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高跟鞋與吳爾芙：一部女性主義論戰史

序／在地雷區舞蹈
 
第一部：文學論戰
──誰怕吳爾芙：女性主義文學經典論戰
──誰的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與女性主義思想之戰
──閣樓上的瘋女人：《簡愛》的女性主義論戰史
 
第二部：性論戰
──性革命：從金賽性學到女性情慾新浪潮
──性論戰：反色情與性激進的女性主義戰爭
──性別惑亂：從女同志連續體到T／婆美學
 
第三部：文化論戰
──壞教慾：羅曼史與女性主義愛恨史
──千面女郎：電影與女性主義觀看史
──偷穿高跟鞋：時尚與女性主義爭議史
 

序

在地雷區舞蹈

　　一九八〇年，卡拉德尼（Annette Kolodny）在《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上發表〈舞過地雷區〉（“Dancing through the Minefield”）。所謂的「地雷區」，指的是女性主義批評家在學院中面臨的重重危機。男人要不是指控她們扭曲文本，誤讀經典，就是嘲諷女性主義批評前後矛盾，散亂無章。相較於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女性主義批評似乎難以溯及單一源頭，缺乏中心思想。面對這樣的控訴，卡拉德尼倒不急著彰顯女性主義理論的共同根基。相反的，她坦承，女性主義批評的「去中心」正是她驕傲擁抱的特色。對卡拉德尼來說，所有的女性主義閱讀都是平等的。相較於中心思想，女性主義者應當擁抱「愉悅的複數主義」（“playful pluralism”），視多元差異為女性主義的可能，而非侷限。

　　出乎卡拉德尼意料之外，〈舞過地雷區〉一出版便引發爭議。有人說，女性主義批評不像卡拉德尼描述得那麼缺乏體系，至少可以分為自由、基進與社會主義三條路線；有人不滿卡拉德尼只提及白人異性戀批評家，忽略了黑人與女同志；更有人說，卡拉德尼表面上擁抱「複數主義」，實際上卻打算把「好女性主義者」送入學院，建立權威1。  卡拉德尼原想邀請女性主義夥伴一同拆除地雷，好讓後輩能以輕盈的姿態「舞過地雷區」，最後卻反過來開闢另一片戰場，點燃女性主義學界的熊熊戰火。

　　當然，學界針對卡拉德尼的批評不盡公平。卡拉德尼自己說了，她在文章開頭提及的女人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女同志；而黑人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貢獻，是她在下一篇文章才要專心處理的主題。之所以不以自由、基進與社會主義來區分女性主義批評，是因為她相信流派的界線曖昧模糊，難以對應文學評論的複雜面向2。  但是，卡拉德尼真正的盲點，或許不在於對流派的迴避，也不在於對黑人與女同志的忽視，而在於她還沒意識到，女性主義閱讀並不總是「平等」的，女性主義者所面對的批評聲浪也並不總是來自男人。一九八〇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示的不只是女性主義理論得來不易的學院認可，更是女性主義運動無從掩飾的內部矛盾。是這樣的內部矛盾粉碎卡拉德尼的烏托邦理想，讓我們明白，談女性主義，我們不可能只談多元，不談衝突；只談流派，不談分裂。一旦迴避衝突與分裂，女性主義的歷史就不可能完整。

　　《性、高跟鞋與吳爾芙》正是一部由衝突與矛盾組成的女性主義史。書名的靈感來自六〇年代的經典神話：性、藥與搖滾樂。這三個元素分別象徵了女性主義論述的三大戰場。吳爾芙（Virginia Woolf）對應的是女性主義者的「文學論戰」。對很多人來說，珍奧斯汀（Jane Austen）、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與吳爾芙是無庸置疑的「女性主義作家」，《簡愛》（Jane Eyre）與《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也是無庸置疑的「女性主義經典」；對八〇年代的女性主義學者來說，這些「經典」卻是開啟論戰的起點。我們將看到《自己的房間》如何在八〇年代掀起文學界的世紀論戰，體現出英美與法國女性主義在大西洋兩岸的激烈衝撞；珍奧斯汀如何點燃女性主義者的「思想之戰」，間接推動酷兒文學批評的發展；《簡愛》又如何引發女性主義學界的「內在革命」，化為新歷史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的核心戰場。這些論戰一再告訴我們，沒有永恆的「女性主義經典」，也沒有不變的「女性主義閱讀」，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在半個世紀以來，反覆開啟女性主義學界的詮釋戰爭，讓我們得以透過文本的裂縫，一窺情慾、階級與殖民問題的多重矛盾。

　　性對應的當然是「性論戰」（feminist sex wars）。作為核心爭議，性論戰幾乎貫穿了整部女性主義當代史。一般而言，我們將一九八二年的「巴納德性會議」（the Barnard Sex Conference）視為女性主義性論戰的起點。不過，性論戰有前因，也有後果。我們將回到二次大戰後的美國社會，看看戰後性學如何帶起女人的「性革命」，而女性主義者對「性革命」的矛盾情結，又如何間接導致八〇年代的「性論戰」。我們也將重返巴納德性會議，以及「巴納德」前後的相關戰爭，看看「反色情」（anti-pornography）與「性激進」（sex radical）的意識形態矛盾，如何從七〇年代下半葉的舊金山灣區一路延續至今。當然，性論戰不只是女性主義的，更是女同志的。從七〇年代起，「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與「性激進女同志」對性政治的詮釋歧異，掀起了女同志社群內部的激烈論爭。一如文學論戰，「性論戰」體現了性別、情慾與種族的複雜交織，迫使我們看見黑人、T／婆與愉虐實踐者的地下慾望。這是為什麼，女性主義的性論戰會間接催生「酷兒理論」（queer theory），讓酷兒學者在九〇年代以後，繼承性論戰的思想遺產，開闢屬於自己的全新戰場。

　　最後，高跟鞋象徵的是女性主義者的「文化論戰」。如果有什麼與色情同等爭議的話題，那顯然是同樣出自文化工業的時尚、羅曼史與好萊塢電影。在早年女性主義論述中，「反時尚」與「反羅曼史」是普遍的立場；自七〇年代下半葉起，新興的女性主義學者接連翻轉通俗文化的既有定義。羅曼史原先被視為洗腦女性大眾的「讀／毒物」，卻在精神分析與讀者反應理論的重新詮釋之下，化為抵抗婚姻與家庭體制的「雙重文本」；時尚原先也被視為箝制女性身體的工具，卻在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嶄新視野之中，化為改寫性別與慾望結構的重要媒介。如果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好萊塢電影單單滿足「男性觀者」（the male spectator），八〇年代以降的女性主義者則強調女人進行「跨性認同」（trans-sex identification）、「同性凝視」（homoerotic gaze）與「酷兒閱讀」（queer reading）的可能。這一系列的辯證不只讓陰性文化產物獲得學界重視，更讓流行文化發展為另一個核心的女性主義論述戰場。

　　無論是性論戰、文學論戰還是文化論戰，一波又一波的爭議提醒我們，女性主義未必照著「流派」平行發展，也未必循著線性敘事前進。曾有人說，女性主義終有一天會死去，因為我們將會抵達性別平等的未來。但這樣的說法預設的是女性主義的進步史觀，性別政治的齊頭並行。在寫完這本書的當下，我反而深信，女性主義不會有死去的一天。只要還有矛盾的可能，曖昧的空間，女性主義就會反覆重生，不斷進化，持續伴隨我們在地雷區上無畏地舞蹈。