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文隆序
又出書了，這是我接到舍禾電話邀請時的第一個反應。舍禾真能寫。以前的四本巨著他都有送給我，及至我讀了他寄給我的這本文稿時，真的服了他，竟然重複性很少，可讀性很高。
我對溫州教會的領袖、行政體系及神學教育並不陌生，然而，這本《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卻是很有系統的以溫州地方性的特色，拓寬我們對溫州基督教會的視野及其對她屬靈資產的認識。
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這位溫州傳道人在美國以十年的功夫一面牧會，一面修讀碩士、博士學位。這些過程不斷地提升其教會理念及學術能力。基於他願意學成歸國，貢獻教會的熱誠，這本書就不只是有報導性、學術性、實用性，更是有挑戰性、前瞻性、期許性。我盼望當代溫州的教會領袖能以此書來琢磨，反省，與年青的一輩共創溫州及中國教會的未來。
海外的讀者更能從此書看到當代溫州教會——中國的耶路撒冷的全貌。雖然溫州教會有弱點待改進，但我們仍可吸取其在海內外創立教會的精神，欣賞其對神話語的認真，嘉勉其為突破現狀所做的努力。求神使溫州教會成為中國教會的祝福，更求神使用舍禾在神州大地以文字、以信息，帶領更多人成為主的門徒。
蘇文隆
正道福音神學院榮譽教授
2016年4月20日
楊鳳崗序
我關注溫州基督教已經多年，一直想做個系統的研究，但一直未曾下筆。閱讀舍禾的《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書稿，勾起很多的記憶、聯想和反思。
溫州基督教的神蹟奇事
從2000年開始，我在國內開展宗教社會學田野調查研究，最初的課題是研究「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基督徒倫理」，從宗教社會學著名的韋伯命題入手，了解當下基督徒在工作倫理和生活倫理方面的所思所行，以及他們所在教會的教導。我們用了三年的時間，在全國八個城市，對基督徒及其教會進行了訪談和觀察，包括兩個西部城市，兩個內陸城市，四個沿海城市，其中就包括溫州。完成了八個田野調查報告，但是由於種種困難，至今隻發表了其中三個，不包括溫州。在溫州進行田野調查的課題助理是李峰，當時是上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他對於溫州城鄉結合部基督教的研究，是國內第一個宗教社會學實證研究博士論文，後來得以出書，可惜起了個繞口的書名《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性位秩——华南Y县X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很多精彩內容在出版審查過程中刪掉了，實在可惜。
閱讀李峰的訪談記錄和田野筆記，讓我對溫州基督教有了初步的感性認識。其中，一些神蹟奇事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他在訪談中了解到，有一位基督徒老太太，有一天一覺醒來，自家的房屋全都倒塌了，原來是文革之中武鬥兩派那晚打得熱鬧，甚至炮轟對方，導致很多房屋倒塌，但老太太安然入睡，未受驚擾，毫髮無損地走出了坍塌的房子，鄰居看到無不稱奇，認為是耶穌保佑，因此紛紛信耶穌。再比如，有一個村民被鬼附了，這在民間信仰非常流行的溫州並不少見。那一家人請基督徒去禱告，信耶穌，鬼就離開了，病就好了。不過，那個鬼卻轉移去了村中另外一家，基督徒就去那一家禱告，信耶穌後，病也好了。可是那鬼又轉到另外一家，再禱告，信耶穌，又沒事了。就這樣，很短時期內全村人都信了耶穌 ，鬼就不再來攪擾了。作為宗教社會學學者，我們在實證範圍內無法證明那樣的神蹟奇事的真實性，但是，我們卻實際觀察到溫州基督徒信仰的真誠，信仰效果的實在。
其實，基督教在溫州存活和復興本身可以說就是個神蹟，是個僅靠簡單的邏輯難以推導出來的現象。舍禾在此書中提到溫州民間有個順口溜描述溫州的狀況：「50年代的海防前線，60年代的武鬥火線，70年代的投資短線。」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從1949年以來，溫州至少有三次被定為全國的試點：1958-1959年的『無宗教區實驗』，1996-2001年的『制非運動』試點，2014-2016年的『強拆十字架運動』。」但是，根據舍禾在《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記載，就在黨國宣布溫州已經實現了剷除宗教的時候，一位名叫林乃娒的年輕人在1959年決志信主，成為日後溫州基督教發展的重要領袖之一。從1960年開始，在溫州市區五馬街成立了第一間家庭教會，1961年發展成3間，1962年發展到14間，1963年達到78間。面對基督教的「死灰復燃」，當局很不甘心，「文革」開始後關閉了所有宗教場所，但是，就在1967年9月，溫州和梧田約300人在甌海沙灘頭受洗，1968年年4月，新橋教會100多人受洗，1969年5月，18位青年人在下嶴受洗，成為教會復興的骨幹精兵。1970年，「溫州市區教會」成立，並且分成六個片區。1971年，溫州五縣一市共600多位青年在瑞安舉行了兩天的聯合聚會，成立「溫州地區教會」，選立各縣負責人30多人，從此每年舉行片區小議會三次，聯合大議會一次。這樣的事情在「文革」期間發生，實在是局外人難以想像得到的，但卻是實際發生了。
基督徒認為溫州基督教的發展是上帝所行的神蹟，對於宗教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面對宗教壓而不倒、毀而不滅、越挫越奮的現實，超越意識形態的束縛，提出符合科學原則的理論解釋。
溫州的基督徒商人企業家
在2006-2008年，我組織開展了「信仰與信任」研究，訪談七大信仰體系（包括五大宗教加上儒家和無神論共產黨員）中的商人企業家，了解他們如何在生意關係中信任客戶、員工和其他人。期間，與李向平教授等人一同到訪溫州，參觀了一些基督徒企業的廠家，訪談了基督徒企業家數人。當時我就注意到，很多基督徒的企業以聖經或基督教的名詞命名，這些基督徒「老闆」們給出的理由是以此提醒自己和員工，要通過企業做光、做鹽、做見證。這種做法的普遍程度，在舍禾此書中得到印證。
那次在溫州，我們訪談了時任溫州總商會會長、神力集團老總鄭勝濤先生。當時他剛剛參加完一個行業協會的成立大會，口袋中揣著他在那個大會上的講話稿，拿出來給我們看，內容包括提醒會員堅持誠信。鄭先生跟我們講了他的信仰見證和從商經歷，顯示出這二者的難解難分。作為准官方性質的工商聯負責人，他不能把基督教的信仰掛在口頭上到處宣講，不過，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公開的，而他所宣講的很多商業倫理原則，顯然是出於他內心的基督教信仰。
那時，在全國已有超過一百個異地溫州商會，我在很多城市遇到過溫州基督徒企業家或商人，他們組織團契或教會聚會，也向當地人傳福音。舍禾的書中提到，在八九十年代，一些在其他省份偏遠鄉村走街串巷彈棉花、修皮鞋的溫州人中，有些就是基督徒，而且後來成為當地基督教發展的活躍分子。自從2009年以來，我去過歐洲幾次，在義大利的幾個城市都遇到溫州籍的基督徒商人，他們不僅在生意上勤奮努力，而且熱衷教會生活，樂於分享他們在生活中的信仰經歷，包括個人的悔改和轉變，在生意和生活中的成功與失敗，處處見證上帝的奇妙和看顧保守。在法國，在西班牙，在以色列，在迪拜，我都遇到過這樣的溫州基督徒商人。
無論是商人還是基督徒，作為人，便都有人在罪性中的掙扎。不過，因為有了信仰，溫州的「老闆基督徒」群體便展現出一些獨特的魅力，成為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中國和世界經濟舞台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舍禾的新著專列章節，討論溫州基督徒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
那次去溫州，令我倍感驚奇的另外一點，是溫州基督徒的聖誕節慶祝。整個12月份，各教會輪流做東主辦「聖誕酒」聚餐。這在舍禾的書中得到印證。雖然稱作「聖誕酒」，卻是沒有酒的宴席。他們一般租用旅館大廳，邀請親朋好友幾百人歡聚一堂，一邊享受豐盛的桌上食物，一邊享受台上福音性的文藝表演。那種熱鬧景象，無酒也醉人。有些教會還在晚上燃放煙花，把溫州的天空裝點的絢麗多彩。
溫州的政教關係
2014年初的一個夜晚，我被放在床頭的手機鈴響吵醒。那時我才剛剛學習使用微信，還不熟悉基本功能，半夜裏突然開始叮叮不斷，原來是被朋友拉進了一個溫州基督徒微信群，他們正熱鬧地發帖，急切地介紹溫州各地正在開展的強拆十字架的最新情況，熱烈地討論應該如何應對。有人草擬了一個聲明，點名要我給予評論和建議。本來我睡意很濃，但是只好起身回復。在那之前，對於溫州基督教，我只不過是一個遠距離的觀察者。自從那夜之後，我感覺自己如同成為與溫州基督徒日夜廝守的鄉親。在隨後的日月裡，歐美的媒體記者紛紛發郵件、打電話，就溫州強拆十字架、中國基督教發展、中國宗教政策、中國各宗教的發展狀況等問題不斷採訪我。原本安靜的書齋，從此再也沒有安靜。
我們研究中心原本就籌劃在2014年5月舉行一個有關宗教自由與中國社會典型案例學術研討會，邀請維權律師、一線牧師和相關學者參加。突然冒出溫州強拆十字架運動，自然成為會上關注的當下事件。基於中國的現實，本著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憑信仰所持守的盼望，我們在會後聯名發表《宗教自由普度共識》。會議的主要組織者和普度共識的起草人之一是張凱律師，那時他在我們研究中心訪學。會後不久便訪學期滿回國，很快便投入到溫州基督教的維權行動中。他的維權戰略與策略令浙江官員倍感窘迫，終於撕破法律偽裝，在2015年8月把張凱和幾位維權牧師拘留、控罪、秘密關押，半年多後才逐一釋放。這一系列事件，愈加使得溫州成為我日日夜夜牽掛的地方。
因此，當舍禾弟兄寄來2015年出版的《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時，拿著這上下兩冊巨著，不僅感受到著作本身的厚重，更感受到溫州基督教所承載的當代中國政教關係史的沉重。2016年初，他又寄來《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書稿，並且邀請做序，我自然感到義不容辭。我相信，在當下和今後很長一段時間，溫州教會的命運都將是中國政教關係走向的一個風向標。
區域宗教研究新方向
溫州的宗教情況能夠代表中國的整體狀況嗎？當然不能，因為中國很大，各地差異很大。但是，由於黨國在溫州過去幾十年來打壓基督教的種種實驗，由於基督教在溫州蓬勃發展的特殊歷程，也由於溫州佛道教和民間宗教的興盛情形，溫州的確可以作為中國宗教發展的一個重要觀察站，那裏的變化可以看作中國宗教發展的一個風向標。
過去十幾年，我們一直在想方設法推動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理論研究中國宗教，最先是開展田野調查，然後進行了半結構性訪談，後來又應用問卷調查和口述史方法。在這個過程中，我非常高興地看到很多中國學者投入到當代中國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很多國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投入了人力和物力，開設了課程，很多中青年學者走向成熟。不過，也仍然存在一些偏裨和不足，這裡僅舉兩例。
比如，至今有人誤以為，田野調查，或者對於日常生活的觀察，都屬於人類學。其實，這樣的研究也可以是社會學性質的。社會學研究不侷限于定量的分析和統計模型的建立，也不侷限于組織制度的分析，而是可以用田野調查的方法、深度訪談的方法、社會歷史的方法，對於微觀個體、中觀群體、宏觀社會進行實證分析。社會科學各學科彼此交叉，甚至難解難分，有些研究需要使用多種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逼近事實真相和全貌。
再比如，有人認為宗教研究需要靠無神論學者，宣稱只有他們才能建構超越宗教侷限的理論。其實，沒有親口品嘗梨子，怎能知道梨子的滋味？無神論者對於宗教的拒斥本身，就註定了他們難以客觀，意識形態的堅持更讓他們難以實事求是。與此相反，假如一個人真誠相信上帝掌管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職責就是客觀地觀察和記錄事實，理性地提出符合邏輯的解釋，那麼，他的研究可以做到更加客觀，更有深度，更有廣度。能否做出高水準的研究，不在於是否相信神靈，而在於社會科學方法的掌握和應用，在於社會科學原則的持守，在於邏輯思維和理論的能力。
在宗教研究中，教內和教外學者的結合，在當下的中國尤其重要，因為在無神論意識形態主導之下，各個宗教都處於弱勢，宗教信徒不得不小心謹慎地自我保護，對於外來人的學術研究常常懷有疑慮和懼怕。有些重要資料，只有教內學者才能獲得。我們在進行七大信仰體系商人的信仰與信任研究時，就盡力安排認信或者熟知某個信仰體系的學者去訪談其中的商人。舍禾作為溫州教會的一員，因此俱有天然優勢，獲得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他的學術自覺和批判性反思，使得他處處留意超越主觀侷限。不過，此書不是學院派純學術的著作，作者對於很多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作為其中一員的反思，積極探索未來發展方向。對於我這種學院派學者來說，他的這些反思本身，也成為很有價值的研究資料。
對於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宗教進行學術研究，歷史尚短，積累尚淺。在前期的總攬概觀之後，非常需要深入細緻的研究。其中，區域宗教的深入研究和多種角度的研究，是個很好的路徑。中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很大，從地理環境到人文積澱，從經濟發展到政治環境，每個地區都有所不同。我們近期開展中國宗教的地理信息系統研究，將對不同地區的多種宗教進行綜合分析研究，對於浙江的宗教生態，也已經有了更多的認識。
總而言之，舍禾對於溫州基督教近代、現代和當代歷史記錄和現實反思，為讀者和其他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並且有深刻的反思內容，彌足珍貴。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看到有人撰寫寧波基督教歷史、杭州基督教歷史、金華基督教歷史、河南平陽基督教歷史、安徽阜陽基督教歷史、山西臨汾基督教歷史，等等。當然，我也希望看到有人撰寫其他區域、其他宗教的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
楊鳳崗
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
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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