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

 
一個逃亡社區的故事，一本揭開美國當代社會痛處的民族誌，一個一腳踩上研究倫理爭議的社會學新星。
刑事司法系統的大規模擴張如何介入美國貧窮黑人的街區，讓生活其中的黑色男孩逃無可逃？
 
★★黃克先（臺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專文導讀★★
 
　　《全員在逃》做為城市民族誌研究，描述六、七○年代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進展，如何從八○年代開始，因打擊犯罪與反毒戰爭的開展，使黑人社區落入新時代的「種族隔離」，其一是因為貧窮，其二是因這些社區淪為高犯罪區域。研究者愛麗絲．高夫曼想要問：為什麼進監獄的都是窮人？而且不成比例的都是黑人？為什麼四分之一的黑人小孩必須經歷父親身陷囹圄的童年？為什麼當其他年輕人忙著學業與成婚，卻有另一些年輕人在監獄中度過黃金歲月？而又是為什麼，黑人社區要區分出乾淨的人與骯髒的人，體面的人與街頭的人。愛麗絲．高夫曼的研究赤裸揭露這些被封閉在黑人底層社區裡的生命經歷。

　　愛麗絲．高夫曼的父親是曾著作《汙名》的著名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愛麗絲大學時代因在學校餐廳打工，偶然成為黑人同事蒂娜的家教，於是以蒂娜家族為核心，愛麗絲在費城黑人區開始進行六年的田野觀察。她努力克服身為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恐懼與無知，學習黑人的語言，成為第六街老大哥邁克、查克的死黨，還乾脆住進第六街，本書的方法論附錄詳細說明她偶然進入田野成為研究者的經過，甚至坦承友人查克遭槍殺身亡時，她明白了仇恨是怎麼回事，因為她一度想要去尋仇。愛麗絲高超的田野描述能力使她的研究極度吸引人，但這些故事的客觀性、真實性與是否違反研究倫理，也使愛麗絲飽受批判。

　　即便後續爭議不斷，本書第一手的底層研究或許仍舊對美國是否進入大規模監禁社會提出有力質疑。四十年來美國對打擊犯罪的政策日趨嚴峻，讓黑幫入獄的比例達到史上新高，也撕裂了在監獄之外人們的生活。「第六街」這個充斥逃亡的社區，就像是美國大規模監禁隱藏著的陰暗面。在反省「打擊犯罪」及「對抗毒品交易」的同時，本書點出了司法系統和嚴峻的打擊犯罪政策所無法顧及、甚至大幅損害的面向：對於人權的嚴重侵犯以及民主精神的逐步淪亡。

本書特色

　　如果《階級世代》是全面檢視美國一九五○年代以來不平等的社經條件如何具體地展現在家庭與教育，成為孩子機會的不平等，那麼近幾年最受矚目的年輕社會學家之一愛麗絲．高夫曼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將是細描一個黑人街區，將這些不平等變身恐怖事件，而這些事件是美國很多黑人從小生存的街頭，同樣一個社會，為什麼有人長大是進大學，有人卻是進監獄？這本民族誌就像一部細膩的紀錄片，看見這些在逃亡中不斷墮入邊緣的年輕生命，並且思考以治安之名的警察社會如何成為社會不安的來源。也成為呼應《在世界與我之間》的一部社會學著作。
 
＠對於美國嚴刑峻罰政策與高入監率的反省
　　上個世紀七〇年代開始的反毒戰爭（War on Drug）以及之後的嚴刑峻罰政策，原始的目的是希望降低犯罪率，但卻造成了美國的高入監率，在OCED諸會員國中，美國的入監人口明顯高於其他成員，每十萬人就有716人在監獄裡。
　　監禁一個人每年要花四萬美元，這些錢來自納稅人的稅金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如果將大筆經費花在獄政，就等同對其他領域，如房屋補助、食物券及幼兒照護造成排擠，這些都是貧窮且弱勢的社群特別需要的（本書描述的黑人貧窮社區亦屬此類）。當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滿足，犯罪率自然升高，貧窮且弱勢社群的犯罪情況因此也陷入惡性循環中。
　　同樣年紀的年輕人，即便有差不多的行為（無照駕駛、在學校裡和同學打架、吸毒），只因族裔與出生區域不同，受到的監控與法律上所獲得的評斷也不同，他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舉行成年禮：一個大學裡期待著未來的美好生活，另一個則可能在監獄，連保釋費都付不出來。
 
＠深入當地的民族誌，帶讀者看見美國底層的某一張臉
　　本書作者高夫曼在化名為「第六街」的黑人貧窮街區住了六年，與當地青年成為朋友，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從而也讓人看見深藏在現代美國底層的另一張臉。那裡的年輕人，每日活在被拘捕、被監禁的恐懼中，不論在家裡或路上，時時刻刻都處於在逃（on the run）狀態，而與他生命交疊的人，例如他的媽媽與女友，甚至是孩子，也因這種動蕩不安的生活狀態而大受影響，無法擁有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也無法進行長期的生命規劃，這使得一整個社群，都恆常處於不穩定的「逃跑」狀態中。種種狀況與他們所面臨的限制，可能是生活在僅僅幾個街區之外的人們所無法想像的。愛麗斯‧高夫曼的這本民族誌，讓原本陌生的彼此（美國不同族裔間、讀者與書中的人物間），有了相互理解、對話，甚至改變的可能。
 
＠對於特定人士大幅且全面的監控與監禁，等於民主的實質消亡
　　經過黑人民權運動的多年努力，美國不再有種族隔離政策（JIM CROW），法律上也不再有種族種性制度，甚至還選出了有黑人血統的總統（這個總統還連任了）。黑人看似已獲得充分且完全的公民權利，但是在現行政策下，針對「高風險犯罪區域」進行全面且嚴密的監控，讓特定族群的日常生活毫無隱私、凡事都被犯罪化；不斷讓他們在法律系統裡犯錯；不斷讓他們原本就已弱勢的社會經濟地位更加脆弱，不斷用各種手段傷害與縮減他們實質的公民權利，這本身就是對於（集體）人權的剝奪與侵害，也是民主體制消亡的開始。
 
＠一本由新興社會學學家所撰寫，受高度矚目與高度爭議之作
　　這本深入的民族誌，精彩卻也殘忍地揭開了美國貧窮黑人社群的生活實況，讀來充滿戲劇張力，可謂民族誌的當代經典之作。但也因為描述的細節過於寫實，曾在美國學界引發是否造假的風波。作者為了保護當事人，原有手記與硬碟皆已銷毀：這也引發了民族誌此一調查與寫作方法的倫理問題：如何在保護當事人（社群）、深入調查但不過度涉入作者的主觀及是否能通過可信度的審查間取得平衡。本書原本的出版社芝加哥大學已為本書真實性背書，而不論讀者認同或反對這本書的書寫角度與手法，本書都是社會領域的讀者，特別是進行田野調查領域的讀者重要的參考著作。
 
＠臺灣讀者必讀理由
　　本書是近年最精采與廣受討論的社會學研究，除了理解美國社會的問題，閱讀有高超敘述能力的學術著作，更能在學者面對社會幽暗的熱情感染力之中，進一步思考我們社會當中類似部分族群的不平等問題，以及他們的社經弱勢與悲慘際遇往往只是結果，並不是本身條件的問題。

　　「高夫曼這本《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是我所知道對於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美國悲慘底層的最好診斷。儘管充滿了社會的苦難與支離破碎的關係，她仍舊為我們的同胞如何為了自己的理智與尊嚴而奮鬥，留下一份細緻的分析以及令人傷痛的畫像。」──康乃爾．韋斯特（Cornel West，美國當代哲學家）

　　「這是一本展現高夫曼學術研究的卓越編年史，細節來自做為『參與的觀察者』的個人經驗，並以誠實與同情的方式呈現。」——《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一部充滿力道的作品……很顯然的，高夫曼不僅研究產出了這本書，她更活在其中……對於一些年輕美國人而言，種族依然是能否追求幸福的關鍵性預測指標，本書是關於此一主題的精采紀錄。」——《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一份無與倫比的調查報告……本書的細節和高夫曼掌握主題動機的能力令人驚異，且令人震撼。」──《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中，交織著心碎與洞悉、悲傷與糾葛。高夫曼替複雜的年輕生命展露令人動容的曲線，他們在費城黑人社區日常就是成為非法之徒。」──卡洛．史塔克（Carol Stack，美國社會學家，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作者）

　　「《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非常引人入勝，對於許多生活在名為美國城市的殺戮場域中的年輕黑人來說，這是一份清晰及冷靜的報導。本書揭露了這些人及其家人被嚴密監控的日常生活，並挖掘出那些他們被對付、被嚴重異化，並成為監獄工業複合體燃料的證據。」──以利亞．安德森（Elijah Anderson；美國社會學家，Code of the Street作者）

作者簡介    

愛麗絲．高夫曼　Alice Goffman

　　一九八二年生。美國社會學家及城市民族誌學者（Urban ethnographer），目前為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系助教授與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訪問學人。

　　高夫曼在費城長大，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得過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二○一一）。

譯者簡介
    
李宗義

　　畢業於政大英語系、東亞所與清大社會所，現於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任教，曾經翻譯十幾本作品，包括著名政治學者普特南所寫的《階級世代》（Our Kids）。

許雅淑

　　畢業於臺大圖館系、清大社會所碩士，目前為清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曾經翻譯十幾本作品，題材橫跨各種不同領域，近年關心文創產業的社會經濟影響，在養育小孩與奮力掙脫學術漫漫長路等現實困境中打滾，仍固執地熱愛著不被視為學術正業的翻譯工作。
 

＃＃＃內文試閱 1 ＃＃＃
 
【導論】
       
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美國黑人取得幾世紀以來老是被排除在外的各種公民權。不過當他們成功捍衛投票權、遷徙的自由、大學入學與落實職業選擇的同時，美國也開始建構一套前所未有、開啟國際先例的刑法體系。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聯邦與州政府開始頒布一系列法律，加強對持有、購買與販售毒品的處罰；針對暴力犯罪制訂更嚴峻的制裁；街上警察與其逮捕的罪犯人數都大幅提高。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都市地區街頭犯罪的數量急遽上升，左右兩黨的政治人物都將嚴厲打擊毒品與暴力視為政治與實務上的解決之道。到了八〇年代，古柯鹼（crack cocaine）引發貧窮少數族裔社區的犯罪風潮，進一步帶動從前幾年開始的嚴刑峻罰政策（punitive crime policies）。
       
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的犯罪與暴力開始下滑，但嚴刑峻罰依舊。一九九四年「暴力犯罪控制與執行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投入數十億美元聯邦預算到全國的都市警察機構，並創立五十條全新的聯邦罪行。布希總統的第二任任期（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八），由於警方與公民領袖幾乎一致推崇打擊犯罪政策，聯邦與各州警察機構、特勤單位（special units）與部門也就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這些政策不但加強對暴力犯罪的處罰，也增加賣淫、遊蕩、賭博與持有毒品的刑責。
       
這段嚴懲犯罪的時期深深影響並改變了美國管理國內各城市貧民窟的方式。整個二十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裡，警方完全忽視貧窮與隔離的黑人街區，例如第六街。一九三〇到一九八〇年代間，美國人目睹了黑人大遷移（Great Migration）、限制種族住宅契約（restrictive racial housing covenants）、美國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失業率上升、社會服務削減、毒品交易擴張，以及許多黑人中產階級遠離主要城市的貧窮與隔離區 ，根據觀察者第一手的報導，在隔離的黑人街區中，警察不是無心戀棧、不見人影，不然就是貪污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