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探

〈導讀〉事物的真相
臺大外文系副教授　陳春燕

    《密探》是康拉德豐實的寫作生涯中極不典型的作品──這是他少數並非以歐洲之外地區為場景的小說。
    波蘭裔的康拉德出生於一八五七年，母親、父親在他年幼時相繼過世，他自十七歲起，便開始在商船上工作：青春盛年的大半時間，康拉德若非在海上度過，便是在海外的港口城市工作。時值十九世紀後半葉，他隨著不同的歐洲商船（尤以英國商隊為主）遠渡重洋，從澳洲、遠東到南亞，從中南美洲到非洲大陸，無數次的出海，恰恰勾勒出當時歐洲帝國勢力征服全球的軌跡。當他三十一、三十二歲之際開始嘗試寫作，這些海外經驗便成了筆下最實在的素材。從最為人熟知的中篇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到《吉姆爺》（Lord Jim）、《碼頭老大》（Nostromo）等重要長篇，乃至於他多數的創作，都以他在世界角落的見聞為藍本。
《密探》則是少見的例外。
《密探》將鏡頭拉回倫敦，內容上則環繞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家政治意識型態在思想及行動上的角力。
小說所設定的背景時間為一八八七年 ，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五十週年，大英帝國盛景空前。但那也是英國內部紛爭四起的年代：財富分配不均，失業率居高不下，對愛爾蘭的高壓統治也日益引發民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倫敦便曾發生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而政府採取的回應方式是以現代化的警力強勢鎮壓。
這個歷史時空也彰顯了，當時社會上不同的政治理念尚有機會相互爭逐。例如，社會不公，使得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有一定的擁護者；甚至無政府主義組織在當時都是合法的，也能在社會空間中維持一定能見度，出版書刊，爭取發言。而各式紛陳的政治選擇，構織了《密探》的內容肌理：小說中，我們看見不同的（男性）角色分別有機會長篇大論，各自發抒在政治光譜上或右或左、或自認比左更左的殊異立場。唯一例外恐怕是主角維洛克，而他的不願表態，與他選擇擔任雙面間諜，互為表裡。
與《密探》緊密相關的另一個時間點，則是小說情節核心──格林威治公園爆炸案──所參照的真實歷史事件。
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五日，格林威治公園皇家天文台附近，法國籍無政府主義者波爾丹（Martial Bourdin）手持的炸藥突然爆裂，沒有傷及無辜，卻炸死自己。康拉德在一九二○年《密探》重印本的自序中，自陳小說的靈感確是一八九四年的爆炸案。其時，英國大眾傳媒頗有煽情八卦風氣，各報對爆炸案投注了高度關切，甚至在毫無證據情況下推敲出陰謀論，直指這是鎖定天文台的恐怖主義行動，只不過波爾丹行動有所閃失，誤炸了自己。簡言之，這在當時是起爆炸性新聞事件，但事件來龍去脈，事實上至今無解。
一八九四年對康拉德本人恰巧是個關鍵的時間座標。那年一月，他決定取消與一家商船的工作合約，也就此終結他將近二十年的海上生涯；二月十日，他的舅舅過世（舅舅是康拉德成為孤兒後的監護人，亦是主導他選擇船員工作的重要人物）；這年，也是康拉德第一本小說被出版社接受的時間。換言之，這正是他人生重大的轉折點，他對寫作開始認真實踐。
《密探》撰寫於一九○六、○七年間，正式出版於○七年。當時，前述幾部後來堪稱他代表作的小說皆已問世，雖然康拉德尚未得到足夠的肯定，但他曾透露，一九○六年前後，他對於「事物的真相」極度敏感，卻總受到外在世界平庸、膚淺價值的干擾，深感孤立。那是個他稱為他「站定不動」、亟思改變的階段。
假使康拉德此刻正在尋索下一部小說題材，回望的是一八九四年（以及穿過一八九四年上溯的一八八○年代末期），這個動作，除了讓他得以反思日不落帝國時期英國的社會現況，更是他對自身創作志業初始點的一次回顧。
也因此，《密探》應被理解為康拉德希冀解決自己對「事物的真相」探求的過程。有趣的是，他所揀選的，卻是曾被戲稱為「波爾丹烏龍事件」這起看似如此靠近卻又難以解碼的新聞案例。而他處理的方式，不是企圖忠實仿製歷史上的波爾丹事件，而是藉由一個表面形似的情節，暴露出小說不同人物對故事中爆炸案緣由似是而非的各自表述，也就此暴露不同政治信仰各自的執迷。
這其中，有主張歷史是由生產、經濟活動所推動的唯物主義者（「假釋聖徒」麥凱里斯）；有堅信無產階級革命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者（自稱為「恐怖分子」的揚德）；也有打著客觀科學名號，以假醫學分析「中產階級墮落劣行」者（綽號「醫生」的奧西彭）；還有身上隨時攜帶炸藥，隨時準備以身試法，以行動摧毀社會教條規範者（人稱「教授」的炸藥製造者）。此外，更有維洛克背後的金主，逼迫他製造驚天動地事件以喚醒中產階級的俄羅斯官員（瓦迪米爾）；以及同情小偷卻無法憐憫無政府主義者的倫敦警探（錫特），對法律有一定的信心，卻需要收買維洛克這樣政治態度模糊的人，為他提供國際情報。
康拉德在《密探》中毫不避諱地對這些政治論述者的盲昧提出批判，而他批判的方式是從人物造型下手。康拉德從不害怕動用刻板印象，因為他有能力將刻板印象予以複雜化。而在《密探》中，他刻意採用十九世紀末流行的面相學（奧西彭即是這種偽科學的信奉者），讓角色的外觀透露他們的心性。因此，讀者應可留意小說中每位人物的外表形貌甚至衣著打扮：維洛克、麥凱里斯都被塑造成臃腫、蒼白的胖子，符合他們不事生產、寄生社會的個性；錫特則本有堅毅信念，但臉上肥肉讓他的矛盾性格露了餡。
維洛克的小舅子，智能不足的史蒂夫，是小說中難得面容清秀的男性，也的確不時展現對他人真誠的情感。然而姊夫的私心，終究導致了弱勢者史蒂夫的悲劇。
而如果小說表面上的微言大義多半聚焦於維洛克和革命分子這些欠缺自覺的男性人物，小說底蘊卻是不斷將重心拉往兩位女性人物。康拉德曾說過，維洛克的岳母，溫妮的母親，是小說中唯一有道德自省力者。他也曾指出，這部小說事實上是部溫妮的個人歷史。
後者這樣的說法，或有誇大之嫌，但若從小說篇幅編排來看，後半部確實將視角轉往溫妮，漸次鋪陳出她下嫁其貌不揚的維洛克背後的妥協（也因此，除了維洛克的雙面政治奉承值得注意，溫妮的表面順從與內心算計，也是某種雙面性）。而小說後半部的情節高潮以及結尾，更是全力鎖定溫妮的心理轉折。
《密探》事實上還有另一個主角：倫敦。如上所述，這是康拉德難得以倫敦為主場的故事，然他筆下的英國首都，不是繁華昇平，而是擁擠（大倫敦地區人口四百萬人）、失序（都市規畫糟糕到門牌號碼漫無章法），個人獨特性被壓抑，卻也沒有任何能帶來正面意義的集體性。康拉德在回想創作始末（即他那段「站定不動」的階段）時曾提到，他在構思小說的過程中，突然之間，一個巨大的城市的影像浮現在腦海：「一個人口甚至超過一些洲陸的恐怖城市……那裡，有足夠空間包納任何故事，有足夠深度接收各種激情，有足夠多樣性容許各式場景，也有足夠的黑暗埋葬五百萬條生命」。
《密探》除了在嚴肅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亦是當代英國大眾傳媒熱衷的題材。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已四度將小說改編為影集。而英國媒體也總愛順勢將BBC每次的改編串連至不同年代的國際政局危機時刻，主要原因自是書中的恐怖主義元素──媒體總喜歡標舉《密探》如何遙遙預示了後世人的生活日常。
《密探》確實是歐美小說中最早開始探討恐怖主義的作品之一，不過《密探》首先在回應的仍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景況。炸藥發明於一八六六年，隨後不久便開始被用在政治運動中；光是一八八○年代的倫敦便出現過十數起炸藥攻擊。
其次，小說中所提出的恐怖主義信念，具有某種特殊性，倒未必能與我們這個時代多以伊斯蘭聖戰或反美、反西方為訴求的恐攻直接類比。《密探》中的恐怖主義傳聲筒，是俄羅斯駐英外交官瓦迪米爾，是他建議維洛克將攻擊目標鎖定在格林威治天文台，以製造一種純然的攻擊、毫無理由的褻瀆：他以為，科學正是當時幾乎帶有宗教地位的流行物件，攻擊科學，便能達到前述的純粹性，至於天文台（那裡有個標示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時鐘），便是當時科學神物化的象徵。
這是十分精準的觀察。一八八○年代，世界各國紛紛開始倡議將時間標準化；一八八四年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會議，更是確認了國際時區制度，以英國自十八世紀中葉便建立的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線作為基準。
時間的標準化，意味著生活秩序的標準化、工作節奏的統一，最終得利者，是那些需要工人按表操課、付出高效能勞力的資本家。於是，攻擊天文台，表面上是在打擊科學，骨子裡是在控訴資本制度對於人類生活的全面性掌控。
康拉德小說高妙之處便在於，這樣一個犀利的觀點，卻是由一個動機猥瑣的小人來提陳。小說家對於政治現實的論斷、他對人性的好惡，也因之難以黑白分明。《密探》一方面說了一個戲劇張力十足的故事，也拋給讀者一道關於作者道德曖昧性的難解之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