派鬥爭、諸侯分裂或美蘇大戰等都是筆上生花，在稿紙上過主宰世界命運的癮而已，真正推動著我寫下去的動力－－也是貫穿小說的脈絡－－是我對中國社會深層危機的憂慮，中國的現實一是人口最多，二是人均資源最少，三是欲望最高，四是道德水平最低，這四項中的每一項單獨論都算得上夠嚴重的危機，四項湊在一起，又是「四最」，可想而知會造成多麼巨大的失衡。正是這種失衡，是我眼裡中國最嚴重的危機所在！即使《黃禍》表面描述的那些危機全都沒有發生、都是錯的，這一深層危機卻一直是嚴峻而現實的存在。
《黃禍》出版至今的十年，四個「最」的走向如何？首先中國人口又增加了上億，人均資源因此更少，生態也遭受更多的破壞，中國人的欲望有增無減，社會道德卻繼續江河日下，因此四個「最」更加「最」，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加失衡。這說明《黃禍》描寫的深層危機沒有消失，而且仍然在發展，那麼《黃禍》描寫的災難就仍然有可能發生，不同的只是災難由什麼引發和表現為什麼形式而已。沒有《黃禍》那些故事，也會有別的事使那深層危機浮出水面。
◎故事還可能繼續
其實《黃禍》故事中使用的元素這幾年已經有不同面目的出現。《黃禍》開篇寫的是大水，一九九八年長江不是發了大水嗎？波及兩億人口，造成兩千多億的損失。那災難的背後原因就是人口過多，砍伐森林、圍墾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了生態的失衡。
《黃禍》中發水的是黃河，一九九八年的黃河卻是一大半時間無水入海，那當然也是一種生態災難。黃河斷流的天數一九九一年是十六天，一九九五年一百二十二天，一九九七年二百二十六天，斷流長度也從一百三十一公里增加到七百零四公里。危機加深的速度是驚人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斷流的意象比發水還令人沮喪。黃河近年沒發水跟北方持續乾旱有關。其實黃河自身的洩洪能力早已驚人下降。一九九八年花園口一號洪峰的流量僅為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一，水位卻超過一九五八年零點五六米。下游黃河有幾百里高懸空中（高出河南新鄉二十米，高出開封十三米），一旦遇到洪水決堤，破壞將難以估量，成為推動危機爆發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黨內雖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黨內鬥爭說穿了就是爭奪權力，只要權力結構是專制的，得到權力就只能通過鬥爭，平衡必定就是暫時，發生鬥爭才是必然。而社會的基本矛盾從底層向上傳遞，最終也會引發高層鬥爭，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會在高層尋找自己的代表，由此形成向上的凝聚和富集。只要有一天社會的深層危機浮上表面，眼前平靜就會立刻打破。
台灣現在採取對大陸不介入的對策，但是台灣的當權者和百姓不會不明白，近在咫尺的大陸是躲不過去的。只要大陸仍然由中共統治，台灣頭上就時刻懸著利刃。面對這樣的威脅，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只需要台灣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陸推翻中共，台灣仍然會不介入，那不是幫助大陸，是在救台灣自己，現在只是還沒出現那個時機而已。
設想未來，如果中國發生動亂，導致生產萎縮，這塊土地無法再養活如此多的人，被求生慾驅使的中國人就一定會走出國界，走向世界。現在只是為了掙多一點錢，他們都不惜冒死偷渡，將來面對的是生死之交，難道能指望他們坐以待斃？當年幾十萬越南人漂洋出海震動了全球，如果百萬、千萬、上億中國人走向世界，將導致怎樣的反應鏈條？最終造成什麼結局？現在雖然無法預料，但可以確信那必定是致命的。
人們認為《黃禍》中與今天最不貼邊的是美蘇核戰。不錯，俄羅斯現在淪落了，但它仍然掌握著一個足夠把世界摧毀幾次的核武庫。一個掌握著致命武器並且充滿挫折感的巨大窮國，有可能比原來還可怕。說它窮，已經不得不賣家底，但你看它賣的都是些什麼－－蘇凱戰機、宇航設備、航空母艦……這樣一個國家，誰能斷言它將來會毫無作為？
一九九九年四月上萬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震動了中共，也震動了世界。隨後的《亞洲周刊》說《黃禍》預見了氣功團體的強大能量，並稱「文學的洞見往往出奇的準確」。事實上，這種類比多次出現，流民、生態、人蛇等方面一出現問題，就會有人提到《黃禍》。甚至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中國掀起反美運動，也被聯想到《黃禍》中的一些情節。
我則在祈禱，《黃禍》中那些元素的再現到此為止，後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萬不要再繼續成為現實。
◎穩定之下的危機
十年來，我的內心沒有隨時間的過去而放鬆，反而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劫難正在逼近。無疑會有人認為我把問題極端化了。我說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但類似的說法歷史上從未斷過，中國國歌的歌詞也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哪個年代的憂國之士不曾擔心中國要亡？鴉片戰爭面臨的列強、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還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馬上就要沒有明天？可是中國都一樣過來了。今天談論的中國危機，是不是還會像過去一樣，不過是一種當事者迷的過度解釋，中國還是會安然過去。畢竟幾千年的歷史航船都走下來了，怎麼會偏偏就在今天觸礁沉沒？
對此，首先應該談的不是危機，而是中國目前為什麼會這樣穩定？如果真存在那麼嚴重的危機，為什麼現在看到的現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這種穩定之下，感到著最大的危機。
今日中國除了政權以外，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在整體上對社會進行整合。政治反對派、意識形態、國家化軍隊、宗教、公民社會那些任何完善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整體性整合機制，不是已經死亡就是被鏟除，或是在壓制下無法生長。唯一的整體整合力量只剩下政權。中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前所未有的穩定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在這個社會當中，除了政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凝聚社會，引導人民，對政權形成挑戰，一切都只能在政權的指揮棒下運行。
所以，當今中國的基本狀態是這樣的：一方面是社會自由度擴大，出現了很多新的空間，原來那種社會分子之間被強加的剛性連接逐漸解除，但是並沒有新的組織化形式取而代之，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越來越散漫，雖然人人都在鑽營，但都是一盤散沙的個體行為，或侷限在很小範圍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權控制和管理整個社會。形象地形容這種狀態，就是一隻政權的桶裝著十三億人的散沙。散沙內部進行著活躍而無序的分子運動，而桶因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經「脆化」，從毛澤東時代的鐵桶變成了今天的玻璃桶。然而散沙無論如何不會挑戰桶，哪怕桶是玻璃桶，這就是今日中國在外人眼裡顯得穩定和繁榮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穩定並不是吉兆，卻應該說蘊含著極大的危險。危險在於，萬一一次意外的震動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會喪失，社會就會失控，那時的中國將會怎樣，能夠怎樣呢？所有的危機將一同爆發，桶裡的散沙也就會漫天飛揚，無法收拾。
不願意看到這種前景，問題就成了中共政權到底會不會垮？如果它能夠永遠屹立，也就沒有什麼可愁。即使過得不太好，至少不會有大災難。然而回答顯然應該是否定的。不談具體，僅從共產黨自己尊奉的「歷史唯物主義」，世上就沒有永恆的事物，中共自身當然也不例外。何況它的高度腐敗、意識形態缺失、喪失民心等，都已經構成它可能垮台的因素。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它以自覺的死亡挽救中國，然而現實沒有讓我們看到那種前景的絲毫希望。
◎我們能否逃出劫難
有人也許會說，中共政權垮了難道天就會塌？車到山前自有路。歷史有過多次大起大落，政權崩潰也層出不窮，不都過來了。不錯，歷史有多種可能，但今天中國與過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還有一個「框架」在支撐，一個「底座」在承托－－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態。
一個社會發生政權崩潰，只要文化結構保持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調整人際關係原則和價值系統還在，人們就可以在沒有法律和警察的情況下自行維繫，社會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發散的，即使社會失去了政權的整合，也仍然可以維持基本穩定，獲得一個緩衝時間以重建政權、法律等上層建築，繼而重新整合社會。
如果這種文化結構沒有了，那就危險了。人們只要沒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損害，那麼政權垮台，控制消失，人與人的關係就將以爭鬥為主，社會因此會進入發散狀態，動亂將迅速放大，社會重新建立統一政權和有效法律的過程，將需要漫長時間。
如果那時人口不多，有一個好的生態，事情也不會到最糟程度。人們雖然不能同舟共濟，共渡難關，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塊地耕種，找一片水捕魚，或是找一片樹林狩獵，總之能活下去，直到社會重新穩定，建立新的整合。而且在好的生態環境下有重新建立整合的物質基礎，人們也有為更大利益而聯合的可能，因此那種整合會從局部逐步向整體擴展，最終實現新的統一。在那種過程中，即使社會政治發生大變化，卻不妨礙民族和文明的延續。歷史上很多民族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今天面臨的狀況可能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絕望，今天的中國既失去了能夠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沒有了能在最後關頭承托社會的生態底座，一旦唯一能夠進行整體整合的政權垮掉，就可能落入一個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墜落過程。最終災難非常可能是毀滅性的。人類歷史曾數度發生過大文明的毀滅，我們沒有理由盲目相信中華民族一定不會滅亡。
嘲笑這種擔憂是容易的，但遠不如正視這種擔憂對中國更有益。「杞人憂天」頂多是白費了憂慮，而「不見棺材不落淚」卻會在看見棺材時悔之莫及。前者的代價微不足道，後者的代價卻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識經常告誡「以防萬一」，那麼哪怕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只有萬分之一（何止），我們也只用萬分之一的力量應對，十三億中國人中就至少應該有十三萬人投入為危機做準備。而事實上有幾個人？且都被視為「有病」。
悲觀論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導「臨事而懼，三思而行，好謀而成」的慎行原則，就是要多考慮不好的可能。從這種意義上，悲觀有其獨特的價值。然而悲觀論者面臨一種悖論，人們如果聽信他們的預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們的預言就會落空，也就會因此被譏笑為杞人憂天。
所以萬能的上帝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做預言時總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人們全都不信。
二○○一年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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