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從資源到能力的傳播經濟分析
「媒體經濟學」，對不少傳播學門的工作者而言，就算不是個令其直覺上感到不快的字眼，至少也是個應該要盡量敬而遠之的場域。
這種不適感，自然是與「經濟」一詞所誘發的聯想與生理反應有關。在傳播與媒體研究領域，「經濟」不是中性的用語，而是與效率、單向度、商品化、媒體操控、產業發展等概念連結的詞彙，其與媒體事業應有的公共性、多樣化與獨立精神，經常是存在著高度張力，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但「經濟」可以有、應該有的指涉，難道就真的僅止於此？如果我們回到經濟「經世濟民」的初衷，讓這世界被經營得更好，讓人們可以過得更幸福，那麼經濟一詞，就不會被狹隘地等同於是不在乎理想的同義詞。只追逐獲利，罔顧更值得追求的社會目標。
對媒體經濟的偏狹想像，源自經濟學的解釋權，已被強調效率的工具理性的新古典主義經濟所壟斷。這一點在過往其實已被討論甚多，傳播學界對這樣的經濟分析的偏向，除了持續採取批判的態度，更常見的姿態與解方，是另行標舉「政治經濟學」的大旗，以有別於媒體經濟學引發的僵化指涉與聯想。
但如同文化研究健將Lawrence Grossberg 所觀察的，這種對僵化的對抗，引來了另一種僵化，傳播與文化研究者批判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經常是他們想像中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而不是充滿動態的經濟學與經濟世界; 非常弔詭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主流經濟學失去了政治面向，但政治經濟學本身卻又漸漸失去了經濟分析。傳播與文化研究有迫切的需求，重新檢視經濟動態對傳播與文化的真實影響為何。
北歐的三位學者Cunningham, Flew & Swift 於2015年出版的《媒體經濟： 媒體研究的關鍵概念》（Media Economics：Key Concerns in Media Studies）一書中，同樣也認為過往媒體的經濟分析過於偏狹，他們列舉了媒體經濟分析五種可能的方法，分別是：新古典（主流）、批判政治經濟、制度經濟、演化經濟與個案研究法。
我從2007 年起，陸續從事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在2014 年出版了《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一書。這本書則是試圖提出媒體經濟分析的第六種方法：福利經濟學的傳播經濟分析。
這本書的立論基礎，主要援引印度裔經濟學家沈恩（Amartya Sen）的思想體系。沈恩的特殊之處在於，雖然被定位為經濟學家，但「政治」與「經濟」在他的思索與論述中，幾乎佔據了等同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前者更重要的話）;沈恩或許會被標籤化為自由主義者，但若仔細檢視其主張，在特定面向，甚至比社會主義者更基進。
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主要是從新古典主義經濟，「將世界的複雜性，簡化為以市場為唯一依歸的數學模型」來加以批判 ，沈恩則是少數從「主流」經濟學的內部，試圖恢復經濟學原有的倫理基礎與人本關懷。
在自由主義的傳統中，有社會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之別，前者以羅爾斯（John Rawls）為代表，著重的是社會制度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後者的旗手則為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強調市場自發性秩序的重要性，認為諸多自認出發點良善的社會設計，終究導致的會是通往奴役之路。而羅爾斯身為政治哲學家與海耶克的經濟學家定位，隨著知識學門的建制化，似乎也成為政治與經濟學研究的意識型態基礎。諷刺的是，現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卻已成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在倫理基礎上，已然分道揚鑣。沈恩的社會福利分析，結合了經濟學家關注的物質福祉，以及政治哲學家關心的個人權利與正義，成就了其自成一格的「政治經濟學」。
本書則是試圖探究，這樣的社會福利分析，如何應用於傳媒的經濟與政治分析，這樣的傳播經濟分析，又與其他傳播經濟分析呈現什麼樣的相對關係。
我個人的學習與思考歷程，在碩士階段之前，念傳播學院，受左翼批判思想影響較深，後來因緣際會，改念了商管學院，尋求理想的可實踐出路。博士班畢業十多年，傳播新制度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的探索，是我在這兩種訓練與價值系統間找尋個人、媒體與世界之新可能的一段旅程。這本書的出版，是我告別這個探問的小小註記。
本書得以完成，要特別感謝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Thomas Jacobson教授，慨然提供他尚在草稿階段、以沈恩思想為基礎的發展傳播論文，其無私的分享，讓本書受益甚多。此外，黃雅惠小姐、韓佳陵同學，在書籍編輯與設計上出力甚多，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最後，這本書要獻給欽昭，是她讓我在跌跌撞撞中，總還有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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